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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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缺少必要的比较。要揭示希腊政体和官制的特点，当然需要适当的比较。在很多情况下，比较不仅有益，而且必需。尤其是关于希腊的政体和官制，我们不仅要注意不同城邦之间、同一城邦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更应该有希腊和近东、埃及等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希腊城邦政体和官制的独特之处。在论述希腊化世界时，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如托勒密王朝的君主制，要想充分阐明其特点，需要纵向与古埃及王权比较，横向与亚历山大的君主制、塞琉古王朝相比较，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认识，也才能对托勒密埃及的制度做更准确的界定。其他如塞琉古、马其顿等的制度，也都存在类似问题。
三
近年来，有关学术规范的问题一再引起学者们的讨论。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学者们见仁见智，但大家基本同意，一本专题性著作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应当规范和统一。该书看来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页下有脚注，书未有参考文献，但可能因为篇幅的限制，或者作者的忽视，仍有某些不足。在评价一本专题性著作时，这样做也许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我们觉得，一本好的论著，其注释也应当是规范的，因此对它仍有讨论的必要。
第一，注释不够全面，许多应该下注的地方，根本没有脚注。例如，我们有关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制度，基本没有文献可资依靠。有关迈锡尼的制度，主要来自线形文字B，其中的许多官职和制度，还存在争议。可是，在有关迈锡尼制度的叙
述中，作者分别介绍了瓦那克斯、拉瓦格塔斯、特勒塔、帕赛勒乌等的地位和权力，但没有一个脚注说明其资料和观点来源。而在有关克里特科斯摩制度的介绍中，作者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没有注明。在关于希腊化时代斯巴达改革的叙述中，同样没有任何脚注。
第二，注释体例不够统一。虽然现在学术界并无统一的注释体例，重要的学术期刊以及大学学报在注释体例上更是“百花齐放”，但具体到一本书中，体例必须统一。可是，我们简单查阅了该书注释之后，却发现在该书的外文著作注释中至少出现了三种不同格式。一种是全部译成中文，如第8页的注释是：亚瑟·伊文斯：《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伦敦，1921年版，第1卷，第1页；第192页的注释②是：德拉逊：《希腊主义史》第三卷，巴黎，1985年版，第687页。但是，就在该页的上一页即191页上，我们又看到了两个全原文的注释，它们分别是①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Oxford，1984，p576和②R．L．Fox，Abxander the Creat，London，1975，p20。而在第102页，我们看到了第三种注释：①奥斯波恩：《德谟：古典阿提卡的发现》（Demos，th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ttica），剑桥，第70页上的图表。注释体例如此不同，让读者感到无所适从。另外，书中有些注释自相矛盾，如引用奥斯丁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时，第205页特别说明引用该书只注史料的序号，但作者自己做注释时，却又不注序号，仍是页码。遇到这样的注释，读者恐怕会无所适从，不知该遵从哪一种了。
第三，注释项目不完整。不少外文著作没有注明出版社，有些连版本和出版年代都阙如。上述第102页的注释上，既没有出版社，也没有出版年代。不过最典型的例子是第99页的注释。该注释引用的是《剑桥古代史》的第5卷。可是那里既无主编，也无版本，更无出版年代和出版社，不知我们是该去找第1版还是第2版。第94页引用的格罗特的《希腊史》第5卷，同样没有任何版本信息。而哈蒙德的《公元前322年以前的希腊史》分别出现在66、159、191页的脚注中，其书名、出版年代都有所不同，分别是A History of Greece，1959；A History ofGreece，1982和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1984。据我们所知，哈蒙德只写过一部通史性的希腊史，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本，该书确曾出过两版，分别是1959和1967年（因资料所限，我们不清楚是否有更新的版本），但作者根本没有注明版次，不免让读者困惑。第16页的注释中出现了缩写JHS。这是该书唯一一次使用该缩写，在此之前未作任何交代。一般来说，只有专业的古代史学者知道它代表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按照常理，这里可以不用缩写，直接将全名写出，会更清晰明白！
第四，有些注释存在知识性和印刷错误。 第26页注释②是：沃尔班克：《剑桥古代史》，第3卷第3分册，剑桥，1982年，第200页。可是，《剑桥古代史》第1版的第三卷出版于1925年，由J．B．Bury等主编，且无第3分册；第2版的第3卷确实有第3分册，也确实出版于1982年（按照学界惯例，所引用的著作是第一版时，可不注明版次，但如非第一版，一般应注明版次），但主编是John Boardman和N．C．L Hammond，各章作者中也未出现沃尔班克（Walbank）的名字，可见两书都与沃尔班克无关。第205页引用了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但该书的出版者是伦敦的Fontana Press，估计作者是把印刷地和出版地弄混了，把出版地写成了格拉斯哥。第20页的注释②中，world错成了wold；第102页的Attika错成了Attica（虽然在西文中c，k都用，但奥斯邦用的是Attika）；第269页的Grote错成了Grot。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再一一列举。
第五，参考文献的编写。一般来说，参考文献中出现的著作，不一定都会出现在脚注中，因为作者阅读的范围比较广泛，而能够出现在脚注中的，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某一著作或者作品出现在脚注中，一般应将其列人参考文献。可是，杜著的做法也有些不同。不少在脚注中出现过的作品，其中有些还不止一次的出现，在参考文献中却付之阙如。典型的例子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哈蒙德的《公元前322年以前的希腊史》。该书曾经3次出现在脚注中，但在参考文献中，列入的却是从未在脚注中出现过的N．G．L．Hammond，The Classical Ageof Greece，London，1975．奥斯丁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也多次出现在脚注中，在参考文献中亦无反映。另外，参考文献的某些项目注录不全，如56仅有Grot，缺少本名或者是本名的缩写；57仅有Hignett，缺少本名Charles或其缩写字母C。64将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的第5、7两卷一并列出，且两书的主编和出版年代都不相同，却硬捆在一起，在参考文献的注录中更是少见（显然不是为了节省篇幅，因为下面的空间，足以再列出好几本书）。
199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古史学者斯托克顿的《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随后，在世界古典学界大名鼎鼎的《希腊研究杂志》发表了一位颇有地位的学者的书评。评论者声称，斯托克顿之书的前半部分与已经过时的埃伦伯格的《从梭伦到苏格拉底》相像，而后半部分让他想起康纳的《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新型政治家》。如果是在中国，这两句话等于判了斯托克顿“死刑”。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评论者过于严厉，言过其实。斯托克顿的著作仍然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列入了包括汉森的《德莫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的参考文献中。而斯托克顿本人的学术生涯，似也不曾受到多少影响。卡根的名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也曾经遭到德圣克罗阿的批评。后者雄辩地证明，卡根的一条资料是转引的，而且不曾注明是转引的。可是最初的那个引用人在翻译原文时就理解错了。卡根可以说犯了双重错误：对史料的理解有误，转引时又未注明。卡根后来承认，他的确是从德圣克罗阿所说的那本书上转引来的，但他辩称，这不影响他本人所持观点的成立。总的来看，德圣克罗阿的批评并不影响对卡根整本书的评价，因为在当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中，卡根和德圣克罗阿的著作都成了必读之作。国内目前学术批评的气氛虽有好转，但仍不够正常。有些评论者战战兢兢，生怕说了作者不喜欢的话；有些则居高临下，好像真理仅仅在他手中，作者和读者都只能听从他的判决。而作者在反驳不同意见时，也不免带着情绪，有时甚至上纲上线，把善意的学术批评等同于“文革”时代的政治大批判。有的作者干脆保持沉默，拒不回应。但无论哪种情况发生，双方都从此成为死敌。我们以为，两种情况都不正常，对学术的发展不利。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我们指出杜著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对该书的全盘否定。它毕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古代希腊政体和官制的通史性著作，在普及希腊史知识、推动古希腊史研究中，有它的积极意义。以上的批评，也仅是我们的一孔之见，不一定合理。为了强调我们的看法，有些语句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我们所以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和作者展开讨论，是期望以此和作者共勉，使该书能够更加完善，并引起学界的注意，为共同推动中国古希腊史研究的进步而努力。
成绩欠佳 精神可嘉——李泽厚陈明
陈：《原道》创刊已经十年了啊！
李：所以你应该总结一下《原道》的成败得失嘛。
陈：我觉得这十年很不容易。
李：我认为基本上失败了，没有原出个“道”来嘛。
陈：那你原出来了吗？
李：我当然原出来了，巫史之道！
陈：儒学就是巫史之道？这说明你对它的理解完全是中西比较视城里的知识论角度。孔子明明宣称自己与巫史是同途而殊归嘛。张光直重要的是连续性概念。巫史什么的，不完全是那么回事。用它解说儒学，更不赞成。
李：你不赞同没关系，我并不要人赞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巫史之道解构后再重构，难就难在这里了。这也就是“西体中用”怎么个“中用”法。比如你讲的读经，到底要培养哪一种道德？在我看来只能是培养中国人的宗教性道德。区别公私两种道德很容易，但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是很大的。这与原道可大有关系。十几年来的经济发展证明我的“西体中用”非常正确。我们引进了西方的科技、生产力、生产方式，逐渐形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存在，但又先有乡镇企业，现有宏观调控，下一步还会有别的什么等等西方没有的“中用”，把经济搞得很好。政治、道德上也要搞西体中用，我这两种道德的区分，就是。
陈：那你认为我们《原道》失败的原因是——
李：胆识不够。做学问如同做大生意一样，需要有胆有识。有的人是有胆无识，像刘晓波，胆子是很大，但没有见识，只能张狂一时，过后灰飞烟灭。有的人是有识无胆，因此能搞出一些小学问，这个比有胆无识还是要好一些。有的人是无胆无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笑）陈寅恪，就是有胆有识。但我认为陈寅恪不如王国维，钱钟书不如陈寅恪。王国维是很有天才的，他也以天才自命。但陈、王当时也并没好多人赞同，且遭人反对。大权威章太炎就不相信甲骨，现在会觉得好笑。
陈：王国维可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李：这是两回事。以前我给你讲过，政治思想可以很保守，学术思想可以很先进，人是多方面的嘛。
陈：王国维的理念和他的学问有很大关系。比如说，整个五四前后都是疑古，他可是信古、证古、建古。
李：所以说他有胆有识嘛。他不跟风跑，也可说是反潮流。
陈：这个识见和他的文化立场有关系啊！
李：立场不是空洞的，是具体的。
陈：你对现在自由主义的一些学者了解吗？他们的胆识怎么样？
李：我看他们的东西很少，还是《浮生论学》中的意见，邓正来仔细地研究了哈耶克，下了一定功夫。他自己的东西我没有来得及看。反正现在是西学热，老是跟着外国人跑。现在都是这样。
陈：现在蒋庆编了一套少儿读经的诵本，引起了很大争议，你怎么看？
李：我不反对搞这种东西，但我不认为这是出路。我考虑问题比较奇怪，现在电脑语言都是英语，或许过三百年以后，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华民族还能对世界贡献什么？当然，我认为还是能做出重大贡献，但能贡献什么？读经等等这些东西不能贡献什么。
陈：这个你应该做出论证嘛。
李：这个不能论证。我不相信什么未来学。
陈：是你感觉？
李：不是感觉，是我认为。
陈：那你喜欢不喜欢这样呢？
李：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好些文化包括语言逐渐消失了，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坏事，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但文化上的全球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会刺激多元化出来，追求多元化。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一体化是总趋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不管你是高兴还是悲哀。
陈：你像一个科学家。那你的个人立场是——
李：首先是做事实判断，然后是价值判断。如果价值判断不在事实判断之下的话，就会沦为纯粹的伦理主义，就是道德义愤。新左派坚持社会批判，强调多元文化，这本身是一种道义，道义是有独立价值的，它起一种解毒性的作用。
陈：我想知道的是，你对三百年以后汉语的消失——假如真消失的话——是痛惜呢，还是任其自然？
李：我没说消失，而是说当时世界包括中国的通用语言可能是英语。这当然只能任其自然。英语比汉语容易得多。
陈：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不只是个容易不容易的工具性问题吧！况且，法语、德语又怎么讲？大家都任其自然，根本就熬不了三百年。但如果我们贡献出孔子、孟子、苟子那样的思想家，屈原、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领袖，还有能够比肩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那么坚持三千年亿万年都没问题。
李：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陈：最近，就读经问题引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美国的薛涌对蒋庆提出了批评，但出来为蒋庆辩护的却是一些年轻的自由主义学者，像秋风、刘海波、王怡、范亚峰等，他们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角度进行辩护，你怎么看？
李：因为我没有看材料，不好评论。我不反对读经，但这不是出路。政治哲学是当今的第一哲学，在中国会走红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两种道德（公德和私德）就是考虑中国如何能有一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