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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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文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二人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里只谈谈他们的文学作品：
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文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文心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意思是说嵇康的文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气势和风度。阮籍遗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素称名作。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心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用了隐晦曲折的笔调。例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这首诗还是比较容易看出魏晋易代之际反映到阮籍心中的苦闷、畏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这种心情，也是后代文人士大夫所经常遇到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鸣，为人们所喜爱。又如：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借战国时魏国自取灭亡来影射曹魏权移司马氏。由于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战士离心，由于曹叡不能引用品才兼优的大臣，而托国于曹爽庸人，致为司马懿所啖食，酿成亡国易主的悲剧。又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
这诗说他自己本有济世志，但魏祚将移，既不能为权逆势力效力，而保持忠节荣名，对丘陇枯骨，亦有何益！不如走羡门子的求长生之路。实际，这只是他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
陈寿说阮籍“才藻艳逸”；刘勰说“阮旨遥深”，“响逸而调远”；钟嵘谓阮籍“咏怀之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因之《诗品》把阮籍的诗列为上品。说明魏晋南朝的人对阮籍的诗是评价很高的。
阮籍的咏怀诗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以咏怀为题的抒情诗，对陶渊明、陈子昂、李白诸名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阮籍咏怀诗中有些避世、求仙和宣扬老庄虚无思想的部分，在当时和后代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嵇康的诗文，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诗以四言为佳，例如他的《赠兄秀才从军》诗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是嵇康赠其兄嵇喜从军的诗，但诗中并未提到与从军有关系的事，所描写的悠闲情趣和高迈风格，却是属于他自己的。表明嵇康并不赞成其兄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行动。嵇康的散文很有名，共《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他好友山涛愿意拉他作官的意向，给以断然拒绝，并表示愿承受由此而招致的一切后果。从而宣告了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书中文笔峭直峻刻，刚毅不屈，恰似他的为人。
二、三国的书法与绘画
（1）书法
方块形的汉字，与其他用拼音字母构成的文字大有区别，汉字本身即是一种艺术，故郭沫若认为“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上面的字系先用毛笔书写，然后镌刻，刻时先直后横，而且在笔划上涂以朱墨颜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字迹鲜艳悦目。经周、秦、西汉长期演进，至东汉时出现了不少的书法大家。三国时虽戎马倥偬，书法人才仍有增不减。拿曹操来说，史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唐人张怀瓘著《书断》，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列为神、妙、能三品中之妙品，并言：“操子植，字子建，亦工书。”曹操辅政时，尚书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觊子瓘善草书，孙恒善隶书，恒撰《四体书势》，为书法史上之珍贵文献。其中谈到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另一书家梁鹄，对师宜官的书法加以精心揣摩，因而大有进境，以善书为选部尚书，掌管选官用人。时曹操欲为洛阳令，而鹄以之为北部尉。后鹄到荆州依刘表，及操入荆州，鹄惧而面缚向操请罪，操署鹄为军假司马，令在祕书，以写书自效。因此，操丞相府中，多有鹄手迹，操甚至将鹄字悬于卧室内，朝夕赏玩，终于得出了鹄书胜过师宜官的结论。自魏至晋，洛阳宫殿题署多出鹄手。据说鹄宜为大字，另一书法家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邯郸淳得力于东汉书法家王次仲。《四体书势》称“鹄之用笔，尽其势矣”。
魏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应推钟繇。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曹操执政，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官渡之役，繇送马二千余匹于操。后操征关西，得以为资。魏国既建，繇身居相国、太尉、太傅高位，死于曹叡太和四年（230年）。繇为书，师法工篆隶的曹喜、擅长行书的刘德升、长于八分的蔡邕，能颖脱而出，集各家之长。《书断》称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元常隶、行入神，八分、草入妙。”在书法史上，钟繇与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与时人胡昭并称“钟胡”；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可证其书法地位之崇高。
胡昭，字孔明，与钟繇同为颍川人。始避难冀州，辞袁绍辟命，遁还乡里，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当地疲役之民起而反抗曹操，但互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说明纯朴的人民，对于安贫乐道的士人，还是青眼相看的。史言：“昭善史书（即史籀大篆），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并见模楷焉。”
邯郸淳，亦颍川人，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自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操以淳为临菑侯曹植文学。时曹丕与植争为乃父继嗣，而淳屡向操称述植才，由是为丕所不悦。后丕称帝，尚未加害于淳，以之为博士、给事中。盖亦爱其才也。
韦诞，字仲将，有文才，善辞章，官至侍中、中书监。诸书并善，尤精题署，曹魏洛、许、邺三都宫殿台观多诞题字，南梁书画家袁昂称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钟繇少子会，字士季，亦善书，行、草兼美，工隶书，当司马氏攘夺魏政之际，会为司马氏腹心。司马昭令钟会统十万众伐蜀，邓艾之军自阴平道潜行，先到灭蜀。钟会忌艾功大，会用其“善效人书”的伎俩，遣使者于剑阁遮夺艾所上表而另摹写，令辞指悖傲，以使司马昭疑艾有异志，而达到陷害艾的目的。这是书法被人利用以遂其阴谋的事例。
孙吴书法家以皇象最有名。史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张超字）、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张怀瓘《书断》作“瘦”），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书断》言：“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抱朴子·外篇·讥惑》言：“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除此以外，吴尚有张昭善隶书；张纮善小篆；孙权善行、草书；孙皓善小篆、飞白。《书断》称：“吴处士张弘，字敬礼，吴郡人……并善篆、隶，其飞白妙绝当时……敬礼飞白入妙，小彖入能”。另有吴郡人沈友，“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
至于蜀汉，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称诸葛瞻“工书画”。元代人郑杓《衍极》称：“诸葛武侯，其知书之变矣”。元人刘有定注云：“先主作三鼎，皆亮篆、隶。八分书极其工妙，今帖中有”玄莫大寂，混合阴阳’等字。”从帖中八字含义观之，似属浅人伪托。然诸葛亮长于书画，当为事实。据说张飞亦善书，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6《张飞传》注引《名胜志·碑目》，有流江县题名云：“汉将张飞率精兵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石。盖飞所亲书也”。书虽未必为飞亲书，但若非飞能书，后人亦无缘杜撰。《三国志》卷42《谯周传》称谯周“尤善书札”。
（2）绘画
三国时最著名的画家当推曹不兴。不兴或名弗兴，吴吴兴人。以善画，名冠一时，长于人物及衣著。曾在长达五十尺的大幅绢上画人物，因心灵手快，须臾即成。所绘人物，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不失尺度，衣纹皱折，尤别开新样。《三国志》卷63《赵达传》注引《吴录》言：孙权使不兴“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足见不兴写生之妙，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不兴特擅长画龙。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言吴赤乌元年（238年）冬十月，弗兴画一赤龙，至刘宋时，为陆探微所见，而叹其神妙。由于当时佛教、佛画已传入中国，故不兴受其影响，亦画佛像，所以在画史上有“佛画之祖”的称号。
魏少主曹髦，亦以善画著称，其最擅长者为人物故实。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曹髦之画独高魏代。魏之徐邈、杨修、桓范、嵇康等；蜀之诸葛亮、亮子瞻、张飞均能画。许多绘画史著作提到吴王赵夫人，谓夫人系丞相赵达之妹。查孙权时任丞相者，并无赵达。《三国志》卷63《吴志·赵达传》中之赵达，乃系知术数者。魏国有一任校事的赵达，然史书均无赵达进妹于权之事。至于所传夫人为权作五岳河海城邑之形于方帛上之事，乃见于《拾遗记》，是书着重宣扬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故未可信。
总之，当三国军书交驰之际，书法之用，毕竟重于画卷欣赏，这也许是三国时绘画所以落后于书法的缘故吧？
一、马钧在机械学上的新成就
三国时代，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机械学方面，以马钧的创造最为突出。
马钧，字德衡，魏国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的事迹见于《三国志》卷29《方技·杜夔传》裴注引傅玄给他作的序文中。马钧原为魏博士，家境较贫，他拙于言谈而富有巧思。旧织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织布机上提综的踏板）”，“六十综者六十蹑”，既笨且重，织一匹绫要花费几十天的时日。马钧统统简化为十二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魏明帝时，马钧升任给事中，一次，马钧与散骑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为古代有无指南车一事发生争辩。高、秦二人不相信古人能造出指南车，马钧认为指南车并不难造。于是，二人请准明帝，令马钧试作指南车。果然一举而成功。人们认为这是一件奇迹，“从此天下服其巧”。当时京都洛阳可以种菜的园地很多，只是缺水灌溉。马钧为之作翻车，令儿童转之，于是井水源源流出，其浇水效果超过一般提水工具达百倍之多。有人给魏明帝贡献百戏木偶，设计虽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动作。魏明帝令马钧设法改造。马钧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车轮的东西，平放在地上，然后引水使轮转动，轮既动，上面的木偶也一齐动作，它们或击鼓吹萧，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掷剑，或缘绳倒立，形象栩栩如生，变化多端，使观者大享眼福。
马钧认为诸葛亮制作的连弩“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他可以增加连弩功效五倍。另外，马钧还拟制一种威力极大的攻城器具——发石车。但这两项计划，既遭到同行的嫉妒和责难，又为在位者所忽略，竟不能付诸实施，因此，傅玄感慨言之说：
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共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二、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
裴秀（223至271年），字秀彦，河东闻喜（山西今县）人，出身于官僚世家。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秀少好学，八岁能属文，博学强记，早获声闻。曹爽辅政时，任黄门侍郎。后受司马氏重用，官至尚书令、司空。司马昭前往淮南讨伐诸葛诞时，裴秀亦随从参预谋略，说明他有些军事经验。担任司空后，又掌管土地、田亩及地图制作等事务，他个人饶有绘制地图的兴趣与技能，因之在制图学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首先，裴秀创制了《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须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自此以后，直至明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前，我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可见其成就和影响是至深且巨了。
其次，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裴秀看到汉朝保存下来的一些地图既没有比例的表示，也没有方位的确定，连有名的山脉河流都不备载；一些地图虽有粗略的轮廓形状，但不够精确，难以依据；甚至有的地图更绘得奇形怪状，远离实际。为此，裴秀仔细钻研古代地理资料，比较了往古和当时的山脉河流、池塘沼泽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还查考了古代城市乡村聚落和水陆交通的变迁，运用其制图六体的科学方法，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另外，裴秀又将原有粗重的用八十■缣制作的《天下大图》，加以改造，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进行缩制，使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