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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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样的争议，最稳妥的办法也许就是附上原文。
边码和索引问题。笔者认为，学术译著（尤其是征引率较高的名著和其他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制作边码是很有必要的，它有利于读者查对原文（毕竟国内已经开始逐渐具备查对原版著作的条件），也有利于国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我们知道国外的学术著作即使出版修订本也非常注意尽量保留原版的页码）。虽然边码的制作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排版等方面的原因也肯定会导致一定的出入，但它需要译者和出版者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才能实现边码的功能。不少学者抱怨，现在有许多译著的边码与原著的页码相差太大，根本无法查对，这显然背离了译者和出版者制作边码的初衷。
与边码相关的问题是索引。索引的编制有好多种形式：可以是译者（或编者）重新编制的（基本上是以汉语拼音排序），也可以保留原著的索引（多是英文字母排序）；索引的页码可以是中译的页码，也可以是原著的页码（即边码）。
很遗憾，《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没有制作边码；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在没有编制边码的情况下用原著的页码来“制作”索引（实际上就是图省事，直接把原著的索引照搬过来），这显然是极不规范的做法，译者和编者对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问题。由于外文原著的注释情况极为复杂，这里只就国外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注释标准和国内译著中出现的问题简略地谈一点看法。目前国外学术著作中采用较多的引文性／引证性注释标准是所谓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格式标准（MLA）和美国心理学会格式标准（APA）以及哈佛标准（The HarvardSystem），这些标准大同小异，引文信息采取如下形式出现在相应的句子或段落之后（夹注、脚注、尾注依不同情况而定）：作者名、文献刊行年份（同作者、同年份的文献下标a、b…区分）和页码，例如：Rawlsl971／Skinnerl998a（b…），p．x／pp．x…y；在文章或著作最后再附上详细的参考／征引文献信息（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列出）。笔者认为，这种注释标准虽然不无缺点，但它的优点也是很明显的：它将说明性注释和引文性/引证性注释区分开来，并且显得简洁明了。
问题在于中文译著如何处理这种形式的注释呢？目前国内大致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保持原来的形式不做任何处理（相应地保持其参考文献的原来形式）；第二种办法是翻译成如下的形式：“罗尔斯1971年的著作，第x页”或“斯金纳的著作（1998a，第x…y页）”，并在参考文献中做相应的处理；最麻烦的则是第三种，即将其一一转换为作者、文献名、出版社（或期刊名）、出版年份和页码这种我们较为熟悉的形式：“罗尔斯：《正义论》，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X页”。在这三种办法中，笔者倾向于第一种，因为这样做比较简洁，便于读者直接查对和进一步检索文献。原著的参考文献当然需要保留（不过国内有些译著居然毫不留情地把它给删了），而且一般情况下这些文献大多数都是没有中译本的，所以，不妨不做任何处理地保留。如果译者愿意对其中有中译本的文献做出说明甚至把它们的信息全部翻译成中文，那自然很好。但是，如果略去原文．完全代之以中文，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因为，在缺乏文献中译本和原文信息的情况下，读者根本无法去查阅这些文献。
让我们回到《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上来，译者是如何处理这种形式的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呢？首先，译者把这种注释译成：“罗尔斯的著作（1971，第x…y页）”——单独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参考书目中，译者却是这样处理的：“RaMs，John（1971），《正义论》，Cambridge，Mass”（这里出版社的省略是原书的问题，与译者无关）。这种错位意味着，读者根本无法直接查对引文的版本信息，因为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把“罗尔斯的著作（1971）”与“Rawls，John（1971）”、“A Theory。fJustice”以及“《正义论》”对应起来。这里在不保留原文的情况下把文献名翻译过来似乎没有必要，因为译者实际上无法保证能够把所有的文献都恰当地译成中文。
特殊形式的处理问题。这个中译本还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原书中为数不少的用以突出重点的斜体字部分（英文著作中的斜体字除了用作强调外，还用于书名、报刊名和非英语语种的词句等）在中译本里没有得到任何体现（通行的做法是用黑体字或加粗字体以示强调）。笔者以为，这样对待原著是极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评
在古希腊史研究中，政体和官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出版了不少有关著作。不过，这些著作大多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而中国学者中，虽然在有关论著中或多或少涉及这一问题，亦鲜有全面探讨者。在这个意义上，杜平的《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的出版，值得中国古史学界欢迎。一方面，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古希腊政体和官制演变的著作。它按照古希腊历史分期，分别讨论了克里特、迈锡尼时期的王权政治，荷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雅典民主政治，希腊化时期的君主制，古希腊思想家的政体理论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为方便读者深入研究，书后附录包括历代执政官（国王）表，古希腊大事年表及参考书目。全书体例比较严谨，有一定特色。另一方面，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此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以下我们准备从资料的使用和学术动态的把握、总体思路、注释和参考文献等方面对该书的得失进行讨论，不当之处，请诸位师长和同仁不吝赐教。
判断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首先是看它对资料的把握和对学术动态的掌握。应当承认，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花了一定功夫，有关的原始文献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大体上进入了作者的视野。在对学术动态的把握上，作者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条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从后记看，作者在湖南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工作），搜集到一些最重要的中英文古希腊史著作，脚注和参考书目足资证明。因此，对于作者的努力，我们给予充分的肯定。
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作者对资料的搜集和对学术动态的把握相当不完善。首先，就古典文献来说，作者搜集到的主要是中译本，其他语种的文献相当少。荷马的颂诗、希腊的抒情诗、色诺芬的《希腊史》、阿提卡演说家的作品等，都不曾或很少在书中得到反映。众所周知，虽然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历史的极盛时代，但文献相对丰富的，仍然是公元前4世纪。尤其是阿提卡演说家的作品，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是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渊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西方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重大努力，先后出版了琼斯的《雅典民主》、汉森的《德莫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辛克莱的《雅典的民主和参与》、奥伯的《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精英和大众》等重要著作。遗憾的是，除了琼斯的《雅典民主》外，其他著作、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作，几乎没有得到作者的注意。
其次，考古资料很少得到利用。由于希腊史的可靠文献相对较少，特别是在早期希腊史领域，除了史诗和抒情诗外，几乎没有可靠的文献，因此，凡欲研究早期希腊史者，必须充分利用考古资料。虽然我们不大可能直接利用考古报告等第一手资料，但西方学者在此方面已经做出不少总结性的成果，如奥斯邦1997年出版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斯诺德格拉斯1972年出版的《黑暗时代的希腊》和1980年出版的《古风时代的希腊—进行试验的时代》、科德斯瑞1977年出版的《几何陶时代的希腊》等，都搜罗了相当多的考古资料，并在诸如城邦的起源、古风时代的地位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可惜，这些最新的学术进展，在该书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反映。
第三，对资料的考证不够周详，尤其是对某些不够可靠的资料，缺少深入、详尽的分析。一般来说，希腊人关于他们的历史的可靠印象，少有超过公元前7世纪的。希罗多德能够追溯的，基本上以公元前7世纪为界。即使是公元前5世纪，有关希波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的历史，也仍有许多空白。公元前4世纪以及希腊化时代的许多文献，其可靠性也不无争论。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文献时需非常谨慎。但是，作者在引用有关资料时，很少加以辨析、考证和比较，好像所有资料都是档案文献或者信史。最典型的例子是有关德拉古立法的叙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有关德拉古政制的记述，学者们已经根据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及《雅典政制》本身的记载，认定其完全是伪造。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所谓的德拉古立法，很可能仅涉及杀人罪。可是作者对此似乎没有任何怀疑，将《雅典政制》的有关记载几乎全盘照搬。关于雅典早期废止王政、设立执政官的传统，大概出自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史家们的编造，至少没有充分的当代文献依据，作者也不加任何分析，一律接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国学者希格尼特在其《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雅典政制史》中，对这些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讨论，该书在杜著的脚注中也出现过，但不知何故，有关观点竟没有引起作者的注意。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该书第8页竟然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古典时代克里特科斯摩的论述，当成克里特文明（爱琴文明）时代的制度，无端将其提前了千余年。而该书第145页把泰利斯、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等人的思想文化成就都与雅典民主联系起来，更令人匪夷所思。
第四，因为对资料和研究动态缺乏充分的把握，在某些观点上，不免有值得商榷之处。诚然，在不少问题上，该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些不乏创新，如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该书将之分为两个维度，一种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局限性”，一种是“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但总体上看，大多数时候沿袭陈说。如关于荷马社会在希腊史上的地位，该书仍沿袭传统观点，将其作为军事民主制对待。但在国外，美国学者拉夫拉博、莫里斯、英国学者奥斯邦等都已经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做出了新的论述，认为希腊城邦实际上在荷马社会已经萌芽。在国内，黄洋1997年发表于《世界历史》第4期的文章，也已经证明，荷马社会不仅与迈锡尼社会之间有一定继承性，而且开启了古典希腊城邦的先河。有关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问题，国内外学者也有不少新的论述。对雅典民主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不断衰落的观点，批评尤多；关于雅典人民领袖作用的估价，也有重大修正。芬利在《雅典人民领袖》一文中，更反对以伯里克利为界将雅典政治家划分成两个本质不同的群体，认为在雅典那种直接民主制度下，所有政治家，从克里斯提尼到德莫斯提尼，没有质的区别。观点虽然极端，但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杜著的参考文献第54条正是芬利主编的《古代社会研究》（《雅典人民领袖》一文乃该书第一篇论文）。可是该文的有关看法，对杜著来说，好像从不存在。
判断史学著作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它的总体思路和研究方法。该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我们同样必须指出，该书忽视了希腊政体和官制的一个最基本因素：城邦，从而导致作者对希腊政体和官制的论述出现偏差。
在我们看来，一本完善的希腊政体和官制史，应当放在希腊城邦这个基本制度的兴衰上，揭示城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内部的运行机制以及它衰落的根源。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觉得，在关于爱琴文明的叙述中，应当指出青铜时代的希腊国家与古典希腊城邦制度之间的差异；而关于荷马社会和古风时代的论述，重心当然是希腊城邦的起源，重点指出它发端于迈锡尼社会崩溃后的所谓黑暗时代，是官僚体系崩溃、铁器时代来临、希腊相对孤立、自耕农兴起、重装步兵在战场上的主导地位、字母文字的发明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产物，是政治和社会权力下移到普通民众的结果。由此出发，对城邦的基本特征进行阐述：城邦不论政体如何，其最高统治权一定寄托于人民大会，政治制度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因素。因此，为使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同一官职往往由多人担任，而且任期短暂；为保证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实行抽签选举；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提交到人民大会上讨论；一般来说，所有官员，也都向人民大会负责（至少名义上如此）。所以，在对雅典和斯巴达的制度进行分析时，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更应该指出两者作为城邦的共性；希腊人的政治理论，都以城邦为基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构想的理想国家，仍然是希腊城邦的翻版。只是到希腊化时代之后，因为广土众民的大国的出现，斯多葛派的大同主义才有生存的基础。而杜著大体上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从克里特—迈锡尼的君主政治，过渡到荷马社会的军事民主制，然后是古风时代的僭主政治，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和雅典的民主制度，最后是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制，以希腊人关于政体的理论终篇。其中关于斯巴达和雅典民主的部分，是全书的核心，也是最能体现希腊城邦特征的部分。可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极端民主制，是不同时期不同官制和制度的堆砌，而看不到这些制度和城邦之间的关系，更难以见到它们相互之间共性和差异的论述。至于希腊城邦和近东早期城市国家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和迈锡尼社会的区别，好像也没有受到作者的重视。
该书另一个重大失误，是把雅典和斯巴达当作了古典希腊，忽视了希腊世界更广大的地区。实际上，希腊城邦，如果包括意大利、西西里、黑海沿岸、北非等地的殖民城邦，大小至少几百个（作者显然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因为他在《后记》中提到，希腊大小城邦有二百多个）。它们的制度，也因为自然和历史环境的不同，存在重大差别。早在古典时代，希腊人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据说亚里士多德为写作《政治学》，和他的门生们一起搜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城邦的宪法。可惜这些著作大多失传，所以，二十世纪以前，学者们因为文献的限制，把主要精力放在雅典和斯巴达上，并不奇怪。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希腊并不仅仅是巴尔干本土，更不仅仅是斯巴达和雅典。在希腊城邦中，它们恰恰是最具特色、同时也是最特殊的两个。绝大多数城邦的制度介于它们之间。因此，第2版的《剑桥古代史》与第1版相比，不仅在篇幅上大为增加，而且在结构上也有重大调整，有关巴尔干之外的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之外的城邦，所得到的篇幅越来越多。此外，一些重要的地区和城邦，如西西里、爱奥尼亚、黑海、科林斯、麦加拉、西库昂、阿哥斯、萨摩斯等，也都有了自己的专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