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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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化存续的伦理价值观，为后发达国家提供足以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的法律工具。
更充分地认识到且进一步强调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文明的存续的关键意义，将它视为可以与人权相并列的人类核心价值之一，应该是《公约》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同时这也是对后发达国家及地区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这样的《公约》才是后发达国家所需要并渴望的，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最广泛的支持，进而，才有可能真正调动世界各国实施《公约》的积极性，实现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这一目标。
如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份《公约》草案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为这份草案提供的初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迅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给文化多样性提出了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而制定这项《公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全球化进程中有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做出某种应对。全球化这一特定的语境，无疑暗含着资本的跨国流动过程中对世界各地原生态文化的商业化开发，不同国家对全球化的理解与感受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应对的措施，以及采取不同应对措施时的优先选择，就必然会出现差别。但假如我们都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确实构成了挑战，那么，就需要寻找回应这种挑战的切实有效的途径，至少不能是在助纣为虐。不能说《公约》的制定过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相反，无论是制定这项《公约》的动议本身，还是在《公约》草案起草的每一个环节，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都是得到关注的；从实际的结果看，《公约》草案初稿中，也已经专门设计了不少具体条文，用以倡导对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内容与艺术表现形式的保护，但是这样的保护，因为仍然非常强烈地体现出商业文化特有的视野，因为文化本身的精神价值，仍然没有被置于比文化产业发展更重要的位置，所以为保护提出的种种措施就显得非常之消极。
无论如何，《公约》草案的主要起草人基本上来自发达国家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们会天然地从发达国家的国情以及文化模式出发思考文化政策。这样的思考虽然未必会完全基于发达国家以及文化产品与服务输出国的利益与立场，但是在抽象的理论原则面前，有时活生生的现实的潜在作用更无法抗拒。只要身处充分产业化的文化语境，通过如此偏重于商业化情境中的文化活动的方式定义和理解文化，必然会像目前的《公约》草案初稿那样，将文化的表达片面地理解为一种“产品与服务”，将交流与沟通置于文化传承最重要的位置，并且由此衍生出将知识产权保护事实上置于文化多样性之上的价值观。而基于这样的理解制定的《公约》，极有可能在它将来的具体运作过程中，给发展中国家甚至转型期国家的文化活动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尤其是在遭遇文化争端时置其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因此，至少在这一阶段，《公约》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也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通过文化方面的专家以及外交途径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公约》的上述基本立场有所调整，应该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文化外少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而这样的努力，对于中华民族开拓自己未来宽广的文化发展道路，其意义无可估量。
我能影响中国吗？
■ 郑也夫
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听表扬的人。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喜欢听批评。也不知道这脾气是生来就有，还是幼时的环境造就的。小学六年我一直是个顽劣少年，五年级才人少先队。老师常常要找家长，表扬很少听到。照理说，稀缺了更应该喜欢，可是我一听到表扬就坐立不安。从来没有得过奖状，区里小学田径比赛的奖状是个例外。我当众领取那奖状时竟异常坦然。那时候还没有分析能力，大概是感觉到它是以最过硬的成绩为基础的，不是谁谁的恩赐，里面也没有谁谁的好恶。从十几年前开始，拒绝申请任何奖项。觉得它们要么廉价，要么虚假。即使不廉价和虚假，我也无意靠近。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缺乏表现欲的人。但是就像少时赛跑一样，有成绩放在那里就够了，要别人的表扬和评价作甚？
看到我的学生陈心想从美国发来e—mail，祝贺我被评上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一头雾水。从网上查查，才知道是《南方人物周刊》搞的名堂。忝列我所钦佩的一些人物之中，冠盖如此显赫的头衔，一个不喜欢表扬的人竟感到前所未有的亢奋。立即骑上车子，到报摊上买来一份《南方人物周刊》。那亢奋大约持续了两个钟点之久。
待亢奋过去，我才怀疑人家对我的抬举：我能影响中国吗？40岁以前，我曾经以为自己提出过的一些想法，说不定对中国小有影响。40岁以后，我再未怀抱过影响中国的奢望。当年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你影响了中国。毛泽东的回答是：哪里，我只是影响了中南海附近的地方。这之中最表面的含义无疑是自谦，但如果只有这层浅白的含义，他就不是毛泽东。我猜想，在空间上毛泽东有悲哀，地方官的腐化他很清楚却从来也没能管束住，他能较好控制的只是京官。在时间上他更深怀忧虑，疑惑他对中国的影响不能持久，死后资本主义可能复辟。影响中国谈何容易。毛泽东尚且如此。形格势拘下的一个侏儒的一句真心话是：我只能影响我的几个学生。
我是中国最早提出反对发展私车的人。我以为真理显然在我们手里。在辩论中我们甚至没有够格的对手。樊纲和我只争论了一个回合，就高挂免战牌。我主编了一本《轿车大论战》，为了营造旗鼓相当的争论，甚至要帮助对方组织文章，可是实在是找不到够格的支持轿车的作者和文章。但是我们雄辩的声音无改中国之国策——拥塞轰鸣的轿车是对我等侏儒的最大的嘲讽。
国事太大了，且不谈它。我们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制度，我影响的了吗？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已经高达1亿元。我以为这制度造就了腐败。很多课题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钱。这许多钱并没有带来多少好成果。我在《国家社科基金批判》一文中提出，应该将资助变为借款，将审批申请报告改为审查科研成果，成果的质量远比申请报告更好把握，申请报告远比成果更好蒙人，成果审核公开化，不合格的借款不能核销。这提议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倒是我自己因为十年来没有申请过基金，有从教授降格为副教授之虞，因为人民大学曾正式规定教授工作的达标内容：课时、核心刊物发表文章、拥有国家科研基金。我为避无端受辱只好仓皇逃窜。很多人劝我：北大真的那么好吗？其实北大和人大我了解得都不多，了解的只是自己的几个学生。但是在上述问题上北大还真的不比人大好多少。我刚刚看到北大的一个文件，说申请教授职称要有国家课题。面对这么糟糕的基金制度，难道洁身自好都不行吗？难道一个没有基金的人完成了拥有基金的人完成的工作还不能申请教授职称吗？看来我能保持教授的资格已属不易，遑论影响知识分子的社区。我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四个单位工作过，一向处在边缘，并且日益边缘化。我乐于如此。我影响不了我的小单位，只希望它也改变不了我。
我实在不是一个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确实还可以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写过二百多篇讨论社会问题的杂文，作过电视台的谈话嘉宾、策划、乃至主持人，拥有自己的听众和读者。在媒体上写了这么多字，说了这么多话，说没有一点影响，是虚伪。那么我影响了谁？影响了什么？我可能影响了一些人的思想。我猜测我所能影响的人，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原本就和我接近。我其实只是澄清了他们原来模糊地感觉到了的东西，或者强化和坚定了他们已经具有的认识。我不敢相信我曾经改变过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与我不同的人的思想。我以为我的言论是雄辩的，但雄辩充其量是在争论中出风头。能改变原本认识不同的人们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影响力。我大约不具有令他人皈依的力量。不管怎么说，我可能澄清和强化了一些人的认识。但是我完全不能借此改变社会生活。比如说，经由我的喋喋不休和连篇累牍，在思想上认同反对私车观点的人可能更多了，但是与此同时在街道上轿车也更多了。影响不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那么能否影响明天中国的社会生活呢？我的判断是不能。中国未来的决策若改变，也是未来的形势所使然——正所谓“形势比人强”，不是前辈思想家的思想种子发芽开花。一个论据就是马寅初的人口论。我不觉得中国后来控制人口的政策是马寅初当年的思想造就的，我认为是人口膨胀的严重后果导致的。我的轿车批判的真理成分至少不低于人口论。实际上是六七十年代我们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衬托出马寅初人口思想的英明。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有日本，那怕是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就不会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人口过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政治家经济政策失败的托词。须知，至今半数以上的发达国家人口密度大过中国。轿车的破坏则无论国家贫富，无论经济制度如何，它都将吞噬能源，并以扩建道路和停车场吞噬人类最宝贵的地皮。但是我判断我的轿车批判的命运多半和马寅初的人口论相似，不会影响中国。
你已认定不能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不仅今日而且明天，为什么还要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并乐此不疲呢？这使我想起美国畅销小说《教父》中的一句戏词。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在翦灭了敌人后，对投靠敌方暗害了他哥哥的妹夫说：“我不会杀你，不想让我妹妹守寡。但是我的智力不能蒙受侮辱。”这就是我发表不同意见的兴趣所在。迈克尔最后还是杀了他妹夫。洞察阴谋和惩罚背叛，是他的两大愿望。我也有两大愿望。其一是抑制轿车的发展。而当轿车铺天盖地我们无可奈何时，便只剩下一个愿望：不能任凭一个“经济增长”的华丽而蹩脚的借口，在思想认识上“赢家通吃”。洞穿迷团和误区，满足了我“解题”的欲望。发出不同声音，满足了我表现的欲望。我们保护不了我们城市的生态，我们至少保护了思想领域中的生态。因为在现实领域中没有影响力，我的动力就完全地系结在个人的智力兴趣上面了。我早就说过一句略带犬儒味道的话：我是“游戏人”。别人有误解，以为游戏人随机即兴，不执著，无定力。其实游戏人有可能是最执著的。一个为社会功利奔走的人，如果有足够智力，明白了奔走注定无告，他还会执著下去吗？游戏人则不同。他不计功利上的得失，满足于解题和不同意见的发表，满足于智力王国里的胜利，因而有最执著的一面。但是至少外表上，他也有似乎不够执著的一面。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因为重复在智力上没有乐趣。重复的动力是功利上的收获。比如轿车问题，我从没有放弃我的观点。但是早就不想重复了，说了一百遍了，还有什么意思。
我乐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我没有积极的功能。但还是以为，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讲这消极功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上面的观点。好在重复一遍，有强调的意味，还不那么令自己厌烦。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民主在中国的本土资源
■ 王思睿 何家栋
“民主在中国的本土资源”这一命题背后，隐含着需要首先说明的两层意思：其一，在中国本土虽然不乏潜在的民主资源，但毕竟没有原发自生出根深叶茂的民主大树，没有形成源远流长的民主传统；其二，如果要向中国移植民主，通过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难发现有助于民主发育成长的本土思想和制度的资源。然而，近来有些学者强调“本土资源”，并不是要帮助“民主在中国”的实现，而是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另类民主”。
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建设性关系
中国自由主义在1950～1960年代的主要传人殷海光称：“我一直是一个anti…traditionalist＇反传统主义者＇。”（《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但当他看到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对于中国政治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后，晚年的态度有所转变。他表示：“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转引自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336页）“我现在要问：如果说必欲倒孔才能实现民主，那么西方国邦必须扫灭基督教才能实现民主。但是，何以西方国邦实行民主和信奉基督教各不相伤呢？”“也许有人说，基督教义与孔制不同。基督教义涵育着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容易导出民主政治。孔制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无从导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国要建立民主，必须排除孔制，另辟途径。我现在要问：孔仁孟义，再加上墨氏兼爱，为什么一定不能导出民主？”（殷海光：《学术与思想》（三），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1314～1315页）他的学生林毓生在纪念老师的文章中说：“孔孟思想中‘仁’先于‘礼’之道德主义性的观念，虽然与西洋近代自由思想的道德基础——康德的道德自主性观念——并不完全一样，但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交融的。……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创造地改进。”（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载项维新等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之三），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版，第372页）
余英时说：“不幸的是，在二十世纪，传统得到了相当负面的意义，通常被认为是和所有现代价值，诸如理性、进步、自由，尤其是和革命相对立的。从历史上来说，这种对传统的负面观点有其来自启蒙时代的渊源。大体而言，启蒙思想家认为任何传统都是人类进步的阻碍。……在早期，去掉传统糟粕几乎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当现代化过程的经验研究渐渐成熟后，传统的真正价值才被缓慢但坚定地再发现……到了七十～八十年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建设性关系已经稳定地建立起来。”（余英时：《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栽香港：《九州学刊》，1992年第5卷第2期）
中国学者在建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林毓生提出的作为中国未来导向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