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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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材料说明在建安五年官渡战前的曹操辖区已经有按户征收绵绢的制度，至于此制度创始年月及是否为操新创，尚待研究。据《三国志》卷12《何夔传》载：
何夔……出为城父令，迂长广太守，郡滨山海，黄巾未平，豪杰多背叛，袁谭就加以官位。长广县人管承，徒众三千余家，为寇害；……牟平贼从钱，众亦数千，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旬月皆平定。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夔以郡初立，近以师旅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乃上言曰：“自丧乱以来，民人失所，今虽小安，然服教日浅。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所领六县，疆域初定，加以饥馑，若一切齐以科禁，恐或有不从教者，有不从教者不得不诛，则非观民设教，随时之意也……愚以为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业，然后齐之以法，则无所不至矣。”太祖从其言。
据上，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的时间，正在何夔任长广太守并平定管承等反叛时，我们如果能把何夔任太守及平叛时间弄清楚，操制新科又收租税绵绢的时间也就可以知道了。
如上所述，何夔在任长广太守前，曾任城父令。《何夔传》裴注引《魏书》说：
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
按刘备叛操在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则何夔出任城父令，至早也需到建安五年（200年）初，而何夔再迁长广太守的时间还在此以后，则可断言。
上面所引《何夔传》言在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以前，长广郡曾发生“牟平贼”从钱的叛乱，“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经查《张辽传》，张辽“别将徇海滨”在建安十年（205年）正月从操破袁谭以后。据《乐进传》：“太祖征管承，军淳于，遣进与李典击之，承破走，逃入海岛，海滨平”。《通鉴》将此事系于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何夔传》既将操下新科又收租税绵绢之事紧接长广郡平叛之后叙述，则其时间即在建安十一年八月稍后，可无疑义。
因此，《通鉴》应将“操制新科下州郡”一段文字移至建安十一年叙述，才符合事实。正因为《通鉴》误将此事提前了六年，紧接李通急录户调叙述，所以引起了史家的错觉，误认为操在建安五年（200年）已制定收田租户调的新科。事实是，操在战胜袁绍前，“诚不意能全首领”，那里能从事赋税改革！只有当操平定冀州以后，才具备以法令和制度来强化其统治的基本条件。至于在官渡决战以前操辖区已有向农民征收户调之事该怎样解释？我以为史书虽无明确记述，尚可由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自初平元年（190年）以后，中原战乱，人民死亡逃散，土地荒废不耕，物价波动剧烈，钱币流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按人丁征收算钱的制度，势必有所更改。因此，掌握军政财赋大极的州牧、刺史不得不在其辖区内改变征收赋税的措施，而将按人口年岁征收算赋口钱改为按户征收绵绢，因为户难隐藏而口易逃匿。至于这种赋税改革究竟由谁先提倡和执行，今史家均言系曹操率先改定，其根据有《三国志》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的记载：
及太祖辅政，迁沛为长社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
又《三国志》卷9《曹洪传》注引《魏略》曰：
太祖为司空，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邪！”
按谯县及长社县当时均属豫州，故知至迟至献帝都许后豫州已有按户征收绵绢之制。但以上两条引文，既未说明此制系操自创；也未言明创始的确切年月，如据此即断言系操迁帝都许后所创，证据尚欠充分。据《三国志》卷11《王修传》载初平中（190至193年），北海相孔融令王修守胶东令，“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所谓“发调”，自然也应同以上两条引文一样，均指按户征收绵绢之事。从这条资料，可知在献帝都许之三年前，青州北海国已存在按户收调之事。《三国志》卷6《董卓传》言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徙天子都长安后，“坏五铢钱……更铸小钱……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在这种“钱货不行”的情况下，中原各州郡自必改变向农民征收赋税制度。所以我认为户调制的出现乃献帝初平年间事，并非操独家新创。正因如是，所以到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因为这种下发到州郡的新科有关于征收田租户调的各项法律条文，故何夔根据所领六县的具体情况，请操许其“临时随宜”，暂缓“齐以科禁”。这样解释，我想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农民除了被封建统治者榨取田租和户调外，还有更繁重的徭役负担。徭役给被剥削阶级带来的困扰和灾难自古即很严重。三国时期，干戈不息，人民徭役负担尤为酷烈。例如当建安九年（204年）曹操进攻袁谭时，因川渠水冻，曹操为了通船，竟令农民凿冰，致使“民惮役而亡”，亡者被捉获之后，即处以死刑。又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操北征三郡乌丸，令民“堑山堙谷五百余里”。因为劳役繁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南阳间苦徭役”，于是侯音执太守东里兗与吏民共反。次年春正月，操病死于洛阳，因“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病，于是军中骚动，群僚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所有这类情况，都反映劳役之重已使人民难以忍受。曹丕继承王位后，言：“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说明当时百姓生活艰苦。曹丕口头上虽有恤民之语，还声称他嘉尚汉文帝的“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实际上，曹丕少时尝因向曹洪假求不称而怀恨。他为太子时，曾使曹植因人向钟繇勒索玉玦，父死不及两载，他即向孙权求取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玳瑁等多种南海珍品。凡此都说明他始终不脱骄贵公子之习。曹叡在位十三年（227年5月至239年正月），他自从劲敌诸葛亮死后，即大修宫殿，劳民伤财，群臣多谏，他虽不杀谏者，亦不改奢淫恶行。曹叡死后，曹爽与司马氏相继掌握政权，上层斗争至为激烈，唯于穷奢极欲、过度虐民方面，尚无重大劣迹，然内有所谓“淮南三叛”，外有对蜀、吴之役，劳师动众，运粮修路，无不出之于民，是知农民的痛苦与贫瘠，在近百年之三国史中固无时或已也。
一、农田水利与漕运
由于恢复生产与军事运输的需要，曹魏对农田水利与漕运相当注意，其中为农田灌溉而兴修的水利，有以下诸陂塘：
（1）太寿陂兴修于建安七八年左右，时夏侯惇领陈留太守，“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卢弼《三国志集解》卷9《夏侯惇传》引赵一清曰：“太寿大约在宁陵襄邑之间”。
（2）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曹操准备与袁绍交战前，任命刘馥为杨州刺史。馥在合肥建立州治，安集百姓，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八十里，陂周百二十余里，相传系楚相孙叔敖所造，刘馥予以重修。茹陂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吴塘在今安徽潜山县西北二十里。七门堰在今安徽舒城县西南百一十里。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刘敞写《七门庙记》，谓“七门三堰，灌田凡二万顷，实刘馥所造”。按刘馥死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至嘉祐已有八百余年之久，刘敞尚见百姓庙祀刘馥，说明人民对修渠兴利者深厚怀念。赵一清谓：“七门三堰者，堰在县七门山下，所谓鸟羊堰、千功堰、槽牍堰也”。
（3）魏文帝时，沛郡太守郑浑于肖（今安徽肖县西北）、相（今安徽宿县西北）二县界，兴陂堨，开稻田……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4）鄢汝新陂及小弋阳陂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豫州刺史贾逵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5）成国渠及临晋陂《晋书》卷26《食货志》谓：“青龙元年（233年），开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今陕西兴平县），筑临晋陂，引■、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
（6）戾陵堨及车箱渠嘉平二年（250年），刘馥之子刘靖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他在幽州州城蓟县西北的水上修筑了一个分水坝，分出来的水经昌平县往东至潞县（今北京市通县东），长约三十余里，称为“车箱渠”，渠水注入高粱河上游，共溉田万有余顷。
另外，魏文帝时，牵招为雁门太守，“郡所治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井水咸苦，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大约与此同时，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在河内沁水县沁水上垒石为堰，以资溉田，谓之石门，亦称“枋口”。魏明帝时，涼州刺史徐邈在今甘肃武威、酒泉一带，“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正始时，幽州刺史毌丘俭“穿山溉灌，民赖其利”。正始末，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亦“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以上堨渠，多为溉田而建。还有主要为军用及航运而开凿的，如：
（1）白沟即宿胥渎（黄河旧道）。建安九年（204年）春，曹操准备征袁尚，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淇水源出山西，经今河南淇县流入黄河。操在淇水将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以成堰，使水改道东入白沟。这个河口即称为“枋头”。白沟东北流至今河南内黄县城西，纳入自安阳方面流来的洹水后，与在其西的漳河并肩再向东北流去。曹操为了将白沟与漳河连接起来，又开了利漕渠。
（2）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操进爵魏公，实际即建立了魏政权。以邺为国都。为了加强邺与四方的联系，乃凿了利漕渠，渠西北起自漳水旁的斥漳（今河北曲周县），往东南至馆陶县的利漕口流入白沟。《水经注》卷10《浊漳水》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名‘利漕渠’”（清洹是白沟的另一名称，清指清河，洹指安阳河）。
（3）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北征乌桓，患粮不继，乃凿以上三个渠。自呼沲（即今滹沱河）凿入洠樱ㄉ嫌渭唇裆澈樱掠窝笄搴又撂旖蛉牒＃捌铰睬保淮記t河口凿入潞河（潞河是白河合温榆水后的下游水道，又名笥沟，即今北运河的前身），名“泉州渠”（因渠南起泉州县而得名，泉州县在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新河的开凿见于《水经注》卷14《濡水》：“魏太祖征蹋顿，与泃河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新河是沟通泉州渠与濡水（今滦河）的一条人工运渠。渠的西口，自宝坻县盐官口承鲍丘水为源，东流至滦县注入滦河。
操开凿以上各运渠以后，中原与河北、辽东等地的主要河道便可以互相通航。操自平定河北以后，即将视线转到经常与吴交兵的东南地区，故操及其后继者对从许、洛通向江淮的水道都致力修凿。建安七年（202年），操为了清除河北袁氏势力，曾在浚仪（今开封市）修治睢阳渠，以为运兵输粮之用。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操率军征吴，“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建安十八年（213年）及二十二年（217年）初，操两度进军濡须口，都是走的水路。操为了对付吴、蜀两大敌国，末年终于把政治中心放到洛阳。因之许昌和谯县同为魏伐吴的后方重镇。黄初六年（225年），曹丕为了伐吴，曾至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修讨虏渠（在郾城东），引汝入颍，以增加颍水水量。浮颍入淮，尤为曹魏后期水运要道。曹丕、曹叡统治时期，魏吴虽不时交兵，并无决定性的战役。三国后期，魏、蜀、吴三国皇室均呈现衰落景象，只有司马氏方兴未艾，不论在兴农、用兵和人才旺盛诸方面，司马氏都能有所作为。具体事实之一即司马懿与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兴水利与屯田，其实际情况，前已多次谈及，现只再引用《晋书》卷26《食货志》所述邓艾修广漕渠的一段话：
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由上可知，邓艾在颍、淮二水所修广挖深的河渠甚多，淮阳和百尺二渠也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而已。这些河渠不只是运送兵粮的主要航道，也有益于溉田兴农积粮。
二、手工业和商业
（1）手工业
曹操对关系军国之用的煮盐冶铁手工业极为重视，他说：“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操刚起兵时，亲自“与工师共作卑手刀”。见者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邪？”操曰：“能小复能大，何苦！”后来操制成“百辟刀”五枚，谓之“百煉利器”。这种防身利器，只给太子曹丕及其他称意的儿子。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时，“绍作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操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仅此一事，即说明操平日注意研制武器对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古时，人们认为担任军器制造的官职，没有出息。操为此特地给司金中郎将王修写信，告以司金中郎将之职，虽低于军师，然而从建功立业观之，尚胜于军师。后操物色韩暨为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谓熟铁一石，即120斤），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史称“暨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三国志》卷15《张既传》言：“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水排和水碓，东汉时已有人制作。三国时又推广应用于边远地区，技术上也有所改进。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司马懿镇关中，曾“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曹操时铁尚不敷用，故“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
盐的官营，尚早于铁。官渡战前，操使治书侍御史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觊给尚书令荀彧书，建议置盐官，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积赀购置犁牛，吸引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