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后期哲学思想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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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回答了现实问题。
毛泽东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就
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其焦点是国家政权问题。这就是说，战后存在
着由谁建国、建什么样的国等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大决战。面对这种
局势，毛泽东依矛盾辩证法，阐述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谈判斗争与群众
斗争、战争与和平等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
策略。他说，蒋介石一贯将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并用。为此，我们也必须政
治谈判和军事还击并举，以政治谈判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和平”阴谋；
以军事还击击败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毛泽东还指出，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
必须认识清反动力量，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说，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
目前状态下是强大的，但它实为腐朽力量，而人民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必会强
大起来，战胜旧事物，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此其一。其二、一切
事物都具有矛盾两重性，并相互转化。反动派亦如此。在一定时期内，它们
是生机勃勃的，是革命者和先进者，当它们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它们就成了
反动的、腐朽的阶级。这是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律。其三、在战略上，要藐视
反动派，有打败它们的决心和信心。在战术上要重视反动派，不可掉以轻心，
不可不艰苦奋斗。综合此三点，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
科学论断。
1948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
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党内指示。对长期以来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做了概括
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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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政策，还要制
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
要发生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8页）因此，党内要实行党
委负责的集体领导，书记是党委这班人的“班长”。一个称职的“班长”不
仅应当好好学习和研究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还要经常与委员之间交流情
报，平等讨论，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书记和委员之间遵循少数服从多数、
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领导者要力戒骄傲，要保持艰
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
重要条件。同时，领导者要经常实地调查研究，“不耻下问”，虚心向下面
干部和群众学习，“先做学生，然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
下命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9页）他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抓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工作。这就象弹钢琴。
弹钢琴要求十个指头都动作，但不是十个指头同时按下去，那样成不了调子，
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相互配合。工作要有重点，又要有全面性和具体
性。他还指出，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胸中有‘数’”，即对情况和问题要注
意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有数量才能概括出质量。同时，
还要注意“数”的界限，“数”超过了这界限，就会引起质量发生变化。而
对“数”的获得和掌握，来自于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坚持并具体地运用了
质量互变规律。
总之，毛泽东从实际的政治、军事和领导活动中，提炼出了唯物辩证法，
同时，又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政治、军事领域的具体工作。这本身就是
一个辩证的过程。
②唯物史观的杰出运用。中国革命的过程，不仅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过
程，也是唯物史观的运用、提出和被检验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严重
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起点和标志的
第二次国内战争一反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首先武装夺取城市的观点，把中
心转向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28至1930年，
面对党内部分人对新的革命路线的怀疑和反对，毛泽东总结了革命战争、红
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初期经验，写下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等四篇文章。他首先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帝国主
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进行着连续不断
的战争”，而战争原因在于“地方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
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这种统治阶级内部长期分裂和
战争，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还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
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事情的实质。这
是科学的分析方法。以此分析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的问题，就要看到引起革命
高潮的各种矛盾正向前发展。因而中国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这里，毛泽东
首次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
1939至1940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
思想文比方面也发动了反共高潮。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右倾错误思
想在一部分同志中仍然存在。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为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
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毛泽东写了《发刊词》
（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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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论》（1940年1月）。其基本思想如下：
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才能认清一
切革命问题。为此，他首先从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由此决定的政治制
度方面剖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他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内
部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它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但封建剥削
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
但又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最
后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代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
傀儡；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中国的经济、
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在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
为世界罕见。依据上述特点，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中国革命
发生、发展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
盾；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由于世界
革命的发生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旧式的世界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对象，
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任务是打击上述两大敌人，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
命；动力是农民，其中，贫农是最广大的动力，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富农
在民族革命中可能参加，在民主革命中可能保持中立，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
级也是革向的动力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因其两面性，属于可争取之列；性质
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阐述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说明了中国的“政体”和“国体”及二
者的辩证关系；他还阐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一定的
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
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
中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以此为据，他又制定了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坚持以辩证法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毛泽东运用了列
宁的不断革命论，批评了革命阶段问题上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认为
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两阶段的社会经济结
构、经济制度、经济特征不同，社会性质不同，两阶段的革命对象、任务、
性质也就不同。尽管两阶段有联系，但不能一步走。总之，毛泽东始终从社
会的经济基础入手，全面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本身矛盾的特殊
性，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成功运用，也是对
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1949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蒋介石节节败退到长江以南，
想籍此天险，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为蒋介石游说，
劝中国共产党接受“南北朝”局面。党内也有两种错误主张，一是主张“要
象孔子那样讲恕道”，一是认为革命发展过快，“不如慢一点”。在这种是
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彻底
革命精神，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坚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了重
要报告。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断革命论。他说，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仍存在两种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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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主要矛盾，一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
矛盾。但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时，中国国内
的主要矛盾让位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矛盾转化了，事物的性
质和发展方向也必随之发生转化，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因而毛泽东
强调指出，此时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
家政权，革命的性质也必须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这个伟
大历史任务，毛泽东认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农村转到城市，必须对国内
存在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以不同的方法、途径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解决国
家的工业化问题。上述结论建立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济结构
和成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上。
面对胜利后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国家中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
何，国家的发展前途怎样等问题，1949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
专政》一文，贯彻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学说。
毛译东指出，新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说，国家是阶级
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除具有
国家的共性外，它还具有不同于以往国家的特性。以往的国家是少数剥削者
对绝大多数人民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绝大多数人民对少数敌人的
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相结合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还说，
各个阶级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们在这个国家中不同的政治地位。他认
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性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国家政权的
领导力量，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而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同盟者，但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还认为，政
党、国家、阶级同其他自然物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有其生
存和发展的规律。它们是历史范畴，是一定历史阶段即生产力和社会经济不
发达的产物，到一定阶段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时也必灭亡。但他又强调共
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是必须的，而且应得到加强，
它们在消灭了其他政党、阶级、国家之后，便自行消亡。
我们这里例举和论述了几个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下，毛泽东对唯物史的
成功运用，实际上如前述，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全过
程，每一次革命的转折关头，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目标等的转变，都是
以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为基础和依据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做论述。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创立的，也是在中国革命斗
争的运用中得到验证和发展的。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阶级分析法、
历史主义原则等原理，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它指导中国革
命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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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联及东欧哲学
1。苏联过渡时期 （1917—1936）三大哲学论战及列宁的哲学贡献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旋即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
期。这期间，苏联哲学家进行了三大哲学论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
联的绝对统治地位。与三大论战交叉而行的是列宁哲学思想的创立。
（1）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的论战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怪物”出现在世界上，引起
了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憎恨，他们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军事进攻。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哲学在意识形态上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进攻，同前者
遥相呼应。他们成立了大批哲学学术组织，如“彼得格勒大学哲学协会”、
“自由哲学协会”、“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哲学协会”等；创办了众多
学术刊物，如《哲学和心理学问题》、《俄罗斯思想》、《思想》等。他们
攻击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直觉主义者、“自由哲学协会”的首要人物洛斯基
认为，观念是实在性的基础，观念的存在使实在的存在系统化和有序化；唯
心主义者、“路标派分子”弗兰克认为，观念独立于物质之外并决定物质，
还认为哲学的唯一对象就是上帝，真理不能靠理性而只能靠直觉和宗教信仰
去把握；新康德主义者、“彼得格勒大学哲学协会”主要领导人维登斯基公
开宣称，上帝是存在的，神学是正确的。他们还攻击唯物史观，宣传各式各
样的唯心史观，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弗兰克认为历史杂乱无章，社会发展无
规律可循；存在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自由精神文化学院”的发起人别尔
嘉也夫认为人的意识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基础，人的精神给历史过程以秩
序、条理和发展动力，而且一旦人的宗教意识被“虚无意识”搅乱就发生革
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