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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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的官营,尚早于铁。官渡战前,操使治书侍御史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觊给尚书令荀彧书,建议置盐官,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积赀购置犁牛,吸引农民归来。荀彧即以卫觊之议报告于操,操从之,于是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并令司隶校尉钟繇治弘农。由此关中外出农民归者益多,而关中诸将亦服从。此事前已引述。又如《三国志》卷27《徐邈传》言凉州刺史徐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全三国文》卷35载卢毓《冀州论》,提到“河东大盐”,即今山西运城市解池生产的池盐。足见当时地方官员对经营盐业也十分重视。
《水经注》卷10《浊漳水》言曹操在邺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冰井台藏有冰、石墨,还有粟窖、盐窖。并言:“石墨可书,又然之难尽,亦谓之石炭”。石炭,即煤。操藏盐和石炭于台内,说明对之甚珍视。
三国时,纺织手工业遍及家家户户,故操能施行按户征收绵绢的户调制。操始有丁夫人,因故被遣送归家,后操往探视之,欲令俱归。夫人方织,踞机如故,终无一言。魏臣许允,以不党司马师,为师所杀,允门人走告允妇,妇正在机,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操之前妻与许允妇皆官宦人家之女,尚如是勤于纺织,一般民间织妇纺织之勤苦,自不待言。
纺织用机,三国时有很大改进。史称扶风马钧,巧思绝世,他改进了绫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此事后面再述。
曹魏的纺织产品,虽没有蜀锦那样著名,但蜀锦价格高,数量也有限,广大人民群众无缘穿著,只有富贵人家始能享受。魏的纺织业则丝织品与麻、葛布全面发展。齐地自春秋战国以来即号称“冠带衣履天下”;西汉时,“兗、豫之漆、丝、絺、紵,被认为系养生送终之具。鲁国之缟,以质地轻美闻名,故诸葛亮劝说孙权抗操时,将入荆操军喻之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何晏赞美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的缣、总和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的絺(细葛布)为魏名产;左思称赞“锦绣襄邑(今河南睢县)、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曹丕诏谓:“夫珍玩必中国,夏则缣、总、绡、繐,其白如雪,冬则罗、纨、绮、縠,衣叠鲜文”。另外,上党、平阳的麻织布,亦颇足称。曹操提倡节俭,连曹植之妻衣绣,都被处以死刑。这种严格禁奢措施,自然有利于麻葛织物的普遍发展。
(2)商业
东汉时,中原地区商业相当兴盛,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仲长统《昌言·理乱篇》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郡,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腐败,人祸災荒,纷至沓来。及至董卓之乱,中原扰攘,民弃农桑,生产衰落,衣食器用,无不短缺,商业几乎停滞,货币常不流通。曹操平定中原后,经济稍有好转。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继位为魏王,立即下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禦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于是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至黄初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魏置戊己校尉”。唯古代史家著书,多不屑记述商贾之事,所以留给后世的商业史料,至为零散缺略,且多系官方贸易。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
是岁(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方有事于西北(指刘备将来伐)……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丕父操刚死),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
《吴主传》载:嘉禾四年(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瑇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从以上两次魏吴交易可知,曹丕、曹叡父子所感兴趣的东西是海外珍玩,而孙权所需要的则是战马等军用之物。魏吴之间时有互掠对方人口财物的事,但二国交界线很长,且有江河水运之便,加以南北产物有异,因之以所有易所无的需要必然会促进相互贸易。唯当时只有最高统治者始敢公开与外交易,其他人私自对外交易是非法的。故当魏大将军曹爽附绢三十匹让江夏太守王经交市于吴时,王经不发书而弃官归。纵然如此,魏吴边境间的互市,还是未曾中断过。据《晋书》卷61《周浚传》载:
初,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今河南潢川西),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吴将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为将在秣陵,与敏书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场之上,往往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候者得珪书,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由上可知,纵然在两国边防军相对峙时,与军民生活攸关的商品交换仍在经常进行,唯常有互相袭夺行为。另外,在本国内地驻军中也有所谓军市。如《三国志》卷16《仓慈传》注引《魏略》载颜斐为京兆太守时事:
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裴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于斐前杖一百……宣王遂严持吏士,自是之后,军营、郡县各得其分。
可见在军市中县民常受军吏侵侮,当时管理军市的官吏,叫军市候。
在边境地区的贸易中,有地方豪强侵凌异域胡商之事。《仓慈传》言仓慈为敦煌太守时:
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象。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划面,以明血诚;又为立嗣,遥共祠之。
由上可知,在同西域胡商贸易中,敦煌豪族多侵侮胡商,而胡汉商民对善于扶助正常贸易的清官廉吏多怀感戴,视之为受大恩惠。可知大多数商民是衷心维护民族间和睦共处、贸迁有无的。只有少数地痞流氓才见利忘义、唯眼前的财利是图。仓慈与西域客商的融洽和睦关系,堪称古代贸易史上的佳话之一。
前已述及,魏、吴两国中后期,典农官令其部属营商之事都很普遍。这种情况表明社会生产有所恢复,也显示了贵族官吏带头掀起的奢靡之风已经抬头。突出的事例是魏晋之际身任荆州刺史的石崇,竟靠“劫远使客商而致富不赀”。对石崇的贪暴行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司马炎不仅不予以惩处,甚至还帮助大官僚皇戚王恺给石崇争靡斗富。从石崇成为著名巨富的事,也足以证明当时远使客商来荆州的众多及携带商品的珍奇贵重,否则,石崇怎能靠劫夺就发了横财呢?
富商大贾同贵族官吏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彼此勾搭以图更大利益的一面。两汉时,商人“交通王侯”、挤身政界的事例已屡见不鲜。汉末战乱,这种情况更属常见。例如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到涿郡贩马,因看中刘备有政治前途,遂多与之金财,使之合聚徒众。后来刘备在徐州遭遇重大挫败,“祖世货殖”的麋竺又“进妹于备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赖此军势复振。史言麋竺“干翮非所长”,可是因他赀财雄厚,仍能受到曹操、陶谦等青睐。麋竺先为徐州牧陶谦别驾,谦死,竺遵谦遗嘱,率州人迎刘备为徐州牧。后跟备投奔曹操,操用竺为嬴郡太守,竺弟芳为彭城相。麋氏兄弟宁愿跟随刘备,而不就职。史言公孙瓒:“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其中“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富皆巨亿”。由于行商坐贾遍及各地,所以魏、吴派出间者到对方去时,常冒充商贾以行计。凡此都说明三国时虽常有战争,商业并未停滞,商人的活动依然存在。
三、曹魏与倭人的和平友好往来
关于曹魏与周围各民族的贸易,本书在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当论及,现只谈一下魏与倭人——即三国时之日本的和平友好往来。
中国古籍有关日本的最早记载是战国时人所撰的《山海经》,其中有“倭属燕”的话,说明战国时燕国和日本至少已有政治接触。秦始皇时,徐市率领男女并携带五谷种籽至日本,止王不归。及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倭人各国使节通于中国者渐多。刘秀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国奉贡朝贺,刘秀赐其王以印绶。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师升献生口百六十人”。曹魏时,位于今日本本州近畿一带的邪马台女王国,下辖三十余个小王国,即《三国志》卷30《东夷·倭人传》中所载“今使译所通三十国。”陈寿言女王名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卑弥呼女王对魏极向往,前后两次派出使臣来洛阳。第一次在魏景初三年(239)六月,女王遣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诣带方郡太守,于是带方太守刘夏遣吏将送女王使臣一行至洛阳。那时魏明帝已于正月病故。由曹爽、司马懿共同辅佐少帝曹芳。其年十二月,魏帝诏书报倭女王曰:
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
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
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伞迨ァ㈢で辔迨ィ鹑晁坠敝怠S痔卮腿赙さ鼐湮慕跞ァ⑾赴嗷Y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録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次年(魏少帝芳正始元年,240年),魏令带方太守弓遵派人携带诏书、印绶、金帛、锦罽、刀、镜等物赴倭国,一并赐给倭女王卑弥呼。女王因使人上表谢恩。是为魏使第一次赴倭。
正始四年(243年),倭女王卑弥呼又遣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緜衣、帛布、丹木、■、短弓矢。魏又拜其大夫掖邪狗等为率善中郎将。是为倭第二次向魏奉献。
正始八年(247年),倭女王卑弥呼与所属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使诣带方郡太守述说相攻击状。于是太守王颀遣塞曹掾史张政等携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并为檄告谕之,是为魏使第二次去倭。这时卑弥呼去世,倭国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死者千余人,于是复立卑弥呼十三岁的宗女壹与为王,国中始定。张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献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是为倭第三次向魏奉献。
由以上九年中(239至247年)倭魏往来情况可以看出:(1)倭女王国初次给曹魏进献的贡物,仅有男女生口各数人及班布二匹二丈,说明不过是探测一下曹魏对其意向,虽云进贡,其态度乃是不卑不亢的。曹魏嘉其踰远渡海,乃厚加封赏。魏帝诏书也写得真切动听,慰勉有加。所有情节,以今度之,诚不免有大小国家间的不平等差异。然就当时社会发展阶段观之,诚不失为大小国家间和平往来的佳话。(2)倭女王国第一次向魏贡献物品虽极简朴,但第二次已有“倭锦”,第三次有“异文杂锦”,表明自从魏倭往来数年间后,倭国的丝织技术已从无到有,迅速提高。(3)倭女王初次遣使诣魏,只凭口头翻译,未见有书面奏疏,及与魏通使后,乃能利用汉人汉字,上表谢恩,表明倭女王国在文化方面亦有所进步。魏倭的和平友好往来,促进了双方文化经济的交流扣提高。
一、军士屯田
人们一提到三国时的屯田,就说:“吴不如魏,蜀不如吴”。实际,这话也未必很中肯,无论从封建统治者所花费的心思、难度和效果看,蜀汉的屯田都未必不如魏、吴。刘备在时,常征伐在外,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刘禅继位,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做主。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都遵守诸葛亮的成规行事,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身死,此后至蜀亡也只剩下十年,掌握军国权柄者,尚有大将军姜维及尚书令董厥、樊建等人,均为诸葛亮生前精心培养者。只因刘禅昏暗,晚年政治受到宦官黄皓干扰,至于衰败不振。由于以上情况,谈论蜀汉屯田便不能不集中研究诸葛亮对屯田及农战等的态度和具体措施。
尽人皆知,诸葛亮出来辅佐刘备,乃“受任于败军之际”,后来亮病死于渭滨前线,也是在两军对峙之时,所以诸葛亮一生事业,一直与战争相始终。亮之平生素志乃是为了给刘备父子重建刘汉政权,进而统一中国,其任务可谓至艰至巨。其一生所筹划经营的也以务农运粮和练兵作战为主,非战无以达其宿愿,不重视农业生产与军事运输就不能支持其以弱攻强的战争。从亮之治国行军措施看,他不仅多次进行北伐,而且在每次出征之前,都致力于务农殖谷,令军民衣食足而后用之。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收荆州江南四郡,始有一块立足之地,他使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蜀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伐吴,大败于猇亭,次年备死,亮辅政,“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后主建兴三年(225年),亮南征四郡,“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建兴五年(227年),亮率诸军出屯汉中,从此至亮死,他的主要任务是出师北伐和劝农积谷。他的事业固然建筑在役使农民当兵纳粮的基础上,但他先农后战的政策也是昭然若揭的。实际上,亮搞军士屯田早已开始了。如《水经注》卷27《沔水上》说:
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建兴六年(2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