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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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做到居心公正，断案合情合理，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接受。他们也犯错误，但他们犯错误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认识，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品质。而且犯了错误以后，也勇于改正。比如，前面提到的1940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以爱国主义为由否定公民信教自由的判决，由于在社会上引起恶劣影响，遭到大多数媒体和人民群众的反对，三年以后，该院在1943年6月对一类似案件作出相反判决，推翻了自己以前的错误裁定。又比如，由于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对普利西诉弗各森案的判决，确立了恶劣的“隔离但平等”原则，使得南方各州更加肆无忌惮地制订种族隔离法律，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日益加深美国社会矛盾，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到1954年，该院终于不顾南方各州的强烈反对，在布朗案的判决中认定：公共教育事业决不容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隔离的教学设施，注定就不平等，因而是违宪的。
以上所举美国宪法文化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是美国从宪法到宪政的系统工程，是使美国维持法治的重大保证。
与时俱进是美国宪法生命力强的重要原因
“对于参加1787年费城制宪的美国的‘国父们’来说，制宪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正义民主的、能流芳百世让后人和他人景仰的政治体制，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实的、有效的、能够即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美利坚联邦的政治途径。”（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7页）比如，他们这次制定的宪法并没有吸收《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重要思想，只表现为男性白人有产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和勾结，置妇女、黑人、穷人、印第安人的权利于不顾。这种情况，显然是和提倡自由、平等、人民权利的宪法精神不相容的，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宪法原文大约只有4300个词，内容原则而含混，尽可能地避免具体化，并且预留了修改的余地，为提出和批准修正案分别规定了两种办法。这就是说，美国制宪先辈就已经考虑到，宪法固然要确定一些长期适用的基本原则，但也会而且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加以修改。自制定宪法起到如今二百多年来，美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地理上讲，美国从大西洋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的13州，扩张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跨北美大陆的世界第4大国；从人口上讲，从人口相对单一（白人加上数量不多的黑人和没有统计在内的印第安人）的360万增加到今天几乎包
含世界所有种族和族裔的2．814T亿；就社会性质而言，从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为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就国际地位来说，从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国，愣是成长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第17页）。但是，美国的宪法仍然是原来的宪法。这个宪法其所以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灵活性，它能与时俱进，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修改和调整。
美国宪法的修改和调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正式的修改和调整，那就是制订宪法修正案。如本书所说，通过这一途径修改宪法非常困难，二百多年来，美国一共只给宪法制订了27条修正案。另一类是不那么正式的修改和调整，这大约又可分为四个方面。在这四方面中，本书主要讨论了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方面，即联邦最高法院采取的行动。“它们或是对立法部门的立法或曰制成法的否决，或是对宪法条款的重新解释，或是对法院以前判决的推翻。最高法院的这些判决对美国法律乃至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甚至是革命性变化。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史无前例’的判例并不是美国宪政法治的常态，更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流。实际上，在二百多年的美国宪政历程中，被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违宪的法律，一共只有135项，平均每年一项都不到。”（第17～18页）除此以外，美国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非正式修正宪法的途径。首先，“宪法授权国会通过‘必要的、适当的’法律来行使宪法明确授予国会的各种权力，这就使国会有机会对宪法进行范围极为广泛的更改。最早的一项就是建立国家银行。”其次，“总统和行政系统也通过他们对宪法的解释修改宪法。第一个修改宪法的总统也许就是华盛顿。”第三，沿用既成事实也可对宪法作根本性修正。比如，“人们早巳不遵守禁酒法，以致第18条修正案已无任何约束力。废止禁酒法的修正案仅仅是承认了这一事实而已。”（以上引文均见希尔斯曼著《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这里应说明的是，从1803年起，这些为数众多、但不那么明显的非正式的对宪法的修正，最终都是会受到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制约的。如美国学者阿尔菲厄斯·T·梅森所说：美国最高法院不仅是权威的象征，而且手握实权，“它能使国会、总统、州长以及立法者俯首就范。”（第38页）
由上所述，足见要使宪法具有较强生命力，宪法内容还是原则些、灵活些好，太具体了便不容易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其次，要使宪法能适应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尊重，宪法也要与时俱进。
最后，似乎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第一，本书作者曾提醒读者，本书重点是通过一些重要案例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宪政法治的本质和内容，并不追求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美国宪政法治作全面、系统和科学的研究。因此，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讨论美国的宪法和宪政，只是结合当前国内宪政法治情况，提出读了此书后的几点主要体会。第二，作者们在本书中虽然提到美国宪法是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和美国法治的健全，但也指出：9·11事件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开始进行一场反恐怖主义战争，并在国内采取了一些限制公众自由、特别是外国人个人权利的做法。”这种作法不独引起美国民权人士的不满，为美国的宪政法治担忧，我们认为也是值得世人警惕的。
繁荣与危机
■ 安 佳
现在来读查理斯·金德尔伯格的《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总是有种抱佛脚的感觉，但有的书确实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方显现出它的价值，这本《金融危机史》就是其中之一，当然，给定的环境就是现在连普通百姓都耳熟能详的中国经济过热或称部分过热，以及（从理论上说）会出现的危机和（事实上）随之而来的宏观调控。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金德尔伯格的《金融危机史》与此不谋而合，书中专门讨论的是伴随经济繁荣而来的金融危机。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说法，金融危机仿佛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新的利润机会，并开始追求这一新的利润（这一阶段是坊间很多教科书传授的主要内容），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繁荣阶段的过剩本质就会真正体现出来，这时，金融体系将经历一个“痛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急于扭转经济扩张的过程，这一扭转方式就像爆发了市场恐慌。在过热阶段，人们手中的钱都用来购买不动产或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没有钱的人则借钱从事这一行为。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恐慌阶段正好与此相反，财富从不动产或金融资产转向货币，或转而偿还债务，这种行为终于导致商品、房屋、土地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崩溃，也就是说，任何成为经济过热的投资对象的东西，其价格都将崩溃。
这是对历史进行类聚之后得出的结论。
历史上，从1618年到1997年的三百多年间，类似于上述过程的金融危机有三十多次，基本上是十年出现一次。其获取利润的对象早年从硬币到花卉到房地产或土地，近年则从债券到基金到股票乃至于衍生产品，举凡能带来利润的，都是投资（投机）的对象。但这种投资要转化成危机，还要经历一个理性的非理性过程。
理性的非理性过程可以用伟大的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的经历加以说明。
1720年春天，牛顿卷入了著名的南海公司股票投机活动。作为一名科学家，牛顿对事物的认识比常人更具有理性，正因为如此，眼见人们疯狂地购买南海公司股票，牛顿理性地认为：“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动，但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因此，他于当年4月20日出售了他所持有的南海公司的全部股票，并从中获得了100％的利润，约为7000英镑。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量度。不幸的是，眼看当年春季和夏季人们都在疯狂地投资股票，牛顿又“理性地”采取了非理性的行为，冲动地在市场最高点时买入了更大数量的股票，当然，南海泡沫的破灭使他最后损失了20000英镑。以致在以后的时间里，牛顿甚至不能再听南海之名。
实际上，理性的非理性过程仅仅是一个过程，投机要成为一种“热”，一般都要在货币和信贷扩张的助长下才能加速发展，有时候，正是货币和信贷的最初扩张，才促成了投机的狂潮。远的如举世皆知的郁金香投机，就是当时的银行通过发放私人信贷形成的；近的如1930年代大萧条之前，纽约短期拆借市场扩张所促成的股票市场繁荣。事实上，在所有的从繁荣到危机的过程中，都有货币、或者是银行信贷的影子，而且，货币的扩张也不是随机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种系统的、内在的扩张。
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对当前中国经济最具启示的关键。即，政府总是要发展经济，否则无法增加就业，但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首先允许人们寻找利润增长点，一旦某个利润增长点被人们看到，一旦这个利润增长点所属行业不是政府控制进入之行业，如中国的房地产业、汽车业或其上游行业如钢材等，那么，经济“热’’上一点就不可避免。根据上面的逻辑推理，这时，如果银行信贷介入其中，就可能“热’’上加热。如果说，以信贷扩张启动经济扩张的观点正确，而此后以现行商业机会为基础进行的信贷扩张将导致灾难也是正确的话，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一旦启动了信贷扩张，规定一个停止扩张的时点是否现实呢？并且，这能否通过自动法则完成呢？
对历史事件进行类聚研究后可以看出，只要当局稳定或控制一定数量的货币M，不管是控制货币的绝对量，还是根据既定趋势控制货币的供应量，都会导致经济更加过热。这是因为：（1）如果货币的定义以特定的流动资产形式被固定下来，并且经济过热后以该定义之外的新的方式将信贷“货币化”，那么，虽然以旧的方式定义的货币不会增长，但其流通速度会加快；（2）现代经济中，人们很难确定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即，是否应该将M1定义为流通中货币＋活期存款；将货币M2定义为MI＋定期存款；M3定义为M2＋流动性较高的政府证券或其他方式。何况有的经济学家已经将货币供应量划分到了M7。金德尔伯格认为，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只要货币当局固定了任何一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i，市场都将在经济繁荣时期创造新形式的货币以绕过限制，从而迫使货币当局有必要固定一个新的货币供应量Mj。因此，货币扩张不太可能通过货币稳定政策稳定下来，再推而广之，货币还是会推动“热”之更热，危机还是不可避免。
上面所说的从繁荣到危机的过程仅仅是一种逻辑，这一逻辑要发展成现实，就得有一个导火索。金德尔伯格的《金融危机史》中有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小孩子喜欢玩一种扔爆竹的游戏，但是，如果A小孩向B小孩脚下扔的是一个哑炮，B小孩拣起这个哑炮扔给了C小孩，C又扔给了D，依此类推，直至Y小孩扔给了Z，这个哑炮终于在Z的脸上炸开并炸瞎了Z的双眼。这里，A是远因，Y是近因，中间还有从B到W的一系列连接点。那么，谁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呢？金德尔伯格用这种全世界的小孩都喜欢玩的游戏来比喻一次金融危机的到来。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说法，远因是投机行为和信用扩张，近因则是某些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如一次银行破产、某个人的自杀、一次无关宏旨的争吵、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暴露或是拒绝为某些人贷款以及仅仅是看法的改变。这些事情使市场参与者丧失了信心，认为危机即将来临，从而抛出一切可转换为现金的东西诸如股票、债券、房地产、外汇和商业票据。当所有需要货币的人都找不到货币了，金融领域中的崩溃便会传导到经济中的各个方面，导致总体经济的下降，金融危机的来临。
金德尔伯格根据历史现实，给出了一个金融危机的分析架构，即危机是一个从繁荣到崩溃的逻辑过程，他采用的方法是一种经验分析方法，即他用从1618年的南海泡沫到1990年的每一次危机的具体事例来对自己的框架进行实证。虽然对1929…1933年大萧条起因的分析与弗里德曼的分析有鲜明的区别。但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起源与发展及分散的过程与金氏理论框架的吻合，还是让人对其理论刮目相看。
金氏理论的精彩，在于他的理论基础，即他的认识论。金氏的理论基于他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认识，这从其书名的“Manias，Panics and Crashes”即可略见一斑。金氏指出，如果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偏好，并以收入最大化作为行为的标准，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假设。但他同时也认为，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人可能是理性的，但个体的理性汇在一起，就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这种行为就像运动场上的人类行为一样。在运动场上，每一个观众都想占据最佳的位置，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但结果可能是一片混乱。剧场着火时，每个人都冲向出口，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产生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金德尔伯格认识到了个体理性的总和不等于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这与现代物理学霍尔效应所揭示的规律相同。霍尔效应认为，单个电子有单个电子的运动规律，但无数个电子组合到一起，就不再是单个加总之和的力量，而是产生出N种力量。实际上，在复杂的当代金融市场上，呈现的正是这种无数单个理性行为合成的非理性结果。比如1987年纽约股市大崩溃，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是由于价位风险套期行为引发的原本不存在的不稳定风险。一般来讲，这种风险很难出现，因为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会依照自己的信息向不同方向移动，但其中也肯定存在向一个方向移动的概率。如果，风险刚好在一个方向上累积，就会在完全没有相应条件的情况下，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
应该说，这是给人以悲哀的理论。因为从金氏书中的例子看，数百年来，或者，从人类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人类总是在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的开头，都是无可指责的理性的行为方向。正如金氏在书中引用的1970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伯纳德．·J·拉斯克的一段话：我能感到它正在降临，不管有无证监会，一轮全新的灾难性投机正在降临。我们很熟悉它的各个阶段；先是蓝筹股受追捧，然后是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