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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的世界我的梦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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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队员实现了梦想。他还提到前任国家队教练王非,一年前王非因为中国队在亚运会输给了韩国而蒙羞。姚明说,王非教的很多东西,他年少的时候不能领会,但来到NBA后发现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听了很感动,我很骄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团队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从不忘记帮助过他的人。

  有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许多被宠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们叫他们“小皇帝”。我们不是说儿子不是我们的宝贝,但我们觉得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样子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他的个性,我和他父亲的成长道路和经历。我们家非常平等。我们像别的父母一样深爱自己的孩子,但很难说我们做了些什么,因为姚明一直就是一个那样可爱的孩子。他的个性,从小到大,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憨厚,太天真。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惟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后来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爱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命令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跟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在我成长的时候,有许多时间不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进入上海青年队后,我开始与队友们住在训练营里,周六晚回家,周日晚返回队里。从13岁一直到17岁都是这样。17岁时我去了北京国家青年队训练营,那以后每三四个月才回家一次。

  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时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已经结束。但当时人们仍能感到文革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毛主席曾说:“人多力量大。”或许也应该想到是:人多,消耗的粮食也多。

  我很小的时候,每件东西都是定量供给的。政府发粮票购买食物。粮票不同于美国的食物券,因为还是要付钱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粮食。你得有粮票,同时在有粮食剩余的时候才能买到。如果票用完了,就算有钱也没办法。什么东西都要票———食物、布、收音机。不过我记得我家一直都有电视。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困难时期我在上海长大。1978年,我父亲在单位的抽奖中彩,买了一台电视。政府把每种物品按照一定数量分配到每个单位。单位的领导会举行一次抽奖,来决定谁能购买哪样东西。抽到奖后,我父亲要连夜在商店门口排队,因为不能保证每个有票的人都能买到电视。结果,买到的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我父母会把电视摆在外边,以便让更多的人观看。有时有200多人聚在一起观看这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

  1985年后就再没有定量制度了,但有些人还是收集那些票,当收藏品。现在有些票很值钱。在国内有票证交易的场所。我小时候收集过一阵,但放弃了,没耐心。当你看票上的图片和文字时,你能想像出中国当时的情形和人们的思想历程。曾经到处都能见到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能听到他的赞歌。对于很多中国人,他像一个神。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着他。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会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跟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我开始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我就这样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们带姚明到医院,看有没有办法恢复他的听力。医生给了我们一丝希望。医生说耳管堵住了,等他大一点可以清除。他们说问题不大。姚明大一点时,我们定期带他去医院作治疗。他们向他的耳朵充压缩空气,说尽量让耳道变宽。但每次测听力都只有60%。并没有好转,医生希望慢慢会改善。但当姚明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不能改变了。

  我12岁开始学英文。那时中美关系良好,学英文很合情理。许多美国人到中国访问,而很多中国人开始移居美国。妈妈说为了我的将来,我必须学英文和电脑。人们学英语好进入商界,或者去美国读书。妈妈觉得我可以将英文用于商界。那时她没想着篮球,也没想到我会去美国。

  第一个单词,不算“eh?”的话是“cake”。小时候我每天都喝很多水,所以妈妈教我说“Iwant somewater”。我不知道哪个词是水,每个词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4个词一起说我就有水喝了。加入大鲨鱼之后,我真正开始学英文了,我们有许多美国球员,有机会用英文。98年夏天我在美国呆了2个月,英文没有太大提交,但学会了说“篮球英语”———pick and roll,pick and pop,the paint,bounce…pass,back…cut等等。
 

  我仍然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家觉得美国不是个好地方,我是听着“打倒美帝国主义”

  长大的。别人跟我说,美国是个不好的地方,特别是因为朝鲜战争。也许有些美国人不认为中国是朝鲜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派的是志愿军而不是常规军。但朝鲜跟中国很近,中国领导人说他们那样做是为了保卫祖国。除了我们是好人,美国人是坏人,我们帮了朝鲜人之外,我对朝鲜战争知之甚少。美国人也觉得自己是好人,中国人是坏人,他们帮了  
朝鲜人。我小时候看了许多电影,战争片都把美国人拍得很坏。美国士兵总是逃跑,或者像胆小鬼。我不知那些演员是不是美国人,或者长得像美国人而已,因为他们都化了很多妆,看上去样子很怪。孩子看电影什么都以为是真的。

  有一个电影《英雄儿女》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讲的是一名中国志愿军战士王成,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夕的一个阵地上,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战友们都牺牲了。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用报话机指示炮兵说:“向我开炮!”然后他拿了爆破筒,冲进一群美国兵中。炮兵于是利用他为目标开火,他牺牲了。中国的英雄是这样的。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了吧。教科书里也有许多关于美国不好的东西,但当我十三、四岁时,那些东西就越来越少了。我的思想变化和这些变化有些关系。

  也就是那时,中国开始转播NBA了。我们可以看到看台上的美国人,他们的外表和举动一点都不像以前被描绘的那样。从前有人告诉我们,美国人都很贫困,缺吃少穿。但电视中他们看上去很快乐,面带微笑。你可以慢慢地感觉到,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糟糕。所以那是个开端。我开始意识到不同国家的人民可以存在差异,不能说谁的方式是正确的,谁的方式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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