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后期哲学思想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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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 ‘感性认识’。”（同上，第173—174页） 感性认识不能了解事物
的统一和关联，“但是我们能了解它，我们能用我们的理解力去了解它。用
理解力去了解，这一种认识，我们叫做 ‘理性认识’”。（同上，第175—
176页）。他指出，感性中觉得是同一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差别，感性中
觉得有差别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同一。这就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
艾思奇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其真理性也是由实践来证实。实践一方面
纠正主观错误，一方面又使人们开始新的认识过程，认识过程就是由感性到
理性，由理性到实践，由实践再到新的认识的无限的、螺旋式的循环往复。
他坚持了实践观。
艾思奇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他说，真理必须和客观事物一致，
不能由主观随意捏造出来，凡真理都得要有客观性。他区分了主观真理和客
观真理。主观真理就是把真理看成是主观的，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客观
真理就是承认真理的客观性，能够反映出客观事物的真理。他主张真理还具
有绝对性和相对性，即存在着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认为“我们把握到的真
理，因为它是不完全的，所以在形式上它是相对的。……又因为它是与客观
一致的真理。虽然不完全，究竟也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在内容
上来说，我们的真理始终是绝对的，凡真理，都有绝对的内容，相对的形式。”
（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97页）在他看来，
真理因其内容是绝对的，因其形式又是相对的，因而真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
性，这种理解不太充分，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有些出入。
③辩证法思想。艾思奇认为，认识论和辩证法是一致的。认识论就是对
认识的历史运动之概括，辩证法则是这种认识的历史运动的运动法则。他着
重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四对范畴。
对立统一规律。艾思奇指出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统一体，它不仅在
内部统一着各种有差别的部分，而且还统一着各种矛盾。他把这种统一叫做
矛盾的统一。他认为，矛盾的统一是事物变动的内部的动力。矛盾统一体内
部有两种倾向，一是反对自己的倾向，一是维持自己的倾向。矛盾统一体要
想维持自身，就不能不压制反对的倾向，否则自身就要被消灭，被打破。但
是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绝对的，两种倾向的斗争是永恒的，统一体内部时
有冲突发生，因而统一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在他看来，矛盾存在于自然事
物、社会事物和人类思想之中，三大领域内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唯矛盾学
说可予以最根本说明，故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原则。
质量互变规律。艾思奇指出：“世界上一切的变化，都是质和量的两种
变化交织成的，在一个时候，我们看见质的方面没有什么变化，然而量却在
那里变化着。在另一个时候，我们又看见质的突变，一种性质突然转化成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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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性质，这叫做 ‘飞跃’，也叫做‘连续性的中断’”（艾思奇：《大众
哲学》，《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13页）。在他看来，量变是缓慢的，
不显著的，质变是显著的，剧烈的。这种由量变开始的变化将引起质变，或
质变是从量变转移而成。他还指出，在新的质的基础上，即在新质之后还会
开始新的量变，此为从质变到量变，或量变是从质变转移而成。这种量变和
质变的相互转移，即是质量互变规律，为辩证法的第二条法则。
否定之否定规律。艾思奇认为，因矛盾斗争而引起的事物的前进发展，
是依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或正、反、合）的三个阶段行进的。
事物经过两次的否定，就把它所有的矛盾的双方都解决了。于是得到一个新
的矛盾统一体，在此基础上开始新的正反合的发展。他指出，这里的“否定”
不是消灭，而是在克服了旧事物主要性质基础上的保存，因而这里的“否定
之否定”不是循环和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这在动的逻辑上，
成了第三个定律，和以前的矛盾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并行，称做否定之否定
律。” （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21—222页）
本质和现象。艾思奇指出，现象是事物表面上的变动不居的表现，本质
是贯串在这些现象根底里的比较固定不变的法则，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现象易于觉察，本质藏于现象背后，不易发现，故而第一，要精细地观察现
象，研究现象；第二，每种现象只表现本质的一方面，而非全部，要把各种
现象联系起来研究。艾思奇认为，唯有此，方可发现事物的本质，科学的任
务——通过现象揭示本质才得以完成。
形式和内容。艾思奇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包含
着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全部，它具有一定的形式。形式表现内容，为内容所
决定，其发展滞后于内容的变化。他指出，适当的形式能很好地表现内容，
并推动内容的发展，滞后于内容的形式则限制甚至束缚内容的发展。内容与
形式是矛盾的统一。而当内容本质向前发展，内容和形式就敌对地冲突起来，
形式成了内容发展的桎梏。“于是不能不打破旧形式，建立新形式”。他还
指出，打破旧形式，不能单单从形式入手，而应促进它与内容的矛盾，在新
旧内容的本质性地转化发展中，新形式出现，代替旧形式。这就是说，旧形
式的被打破、新形式的建立，都以内容及其内在的矛盾发展为基础。
必然性与偶然性。艾思奇认为：“一种情况在一件事物的变化里，不一
定是根本不可少，不一定可以规定出来，就是偶然性。反之，某种情形，对
于一件事物的变化根本不可少，而且能决定这件事物的变化，使它一定取某
种状态或依着某种法则变化，这就是必然性。” （艾思奇：《大众哲学》，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71页）必然性根源于事物本身和事物的内部原
因，但偶然性也不能忽视，犹如外部原因对事物也往往有重要的影响。他还
指出，必然性贯穿在无数的偶然性中，并借着这无数的偶然性的存在而表现
出来，发现出来；偶然性以必然性为根底，无数的偶然性的集中，可形成一
种必然性的发展。这就是说，偶然背后有必然，偶然可以转化为必然，必然
以偶然为补充，借偶然而表现出来，二者是对立的统一。
可能性与现实性。艾思奇认为，可能性就是将来可以实现出来的意思，
现实性则是一种可能性已经实现出来的意思。他指出，可能性可以转化为现
实性，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一方面要有客观事实上的良好条件，要遵
循事物自身发展的进程和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又要有主观的努力，要发挥
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实现可能性所必须的条件，否则，客观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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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无论怎样好，还是不会有转化的成功。可能性与现实性既相互联系又相互
对立。
艾思奇强调指出，概念和范畴是思想反映世界的形式，它们包含各方面
的事实内容和事实矛盾，研究它们，就是要研究这其中的内容和矛盾。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大众哲学》全面、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
尽管其中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大众化，促
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并在其中占有一 席重要的地位。
5。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结晶：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及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结晶无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但它决非仅仅是
毛泽东个人的哲学思想，而是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哲学思想的结晶和概括。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的哲学思想，而是马克思、
恩格斯及他们的战友、学生们的哲学的结晶和概括一样。马克思、恩格斯、
毛泽东是这两个哲学体系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阐明这两个体系时，我们的
主要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他们身上。
（1）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和产生
毛泽东 （1893—1976）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他的一生，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理论上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如他自己所说：“我
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2页）他的这种转变过程，以凝结的形式反
映着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
毛泽东自幼思想敏锐，酷爱读书，勤于思考。在中学时期，他广泛阅读
了大量西方著作，从中了解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经济学说、哲
学学说和进化思想。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他阅读了陈独秀、胡适等人倡
导民主和科学的文章及李大钊的一些启蒙作品。经过消化和吸收，毛泽东抛
弃了早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的佛教无我论、唯我论。但是，
这个时期，确切地说五四运动前夕，他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什么
是宇宙的本原，是精神还是物质，不可能做出科学回答。因而他此时只是一
名激进民主主义者和 （近代）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转向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在五四运动期间。1918年8月，
他第一次来北京，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之便，不仅阅读了大量进步书
籍，参加学校的哲学会、新闻学会，还向李大钊、陈独秀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从北京回到长沙，投身于革命运动，发
表了不少进步性文章，他初步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思想，对实
践活动的地位和作用，辩证法的矛盾、联系和发展原则，人民革命的根本原
因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了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919
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此时，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深且广，一些
先进书籍被翻译出版，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完成
了理论上向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转变。1920年7月至次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
经上海回到长沙，参加、领导了一系政治活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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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这些活动表明，他已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业。1926、1927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产生和确立。
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正当工 农运动高
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党内右倾思想的代表陈独秀认为，“产业幼稚的中
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资产阶级才
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
党内“左”倾思想的代表张国焘认为，“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农民运
动“过激”、“过火”了，排斥农民于革命之外，使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一
句空话。而此时，国民党内部的新老右派正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革命的
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就严重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正是在这种形
势下，毛泽东写了上述两篇重要文章。它们的基本思想如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出发，认为
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敌友。他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
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因此，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
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
人。而为了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
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
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其
生存和发展依附于帝国主义，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
展。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经济地位上具有两重性，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又渴望成为
大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两面性，既需要和赞成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而当革命危及他们的地位时，他们又怀疑、甚至反对革命。属
于一个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代表小生产的经济，他们受帝国
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经济状况不同，可
分为不同的层次，平时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极易接受革命。工业无
产阶级人数不多，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且具有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
两个特点，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毛泽东通过上述科学分析，得
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
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
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
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
的朋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首先论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
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
正目标。”（《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页）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
的农业大国中，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而国民革命目标的买现，
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需要农民运动的兴起。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
问题。那么，我们又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
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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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毛泽东指出这里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