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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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灌，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书》卷26《食货志》在以上引文下添了一段文字：
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或作“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关于邓艾开广漕渠的时间，由于古书记载有异，今人看法亦多不同。按邓艾受到司马懿赏识，在懿为太尉时。懿“迁太尉”在曹叡青龙三年（235年），那时司马懿的强劲对手诸葛亮虽已于前一年死去，但懿仍在长安驻防。及青龙四年，辽东军阀公孙渊叛魏，曹叡乃征懿“诣京师”，筹备率军往讨公孙渊事宜。是时曹叡“大修宫室，加之以军旅，百姓饥弊”。懿在出军前谏叡“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至景初二年（238年），懿始率步骑四万从京师出发，往讨公孙渊。懿在京师稽留达年余，邓艾以计吏得见懿，并被懿辟为太尉掾。景初二年（238年）年底，懿自辽东归来，经过河内郡汲县时，突然接诏令火速奔还。及懿到洛，已是次年正月初，曹叡病势垂危，于是大将军曹爽与懿并受遣诏辅少帝曹芳。芳即位，爽、懿并领尚书事，估计即在是年（239年），邓艾迁为尚书郎。《晋书》卷1《宣帝纪》言懿于正始元年（240年）“节用务农”，此与《三国志》卷28《邓艾传》所言“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的记述正相符合。故邓艾可能即于是年奉命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视察，因而提出在淮河南北进行大规模分兵屯田的建议，被懿采纳，“事皆施行”。《三国志》卷28《邓艾传》言艾“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晋书》卷1《宣帝纪》则言正始三年（242年）三月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始大佃于淮北”；又言正始四年司马懿“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按《宣帝纪》正始三年及四年的记述既重复，又头绪不清。《邓艾传》则系陈寿专门记述邓艾之事，自然较为可靠。《通鉴》采用了《邓艾传》的记述。但《宣帝纪》言邓艾在淮、颍二水修筑水利完成于正始四年的说法尚符合事实，因到正始四年晚些时候或稍后，邓艾就被调往关西参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总起来说，邓艾是于正始元年（240年）往淮南北视察，并提出了在淮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正始二年乃开始修广漕渠。大致经过两年时间，至正始四年邓艾在淮颍二水修建的水利工程基本完成，往后出现了“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的盛况。由后一句可知淮南北不仅有规模庞大的军屯，而且农官管理下的民屯，也广泛存在着。
邓艾不仅在淮南北兴办屯田有很大功勋，他到陇右后也有突出业绩。《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司马炎泰始三年（267年）段灼上疏说：
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身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
邓艾不仅为军士屯田如此辛劳，他任城阳相、汝南太守时，也同样注重农事，史言他“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他任兗州刺史时上言说：
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今使考绩之实，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
可见邓艾不仅自身注意积粟，而且还主张把能否积粟作为考核官吏的准则。
在讲述邓艾兴农积粟的事迹时，也不要忘记司马懿对邓艾的支持，在《晋书》卷1《宣帝纪》的记载上，往往把邓艾在淮南北搞屯田的事说成是司马懿的功劳。司马懿是在淮南北搞军屯的决策者，邓艾是执行者。《晋书》还有类似的记载，如《晋书》卷37《宗室·安平献王孚传》：
安平献王孚，……宣王次弟也……出为河内典农……明帝嗣位……转为度支尚书……孚以为禽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邦，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敌有备矣。
可是《晋书》卷1《宣帝纪》及《晋书》卷26《食货志》均言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或农丁五千佃上邽”。究竟徙冀州农丁五千佃上邽的事是谁主办的呢？看来是度支尚书司马孚先提出建议，经太尉司马懿同意并表请明帝批准后交司马孚执行的。由于司马孚先提出具体意见，所以《司马孚传》讲得很具体而详尽；由于司马懿支持了司马孚的意见，所以史臣也归功于司马懿。古史中类似这样的记述往往而有。
除了淮河南北与陇右两大军屯基地以外，其他沿边地带的军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正始年间，征南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的王昶，在新野一带“广农垦植，仓谷盈积”；征东将军、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也“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另外，嘉平二年（250年），镇北将军刘靖令军士千人，“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至景元三年（262年）谒者樊晨又对刘靖创建的工程加以扩修，”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灌田万有余顷”。
曹魏军屯生产者主要是现役正规军，他们在督将率领下，五里置一营，每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士兵与家口分离，采取什二分体制，即十分之二的士兵回去探亲，十分之八的士兵从事农耕和战守。所收粮谷全部交由度支系统的官吏保管分配。军士的衣食等生活用品从所收粮谷中拨给。士兵回家期间的稟赐常被停发。由于士兵皆为强壮劳动力，且水利灌溉条件优越，故淮南北四万人每年劳动所得除掉开支外，政府尚可得谷五百万斛，成为日后晋灭吴的重要经济基础。
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废止
民屯起自曹操都许之岁（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后共七十年。军屯倡于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故屯田可谓与曹魏之兴亡相始终。曹魏对屯田经营之勤，效果之显著，在历史上独具特色，至今仍为学人所重视。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说明屯田范围甚广，但主要集中在许、邺、洛及其邻近地区。邓艾言：“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可证许在屯田事业中之首要地位。而屯田亦借黄巾起义民众之人力物力始得创建。许，原为豫州颍川郡一县，位居中原，地势平坦，由水路入淮，可抵魏吴经常交兵的淮南地区，故不仅曹操在许大兴屯田，曹丕黄初二年（221年），改许为许昌，次年征吴，仍在许昌“大兴屯田”。邺，自建安九年（204年）为操攻占，操即以之为建立国本之地。曹丕时曾拟将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因朝臣反对，结果只徙了一半。曹叡时，“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足证冀州从事屯田的劳动者甚多。洛阳，居东西交通要道，地理条件更优于邺，故虽受到战乱的严重破坏，仍能恢复其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屯田兵民亦广泛布在洛阳四周。故当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时，曹爽在伊水南尚能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司马懿暗中策划诛灭曹爽时，曾布置其二子司马昭、司马望任洛阳典农中郎将，史言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民间”，至发动政变，“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以情实度之，其来自屯田兵丁之可能性甚大，盖屯田民除耕种外，亦为准军事力量。
邻近魏与吴、蜀交界地区，亦为魏屯田重点。操先令刘馥“镇合肥，广屯田”；又以仓慈为绥集都尉，“开募屯田于淮南”。而邓艾倡办之淮南北屯田，规模最大，成效斐然，前已叙及。在荆州方面，新野、襄阳、汉川为屯田据点；邻近蜀汉，濒临渭水之上邽、陈仓、槐里、长安均有兵民屯田。
曹魏选择屯田地点，除首先考虑军事需要外，还选择了交通要道与土地肥沃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为魏公后，因修建邺宫室，使冀州西部都尉从事梁习于上党取木材，“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建安十一年（206年）前后，操令国渊典屯田事，渊“相土处民”，即选择肥沃之地以安置屯民。又如当卢毓任谯郡太守时，曹丕“欲徙民于谯，以为屯田，而谯土地峣瘠，百姓穷困，毓愍之，上表徙民于梁国，就沃衍……遂左迁毓，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之”。
曹魏屯田，多选择有水利或易修渠堨之地。如邓艾在从陈、项至寿春一带巡视后，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因之著《济河论》一文，以阐述其主张，他终于创办了大规模的颍淮屯田，即此主张的成功体现。
曹魏屯田的作用，约有以下五点：
（1）提供了进行安全农垦的环境。汉魏之际，战乱、抢掠、流徙、饥饿、瘟疫、死丧诸险恶现象，恒见迭出，连到处抢劫的州郡士兵都经常填不饱肚子，有时不能不以蒲、蠃和桑椹充饥，甚至落得瓦解流离，无敌自破。高高在上的汉天子亦被迫流奔在外，皇后衣裳不完。群臣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寻食，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军士所杀。豪族世家亦多羁旅一方。广大贫苦农民中更不断出现“人相啖食、白骨委积”的情况。在以上种种情况下，纵然有土地、耕牛、农具，也不敢耕种，种了也难得收到手。诚如当时袁涣所说：“民之欲安，甚于倒悬”。所以曹魏的屯田纵然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剥削也很重，但毕竟给屯田民提供了安定生产的环境，使之度过最艰难困苦的日子。
（2）使许多不生产者转变为生产者。民屯上的生产者多来自流民、降卒，他们原来不能从事生产，现在把他们安置在国有土地上进行耕垦，使荒田废土重新长出庄稼，无疑是屯田的首要作用之一。
（3）造就了不少有作为的典农官与军政人才。曹魏对屯田积谷既颇注意，所任用的典农官多经过精心挑选，《御览》卷241引《魏略》言曹丕“以农殖大事，将选典农，以徐邈为颍川典农中郎将”。司马芝言“武皇帝特开典农之官，专以农桑为业”。由于典农官是专门负责屯田积谷的，其产谷积粮多少好坏，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治前途，故他们比地方行政官更关心农垦大事，担任过典农官的如枣祗、任峻、国渊、梁习、刘馥、仓慈、裴潜、卢毓、王昶、赵俨、司马孚、邓艾、石苞、侯史光、胡质等，对屯田都有较大建树，自裴潜向曹丕“奏通贡举，比之郡国”后，“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典农部民中相继出现了一些卓越人才，如邓艾、石苞就是其中佼佼者。
（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晋书》卷47《傅玄传》称：“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魏初屯田照顾到耕作者的实际能力，并非一味强迫广耕多种。为了提高产量，魏政府也注意兴修水利。由于农民缺乏耕牛农具，建安初，曹操采纳卫觊建议，设置盐官经营售盐，以其值市买犁牛，供给回到关中的农民耕作。魏设置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及监冶谒者，以经营铁的生产和铸造农具。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屯田生产，同时也免使无业农民被割据势力引为部曲。
（5）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尽人皆知，战胜攻取，离不开粮草供应。三国时战乱频仍，农事荒废，军粮接济更成问题。比如魏吴经常交战的淮南地带，双方不居者各数百里。故邓艾言：“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为此，邓艾倡办淮南北屯田，终收灭吴之利。所以说屯田的成功，是魏能战胜其敌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嘉平四年（252年），傅嘏论进军大佃之利曰：“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隙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曹魏屯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农民运送军粮的沉重劳役负担。
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种种弱点，所有政治、经济状况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趋于衰落同样不能避免，今试谈其由盛而衰的经过：
自黄巾等农民起义摧垮了腐朽透顶的东汉王朝以后，随之出现了群雄争逐的局面。那时，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旧过安逸的寄生生活，他们“捐弃居产，流亡藏窜”，有的还“飘泊风波，绝粮茹草”，甚至弃尸路途。战争固极残酷，却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残渣余孽。正因如此，当曹操成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远远胜于衰汉之世，史谓：“人拟壶飧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史书如此描述，虽涉夸张，缘当时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得不折节力行，以求登攀仕进之路，因之政风看好，阶级矛盾较前有所缓和，屯田事业亦赖之成功。但，屯田制度，毕竟是战时应急措施，至三分局面形成，战争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原来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获得的权势地位，侵夺公有田地和劳动力；屯田民亦不愿长此忍受强制军事编制的束缚和日益沉重的赋役剥削。因此，民屯便逐渐走下坡路，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载：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稟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四海为家，故《传》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