三国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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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帝议遣宣王（即司马懿）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遂以四万人行。及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时攻，群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召宣王还。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2）明察断狱。《三国志》卷22《陈矫传》引《世语》：
刘晔以先进见幸，因谮矫专权。矫惧，以问长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曰：“刘晔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鉼授之，矫辞。帝曰：“岂以为小惠？君已知朕心，顾君妻子未知故也。”
《资治通鉴》卷71太和三年（229）载：
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尚书卫觊……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三国志》卷3《明帝纪》载青龙四年（236年）诏：
郡国毙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阱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
（3）比较能容人直谏。《明帝纪》注引孙盛曰：
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髪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
陈寿在《明帝纪》评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明帝纪》注引《魏书》亦言曹叡：
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杀谏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见的，这算是他的特色。
曹叡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虽然他在位时期，魏国疆域比较大，总的讲军事、政治、经济诸情况也不坏。但他统治的最后四、五年，即自蜀相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的奢侈淫佚的本性充分暴露出来了。于时大修洛阳宫室，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使百姓“力役不已，农桑失业”。他“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可”。“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谏曰：“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醜恶乃出与士……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高堂隆也上疏说：“今天下凋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稟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除了高堂隆和张茂以外，其他进谏的还有二十余人。曹叡对之虽不加诛贬，亦不采纳其言，照旧大兴土木，致使国用匮乏，人民困苦，而日后曹魏政权之被司马氏所取代，亦与曹叡之奢淫过度有一定关系。曹叡的统治还有一个重要的失误，则在确定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方面。
曹丕即位后，对于曾经帮助他当太子有功的臣僚贾诩、桓阶、陈群、司马懿等都予以重用，其中名士世族陈群甚至被任为镇军大将军、领中领军，录尚书事，另一世族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样，便打破了已往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黄初七年（226年）曹丕临死前，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往后五年中，曹休、曹真相继死去，陈群只担任文职，统兵大帅惟余司马懿一人。司马懿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灭公孙渊，有很高的威望。当时曹魏统治集团内部有权势的大臣，除了司马懿以外，应推掌管机要的刘放和孙资。刘放、孙资在曹操时即已为秘书郎，曹丕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曹叡对二人尤为宠任，当景初二年（238年）曹叡考虑是否派司马懿去讨伐辽东的公孙渊时，刘放、孙资曾加以赞助，故辽东平定后，放、资以参谋之功，各进爵，封本县侯。由此可知，掌握机要的刘放、孙资和统兵大帅司马懿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好的，他们日后勾结在一起，就成为曹魏政权的隐患。据《三国志》卷22《陈矫传》注引《世语》说：
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三国志》卷25《高堂隆传》载高堂隆临终口占上疏说：
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
陈矫对司马懿能否忠于魏室既表示怀疑；高堂隆所说鹰扬之臣也显然是指司马懿的。曹叡在位正当魏国兴盛时，然内部已经埋下了权臣擅权的种子。可是曹叡本人对此并无深刻察觉，对个别大臣的直言微意亦未能认真思考，自然也就无何对策了。
曹叡本人没有生儿子，按理说，他应当从父、祖后嗣中择立贤而长者，可是他却收养了两个婴儿曹芳和曹询作为己子。他所以这样作，是为了自己有“后裔”可以接替帝位，而不顾国祚之能否确保。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重，始正式指定齐王曹芳为太子。《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魏晋春秋》言曹芳：“或云任城王楷子”（即很可能为操次子彰之孙）。当时曹芳年始八岁，如何能支撑起外对吴、蜀，内有权门势族的艰巨重任呢？所以陈寿在《三少帝纪》评论说：
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陈寿首先指出曹叡应择立有为的长君，以维持曹氏的国祚，是极中肯的。他又指摘曹叡对司马懿托付不专，一定要在司马懿头上加一曹氏亲族，致使两个辅臣争权相讧，则用意颇为深婉。因寿为晋臣，不得不如此措词，实则寿的真意还是认为既已令曹爽辅政，就不宜再让异姓枭雄司马懿参与，以造成“曹爽诛夷、齐王替位”，使政权归司马氏的结局。
对于选择辅政大臣，曹叡原来也曾产生过“使亲人广据权势”的想法，而且当他病重时，也曾拜少时与他同居相爱的曹操子燕王宇“为大将军，嘱以后事”。使宇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等共辅政。这样，燕王宇等执政之后，必然要斥退久典机密的刘放和孙资。因此，引起了二人的激烈反响。他们以先帝遗诏藩王不得辅政的理由作挡箭牌，并制造了毁谤燕王宇等的谰言。这时，曹叡头脑已经不大清醒，而且其父曹丕过去排斥亲兄弟的流毒也还在曹叡脑际徜徉作祟，所以听从了放、资的谗言，而免燕王宇等官。放、资接着就推荐曹爽与司马懿共辅政，曹叡也表示同意。燕王宇的被斥退和曹爽、司马懿上台，是关系魏政权由谁领导的大事，以“凡品庸人”的曹爽而与“情深阻”、“多权变”的枭雄司马懿并肩共事，其危险性已为当时有识之士所料知。
总之，曹叡确定皇位继承人和辅政大臣的两项措施，都不利于其政权的延续。
二、司马懿和曹爽两派的矛盾与曹爽被杀
景初二年（237年）十二月，曹叡以宗室、故大司马曹真之子曹爽为大将军。次年正月，司马懿也自河内郡汲县应召至洛阳。三年正月，曹叡即病死。《资治通鉴》卷74景初三年条载其事云：
春，正月，懿至，入见，帝执其手曰：“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乃召齐、秦二王以示懿，别指齐王芳谓懿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懿颈。懿顿首流涕。是日，立齐王为皇太子。帝寻殂。
于是年始八岁的曹芳登上了皇帝大位，尊曹叡皇后郭氏为皇太后，给曹爽、司马懿都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二人各领兵三千人，轮流宿卫宫殿以内。终于出现了司马懿与曹爽的斗争。
从来两个大臣共同辅政，都有职任高低之分，不可能平起平坐，可是陈寿《三国志》并没有把曹爽、司马懿的主次交代清楚，只是说：“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宣王辅政”。事实上，曹爽是首辅，司马懿居次，因陈寿为晋臣，未便直截了当地叙出，只把曹爽排列在司马懿之前。以让后人追寻其真。二人刚开始辅政时，表面上还能和睦相处。史称“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曹爽也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谘访，不敢专行”。曹爽辅政后的第一个措施，即把司马懿由太尉转为太傅。《三国志》卷9《曹爽传》言这样作系“丁谧划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这种讲法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未必符合事实。当时的情况是：司马懿早已是居于其他军政要员之上的太尉。论资历、功勋、名望和同文武官员的关系，司马懿都远远胜过曹爽。曹爽原来只是一个武卫将军，他之成为首辅，主要是凭其为皇族。因此，曹爽恐司马懿不服，所以倡议把司马懿由太尉提升为太傅，这样，既无损于爽的决策大权，也给懿以最高官位的尊荣，正如曹爽在上疏中所说：“上昭陛下进贤之明，中显懿文武之实，下使愚臣免于谤诮。”司马懿既仍持节统兵、都督诸军，并录尚书事，则实权依然如故。
爽、懿共同辅政，前后整整十年，在前几年，从史书上还看不到二人有何直接冲突，不过，两个对立的集团已逐渐形成。据《三国志》卷22《卢毓传》载：
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乃以毓为光录勋。爽等见收，太傅司马宣王使毓行司隶校尉，治其狱。复为吏部尚书。
《三国志》卷21《傅嘏传》：
时曹爽秉权，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
《三国志》卷24《王观传》：
（王观）徙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司马宣王诛爽，使观行中领军，据爽弟羲营。
由上可知，在前数年，曹爽和司马懿还没有公开对抗，但已各有亲信。曹爽派有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及夏侯玄等；司马派有刘放、孙资、傅嘏、卢毓、孙礼、王观等。《晋书》卷1《宣帝纪》言：
（正始五年，244年）……尚书邓飏、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司马懿）止之，不可。爽果无功而还……
六年（245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
八年（247年）……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
由上可知，最迟到正始五年（244年），曹爽和司马懿的矛盾已趋激化。这时曹爽遇事已不再征求司马懿的意见，而是独揽大权。由于曹爽在军事方面缺乏权力基础，所以他打算通过伐蜀建立自己的威望。司马懿对军权更不放松，他辅政以后，曾经两次率军南征，以对付吴人的挑衅，结果都完成了任务。然而正始五年曹爽发动伐蜀之举，结果却无功而返。正始六年，曹爽毁中垒、中坚营，将兵属其弟中领军曹羲统领，司马懿对以上二事，都出面阻拦。由于曹爽是首辅，司马懿阻挡无效，懿乃暗中与其子师、昭策划清除曹爽势力的兵变。为了掩人耳目和麻痹曹爽，懿诈称有疾，不问政事。
曹爽集团中人对懿的称疾，亦有所怀疑。适逢曹爽派的河南尹李胜改任荆州刺史，李胜趁当外出之际，谒懿辞行，以探视其病情。懿亦知之，故意示以羸形。胜进入懿卧室后，懿令婢进衣，懿手颤抖过甚，持衣衣落。懿又指口言渴，婢进粥，懿不能饮入口中，粥皆流出沾胸。胜言：“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懿更佯装有声无气地说：“年老枕疾（懿时年七十岁），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司马懿故意把荆州说成并州，胜以为他真听错，因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懿更佯说道：“君方到并州？”胜又曰：“当忝荆州。”懿始说：“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胜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因此，爽等不复设备。
曹爽除对司马懿疏于防范以外，他执政稍久，骄傲自满的情绪也与日俱增，例如《资治通鉴》卷75正始九年（248年）载：
大将军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为伎乐。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其党何晏等纵酒其中。弟羲深以为忧，数涕泣谏止之，爽不听。爽兄弟数俱出游，司农沛国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TITLE＞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纳入者？”爽曰：“谁敢尔邪？”
曹爽以远支宗室，功绩未立，而独揽军国大权，开始辅政时，还能谨慎从事，过了几年之后，就滋长了骄纵情绪，以为自己真堪处群僚之右，再没有什么忧患了，这就为司马懿的夺权，提供了机会。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初六日，魏少帝往谒明帝高平陵。曹爽及其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也都跟随前去。于是司马懿使郭太后下诏关闭城门，懿父子紧急调集军队，占领储存兵器的武库。懿亲自率军出屯洛水浮桥。同时，懿令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据曹爽大将军营；令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曹羲中领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