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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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是一种非常悲哀的逻辑，因为这是面临确定性时的一种无法确定自己行为的不确定性。难怪有人认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应付，但金融危机除外。因此，经济出现了繁荣就要警惕金融危机，或至少要警惕经济的衰退。
学术研究的“俯仰之间”：论研究主体的抑视、平视与俯视
■ 叶 隽
对待先贤，似乎情不自禁地就会涌起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而细究起来，这其中的关联，原是大有讲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景仰不已’’的感觉，固然是因了前贤的胸怀风襟、学术气度等等客因，就我们自己而言，主观上的追慕文化英雄、树立心中偶像，可能都是重要的因素。这对于初涉学术、由精神追询而走向学问的学子而言，尤其如此。然则，究其实质，似又不尽然。
就以我自己对留德学人的研究历程而言，似乎也多多少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最早时由于梳理历史，埋首于无尽之资料爬梳之中，用功倒是不少，但收获却是不大；认真反省，觉得自己“匠气十足”，“钝功有余”，而实乏对前贤之“仔细体贴”，乃转向个案研究，特别提醒自家的“同情之理解，温情之敬意”，可到最后觉得倒是理解满腹、敬意盈胸了，但却又深感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这类文章，即便做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地步，又能如何？这难道真是学术研究的本意？于是，便想退一步，不妨以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来“做局外观”，果然便有很是不同的收获。
那日，一位前辈学者谓，对研究对象不妨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要学会去俯视他们。初听此言，颇有惊诧之感。毕竟从“仰视”退到“平视”，还可以调整心态；但若从“平视’’再退一步，将“仰视”终究变成“俯视”，这可真地很不容易。毕竟，这些研究对象，乃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对他们，又正是因了满心崇敬才将之作为自家的研究对象。可仔细反省，却知道又是自己的境界层次问题。
对研究对象采取或“仰视”，或“平视”，或“俯视”的态度，其实与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敬意毫无关系，也并不要求将“同情理解”与“温情体贴”尽皆剔除。而是针对研究主体个人而言的一种“整体提升”，也就是说，是一个“技艺”层面的问题。
学术之路走了这么久，虽然谈不上什么“历经沧桑”，但说一句“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还是可以的。做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确实是常涌上心头的一个问题，无论是身在其中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前辈们的筚路蓝缕与“卖柑者言”；还是异国前贤的宏篇论述，都曾细加拜读推敲。每代人都有一个不断“对话前贤”与“拷问自我”的过程，或许到了我们这一代，也仍然难以免除？学术研究除了它本身技术层面的“知识积累”之外，也更有其精神层面的“世代延绵”，如果说前者可以通过严格规范和学术训练可以达致的话，那么后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用心体悟，说“心领神会”，多少有点玄妙，但所谓“举一反三”或“心有灵犀”，可能都不为过。因为，这“精神承继”的过程正是一个“自我拷问”的周期。没有发自内心的灵魂拷问，没有天人交战的精神之痛，这种“精神承继”很难算是完成了。而这种拷问与承继的过程，往往正是借助于与先贤个体的交流与对话而获得的。
之所以这样立论，大概也是结合自己研究过程的“甘苦体会”所得。最初进行《1930…1940年代中国留德学人研究》，主要做的还是梳理史实的工作；《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则完全体现出对先贤“同情之理解”，表达出“温情之敬意”；到了《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则将这种“敬意”与“温情”尽量压在纸背，尽可能反映出当时比较真实的“历史场景”。同时，已觉得能用一种较为平和与平等的目光去对待研究对象，无论他们曾为大贤，曾为大圣，在我心目中，都尽力尝试以“史家”的客观去衡量之。但如此说来，最多也就是接近“平视”的目光，离“俯视”之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到了这部《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则忽地感觉到，如果仅仅将笔墨停留在“温情”与“敬意”的层次，恐怕是远远不够的，更多地，恐怕真地需要一种“居高临下”，一种“俯视”，甚至一种“辩难”、“驳问”的意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要真地想有所成就，或许真地不能仅仅是“仰视”甚至“平视”。
对陈铨、冯至这代人，我们究竟抱怎样的一种态度？他们的学术史与文化史意义（广义）究竟如何判定？作为后来者，又应该怎样续上后继的步伐？这一代人，他们究竟应当怎样定格在历史的大屏幕上？“盖棺论定”，说来容易，一旦要落实在自家笔下，真是觉得肩有“千钧之力”啊！论德国文学史的撰作，将开风气之先并为德语文学界元老的张威廉排除在外，而取以中国文学史家名显、作为门外的刘大杰为代表，这样的判断，没有一定的“反省意识”与“拷问立场”，又如何敢轻易罗列？至于一代代学人的代际传递与历史功过，又该如何“审视拷问”？时为国际一流学者的欧尔克，作为汉学家的卫礼贤，长期执教北大德文系的洪德生，外来人的功绩得失，如何鉴别？杨丙辰的游走于北大、清华之间，作为第一代师长，又应该如何评价？至于第一代的学生，诸如本土学成半途向学的张威廉、德国归来德语精深的商承祖、日后清华毕业留学哈佛的杨业治……这些都是我们曾经顶礼师之，甚为尊崇的前辈学者啊！有些更是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然而，我们不得不问，百年沧桑，德语文学一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坎坷发展历程，为什么竟然如此“步履维艰”？排除去经常为人引用的“战争创伤”、“政治干扰”、“经济条件”诸因素之外，学术成就本身的“花果飘零”，确实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这，暂且置而不论。对于现代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先行学者们来说，后辈不得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规范为何迟迟未能建立，准则为何久久未获公认？如果说第一代人还不得不在开创期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苦苦挣扎，甚至更多地依赖于国外本身的指导与范式的话（也有本学科的特殊性）；那么从异国留学归来，尤其是在名校之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又如何能辞其咎？我至今不明白，能做出相当工整规范的德国式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先贤，如陈铨，如冯至，他们究竟是不能为，还是不愿为？他们在归国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冯至的本质还是个诗人，他的德国求学路，更多地是随性移情的“自我修养”过程，没有合适的教授就转学他地，自由自在地阅读自由心灵的契合者，尽管最后的论文因了“博士头衔”的考虑而研究的是他本人性情气质并不甚为契合的诺瓦利斯，尽管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他颇不以为然的布克教授，尽管他的论文写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德国朋友的帮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篇博士论文在学术史上是有所贡献的，至少，通过这一论文写作的过程，冯至是获得了在德国也得到承认的“入场券”的学术资格的。我们至少可以说，冯至若能将他在德国所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继续“发扬光大”，对于现代中国正处于建设期的德语文学学科而言，意义莫大焉！因为，他不但是科班出身归来的“少壮派”，更具有烫金的“洋博士”资格；然而，冯至沉默了，他先就职于中德学会，后受聘于同济中学，直到抗战时代才成为了西南联大的德文教授，虽然教的只能是公共课（因为彼时不设德文专业）。《歌德论述》虽然不乏独到的观点和精彩的议论，然其中颇多演讲类文字，仍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与他在德国那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是诺瓦里斯作品中的文体原则》的博士论文相比，学术上的差距是不难看见的。
陈铨的本业是英文，后来在美国而转向德国文学，多半是兴趣使然。但这决不妨碍他1933年留德归来，就在母校清华获得了教授聘职。在1937年后的西南联大时代，他也同样是名声显扬的德文教授。可是，陈铨的贡献如何呢？他的一大贡献，就是将其在德国基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翻译出版，这部由《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翻译而来的《中德文学研究》，出版于1936年，成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性著作之一。然而，与冯至不同的是，在清华的陈铨，执教于德文专业，是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建立有所贡献的，无论是引进新思路、莫立学科制度，还是寻找旧传统、梳理学术史，都有太多的事可以做。然而在这方面，我们未曾看到陈氏的贡献。等到了西南联大时代，虽然与冯至同任德文教授，但此时的陈铨，显然别有关怀，抗战时代的凌厉号角，已使他难以在专守作为学人的书斋清静，而更以战国策派的重要代表出现在抗战文化的大幕之中。
冯至、陈铨无疑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那代人中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但如果考量百年来的学科史成就，我们会遗憾地发现，经由他们参与创建的传统，其实有诸多值得置疑之处（其中当然有时代背景的原因，甚至很大，但此处存而不论）。学科规则之未能奠立，是为其大者。从“俯视”的角度来看，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或多或少对此都有所牵制，无论在精力、时间和思维角度方面，都必然对作为纯学术的一面有所影响；但此点并非致命性的，陈寅恪也写得一手好诗，钱钟书更是做小说的能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学术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冯至、陈铨们的学术史与学术前沿意识，都不浓烈。德语文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其实远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起点并不低，北大创办德文系时，就请来了作为德国文学专家的欧尔克为教授，说是与对象国的学术前沿接续了关系可能并不为过。但从之后的发展来看，我们的学科建设并没有真地建立在这样一个高平台上。
前贤已矣，如此强调“居高临下”，决不是为了“苛求古人”，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再走人如过去那样的“盲目崇拜”状态。前贤的成就与贡献，当然必须充分肯定，因为这本就属于我们必有的“学术传统”的那一部分，“高山仰止”也是我们常有的心态；但却也决不能以此而“画地自牢”，要想有所超越，走出前人的藩篱，就必须有研究视角上的“俯视”态度，有审问之功，有省思之能。这样，才能推进学术本身的演进过程。这一点，其实也不仅表现在学术史的研究上，对其他研究对象可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对待我目前正在进行的另一条路径的研究，即对德国古典时代的那批人，究竟该持怎样的态度？毕竟，与中国不一样，德国古典时代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光明的文化时代，歌德、席勒这些人物，无论如何是人类史上最具光环和魅力的人物，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到“崇拜者”的陷阱中去。所以，如何保持距离，甚至取出后来者的“俯视”目光，都是对研究者严峻的挑战。
目前国内学术界、翻译界和出版社界在学术译著的规范方面仍然处于非常繁芜的状态之中，虽然由于学科的不同以及外文原著本身在语种、体例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学术译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但是就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处理办法展开一些讨论，进而达成大致的共识还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鉴于《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英＇昆廷·斯金纳著，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在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典型，因此本文想结合这个中译本出现的失误，略陈管见，欢迎方家同人不吝批评、回应。
专有名词和术语的夹注问题。笔者认为，在学术译著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尤其是较为生僻的专有名词）和作者着意强调或者具有特殊含义的术语在文中首次出现时，以夹注的形式附上原文是非常必要的。其理由大致如下：（1）于读者，可以方便查对和引用。对于较为生僻的专有名词和存在译名争议的术语，异名同出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2）于作者，可以保留和凸现作者的用心和意蕴，因为作者使用和突出某些术语往往是基于特殊考虑的；（3）于译者，可以留下纠错的空间，译者应当预设自己有出错的可能；（4）而且，这也是目前国内学术译著中比较通行的做法，有些译著（如邓正来翻译的哈耶克的著作）对作者独创或强调的术语甚至是出现一次即夹注一次。
当然，其他替代的办法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比如：通过译注的形式（即使在译注中，注上原文也是必要的）；而按照国内先前通行的一种做法，可以在书后附上译名对照表（这往往只能解决专有名词的问题）；或者按照目前国内另外一种通行的做法，将原书较为详尽的索引（如果有的话）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翻译过来。
就《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而言，本书的正文部分除了极个别不甚重要的地方之外通篇没有加注英文和拉丁文，而且既没有译注和译名对照表，也没有将索引译出，这显然是不妥的。一方面，书中有许多一般读者所不熟悉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如奥斯本（Osborne）、尼维尔（Neville）、尼德汉姆（Nedham）等人名，《一个崇高的自由国家》（The Excellency of a Free State，也许译为《一个自由国家的优点》更为恰当）、《国王和行政官的占有物》（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通译《国王与官吏的职权》）等书名，以及virtu（它决不能简单地译为“美德”）、obnoxius等至关重要拉丁名词；另一方面，在一些紧要之处和关键术语上，由于译者没有附注原文，结果导致作者的原意受到扭曲或者没有得到很好的再现。比如，译者将本书的核心概念“neo…roman theory／view of liberty〃译为“新罗马法理论／自由观”，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作者没有突出罗马法的意思。又如，在中译本第12页的正文和注释3中，译者将“civil society”分别译为“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由于没有附注英文，所以读者肯定会认为作者原来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作者这里根本无意在“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做出区分（这是现代政治理论在国家—社会之间坚持三分法的结果），而只是想区分十七…十八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政治社会”（即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相对应的存在政府的社会，也有人主张译为“文明社会”）和十九世纪以后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但不管这些译名存在什么样的争议，最稳妥的办法也许就是附上原文。
边码和索引问题。笔者认为，学术译著（尤其是征引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