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之臣还是卖国贼:原来李鸿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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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上层官员特别是洋务派，纷纷对中国自办西法采煤发表看法。
曾国藩含蓄地表示：借用外国人的机器来为中国谋一个永远的利益，似乎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沈葆桢务实地说：在中国开煤矿，应该首先由官方开设一个工厂，雇佣洋人的工匠，购买或者制造挖煤的机器，挖出的煤先按照平价进行交易。如果有利，再大举开办，如果没利也可就此罢手，这样我们就不致失掉主动权，而外国那些饶舌的人们也自然会闭嘴了。
李鸿章狂热地宣称：中国急需煤铁，上海、南京几个制造局制造洋枪洋炮，所用煤铁都得从洋人那里购买，轮船也是这样，每年光在购买煤炭上就花了不少钱。既然洋人都说我们广东、
福建、江苏等地方有好煤，为什么我们不购买洋人的机器自己开挖呢？到时候让洋商来购买贩运我们的煤不好吗！实在不行，也可允许洋人开挖，我们趁机学习他们的技术、收他们的税，还能用挖出的煤供应军需，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要求兴办新式矿业。
两次鸦片战争过后，清廷最怕提钱字，不过这个钱字是花钱的钱，不是挣钱的钱。李鸿章说的是后者，一个最有魅力的话题——挣钱，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说，西方一个小国，面积没有我们一个省大，财政收入却动辄以万万计，无非靠煤铁五金的矿藏、铁路电信的税收。中华帝国的疆域比他们广阔得多，矿产资源比他们丰富得多，为什么老是穷困不堪？就是因为没有及早开发财路，挖掘地下的宝藏。只要仿效洋人开办新式矿业，马上就可以摆脱财政困境。一方面节省购买洋煤洋铁的大量开支，一方面还可以把矿产品出口国外，改变贸易入超的不利局面。同时，开矿有利于改善小民生计生活。开了矿山，就得招募工人来挖煤，挖出来的煤，要有人运输，要有人销售。矿山附近的饭馆、旅店、客运等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衣食无着的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1875年，清廷允准李鸿章于直隶磁州试办矿业。李鸿章派自己的亲信、江南制造总局冯焌光和天津机器局吴毓兰负责筹建；资金则由江南、天津两局垫银十万两，招商集股十万两；设备委托英国商人海德逊到英国订购，并在英国聘请工程师。但由于守旧势力处处作梗，奸商谋利欺哄，加上交通不便，磁州煤铁矿没能开办起来。直隶矿业未成，李鸿章又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奏请在湖北兴国开办煤矿，再获清廷允准。
李鸿章委派洋务派得力干将盛宣怀为兴国煤矿矿务督办，总管湖北矿业开发之事，并从直隶练饷直接拨给二十万串钱以为资金。盛宣怀翌年即在兴国开挖煤窑四十多座，但他没有像李鸿章期望的那样购买新式机器、以西法采煤，而仍用土法，只采表层，采光了就换一个矿重新开掘，不但生产能力低——四十多座煤窑半年产煤不过20吨，不如西方国家一口矿井一星期的产煤量多，而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此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根本不是李鸿章所提倡的新式矿业。没过多久，李鸿章就忍痛关掉了湖北兴国煤矿。他分析失败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经费问题。没有钱就无法购进先进的采煤机器，无法聘请经验丰富的外国矿师，无法采用建矿井时即消耗巨大的西式开采方法。如果全部采用西法，当年大约需要经费六万两。从正式开掘到赢利这段时间，所有资金都得垫付。清廷允准李鸿章开办新式煤矿时只想到会增加收入，没想到也根本无法承担这些赔垫。国家、地方都拿不出钱，更不用说李鸿章个人了。
湖北受阻，李鸿章又想在别处试试。他听说开平一带自古就有许多小煤窑，那里的人多靠挖煤为生。既然有挖煤传统，在这里兴办大型煤矿较有可能成功。他委派经验丰富的候补道员、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协同一个叫马立师的英国技术人员，前往开平进行了周密的现场勘查。从他们的报告李鸿章得知，开平周围有凤山绵延数十里，其东北的古冶、正北的马家沟、西南的唐山，都蕴藏着丰富的煤矿资源，煤窑遍布，煤质、产量、利润等不逊于西方。开平百姓自明代始即自行挖煤，技术熟练者一天可以挖四五百斤。照当时通行的煤价计算，除去运输费用，每15吨煤即可获利七万五千两。更妙的是此地煤铁双全，凤山一带有数量可观的铁矿。可以就地采煤，再用采出来的煤炼铁，因地制宜，一举两得。不利之处是运输条件恶劣。开平附近山路崎岖不平，交通极为不便，煤铁外运主要依靠牛马畜力。民间生产数量有限，畜力尚可维持，如开办大型新式矿业，产品外运则成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修筑一条由开平到芦台的铁路，以动力代替畜力，增大运载量和流通速度。唐廷枢建议为开平煤矿投资八十万两，一半用来采购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另一半作为修筑铁路的开支。
李鸿章兴奋不已。为保证万无一失，他又委托马立师矿师带着从开平采集来的煤铁标本回英国，请著名的化学师戴尔等人进一步严格化验煤铁的成分。不久，结果出来了：所验标本虽称不上世界最优等，但开采该矿应当没有任何问题。李鸿章的开矿梦想就要实现了。
办事快捷、讲究效率的唐廷枢向李鸿章提交了具体的开矿计划。在这份计划里他着重指出中西劳动力价格差问题。在开平开设煤铁矿，除了以前所提到的优势外，中国矿工和英国矿工的工资收入也有很大差距。具体地说，就是在每吨煤的单位构成中，中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仅为英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的一半。炼铁也是一样。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比这个预算还要省。因此，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必然使开矿大获其利！
这一计算让李鸿章彻底解除了顾虑，他派人抓紧时间订购钻机、聘请煤铁专家。负责人方面，唐廷枢自然是最佳人选；经营方式采用官督商办，具体集资章程由唐即刻拟订。李鸿章还特意交代：所请的专家必须有真才实学，如不精通本行，立即开除重聘。
唐廷枢草拟的《开平矿务招商章程》，尽量体现“官督”和“商办”两个特色，兼顾官商双方的利益。李鸿章对这一章程表示满意，但还是从官方立场对商人做了一些限制。如规定商人所投资金，只能用于办矿，不准移作他用等。
开平矿务局原计划第一期招商集股八十万两，每股一百两，分八千股，到1879年6月之前招齐。生意兴旺之后，再招第二期二十万两，总计招商一百万两，分为一万股。可官僚与买办的结合在当时毕竟属于新生事物，国内中小商人大都持观望态度，不肯轻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赌在上面。矿务局费尽力气才集得二十万两银子。这二十万两还主要是唐廷枢等人的投资。不管资金够不够，开平矿务局以最初的二十万两订购机器、买地造房，热热闹闹开张了。
1879年，也就是开平煤矿开张的第二年，原定八千股资金才招到七千股，煤铁的挖掘工作很难全面展开。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当机立断，认为煤矿与铁矿兼开会导致两者不成，只有放弃成本较高、需求又较缓的铁矿，集中精力专开煤矿，才能取得初步胜利。只要成功迈出第一步，将新式矿业在中国推广，以后再开发开平铁矿也为时不晚。
资金集中在单一的煤矿上，自然宽裕了许多。开平煤的产量迅速提高。按照唐廷枢的设想，应当立即修一条铁路，将挖出的煤及时运出，以免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用铁路运输煤炭，不仅运输量大，运速快，比牛马运输节省许多人力，而且开平所生产的煤可以解决火车的燃料问题，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事。但当时无论在资金方面还是在社会舆论方面，修造一条铁路都不大可行。开平煤矿刚刚出煤，还没有进入赢利阶段，拿不出修建铁路所需要的大笔费用，头脑灵活的唐廷枢建议在离矿井两里远的地方开挖一条小运河，将芦台和胥各庄联系起来，从水上把煤运出。小运河不需要太深，只要在河上建个闸，水多时把水积蓄起来保证河水不泛滥，水少时开闸放水，保证航运，就可以免去牛背马拉这些最笨的运煤办法了。
不久，这条小运河挖成，全长七十里，每天可行船12个小时，虽然河水比较浅，但也初步解决了煤炭的运出问题。在唐芦铁路筑成之前，这条小河一直承担着主要的运输任务。
1881年初，开平煤矿正式开钻出煤。当时的权威媒体《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开平煤矿已经开钻出煤。在技术上，它采用国外先进钻探机器、雇用西方有经验的技师做指导；在体制上，采取官商合办、公开招股的形式，是脱离、不依靠外国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企业；在开采方法上，也采用了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同时开两井的方式，一口小井深三十丈，用来抽水灌风，保证井下的安全，新式的抽水机每分钟可抽水千斤；另一口大井深六十丈，是专门向外提煤的井口，机器提煤每天可达到百万斤（实际日产量只有300吨）。
开平煤矿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李鸿章的视野。他听说开平已经出煤，考虑到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管理开平煤矿的各项事务，即决定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并亲自主持了开平矿务局的成立仪式。他还向朝廷请求降低煤税，为开平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李鸿章在奏折中说：过去中国同洋人签订条约，总是被他们欺骗，以至于洋人进口的货物我们只收很低的税，而中国的货物想要出口却被他们征很高的税。这就在无意中造成了压制中国商人而保护外国商人的后果，使我们自己的商人在国外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无法和洋人竞争，生存景况十分艰难。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我们税收政策中的一个大弊端。现在开平煤将要大批投入市场，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收税方法，则很难和进口煤竞争，我们官商合办的第一个大型煤矿将面临被洋人联合起来挤垮的危险。为扶持我们中国自己的企业，应该把国内的煤税降低，好让它到国际市场上和外国人争利，为中国人争光。这样，原来每吨六钱七分二厘的煤税硬生生降了六倍多，减为一钱。如此一来，开平煤矿的生产成本再次大大降低，不仅本国的土产煤炭无法与它竞争，就连洋商也斗它不过了。
朝中有人撑腰，办事自然顺利。开平煤矿的产量迅猛上升，开钻一年日产量就达500吨，三年以后长期稳定在900吨左右，到1894年时，日产量据说已经达到了2000吨！
高产、低税、低酬，使开平煤矿的利润直线上升，1887年5到10月仅几个月间就有盈利一万三千余两。李鸿章得意而快慰地说：想要赢大利，必须舍得下大本钱。开平煤矿当初花了二百万两，现在才经营了十年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取利息。我早就说过，干一件大事情怎么能指望早晨开工，晚上就赢利呢？
李鸿章接着奏准于开平附近再增开林西煤矿作为附属矿区。开平煤矿逐步走向系统化、规模化，人气也不断上升，原每股一百两转眼间升到了一百四十两、一百五十两，还有人愿意以每股二百三十七两的高价大批买进。当初犹豫观望、未敢入股的商人纷纷后悔不迭，大叹自己目光短浅没有远见，没能把握商机。
开平低价优质的煤炭迅速占领了市场，不但国内中小商人无法与之竞争，在华洋商也受到了冲击。19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以每吨七到八两纹银的高价将广岛、三池的煤运到天津倾销，几乎垄断了天津市场。开平煤在天津上市后，以每吨四两五钱到五两的价格出售，使日本煤两年之内削减了三分之二，不到十年就基本没什么市场了。不仅是在天津和其他内地省市，开平煤还不断地运往香港和国外，每年销往国外500多吨，而香港则达到数千吨。开平煤矿真正实现了李鸿章到国际市场上与洋商争利的愿望。
开平只开发了煤，而放弃了铁，这是李鸿章统筹全局、抓大放小的战略决策。但煤和铁是相辅相成之物，李鸿章对金属矿的开发热情并没有减少。从1881年到1891年，李鸿章奏请并被允准开办的金属矿有：热河平泉铜矿、山东登州铅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山东淄川铅矿、热河承德铅矿、吉林桦川县三姓金矿、热河建平金矿。只是这些金属矿有的开发方法不对头，没产出大量的金属，有的经营方法不对头，筹集不到资金和股份，所以只好关门。其中办得较为成功，也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漠河金矿。
说到漠河金矿，最先提议开办的并非李鸿章，而是黑龙江将军恭镗。所谓黑龙江将军，是清朝设在东北边疆的一种行政建制，将军并不只管理军队，而是统管当地的行政、军政大权，与督抚职能大致相当。19世纪80年代，俄国人偷偷越过国境线，跑到中国漠河一带挖金子，被黑龙江将军恭镗派兵驱逐。恭镗上奏清帝：漠河所蕴黄金，与其由外国人偷挖，不如我们自己光明正大地挖；与其任民间私挖，不如由国家出面开设金矿，有组织地挖。如此，于国于民都有利。此时，清驻俄公使刘瑞芬得到情报，被赶回去的沙俄不甘心就此罢手，他们已大规模组织官绅集股，必欲夺得漠河金矿而后已。清廷从巩固防边、充实国库的角度出发，命热衷于开发矿业、又有开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企业经验的李鸿章全权负责筹办此事。李鸿章则派道员李金镛负责此事。
李金镛是江苏无锡人，年轻时经过商、参加淮军打过仗，后曾在珲春屯垦，又曾在瑷珲与沙俄打过交道，对黑龙江和沙俄的情况都比较熟悉。李金镛受到委派后，立即前往黑龙江漠河实地勘查，将样品送到外国化验。化验的结果是：１千分中尽得金871分，银71分，铅、硫磺、铁54分，其成分与美国旧金山之金相当。李金镛随即向李鸿章呈交了开办漠河金矿章程，包括招集股本、延请矿师、购置机器、开通道路、开支利润等十六条。
李鸿章拿着此章程与黑龙江将军恭镗进行了反复磋商。有了开平煤矿的办矿经验，李鸿章明白，初办之时，商人都不敢轻易投资冒险，何况是黑龙江这样偏远的地方。于是他自己先代筹商款十万两，恭镗拨库银三万两，作为金矿最初的筹办资金。同时在上海、天津、吉林设立分局招商集股，预计集资二十万两，分为两千股。由李金镛全权负责金矿事宜。
漠河金矿在李鸿章的关爱下迅速发展，矿工人数两年之内由五百多名增加到两千多名，产金量在第一年就达到一万八千余两。此时洋务兴办在国内已初具规模，矿中所用机器，不用从国外购买，均由吉林机器局制造，节省了不少资金。吉林机器局还为漠河金矿制造了两艘小轮船，以便于水上运输。
1890年10月，李金镛病逝。总办由袁大化接任后，立即着手赶制机器、扩充生产、整顿内务、扩大招商，一年之内，各方面都颇见起色，不久就有能力归还了黑龙江官款三万两和李鸿章代垫的十万两。1893年春，袁大化在观音山筹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分厂，金矿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利润滚滚而来。新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见漠河金矿肥得流油，自己身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长官却沾不着什么利益，大为不满，指称观音山矿的开采影响珠河等处牧场放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