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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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昆德拉这部新作的书名，似乎应该从尤利西斯回归的相反意义去理解。当然“无知”的不止是“回归”；首先是对“回归”所从属的整个历史进程，所体现的人的命运“无知”。——小说写道：“不知晓未来的人怎能理解现时的意义？如果我们不知道现时会把我们引向何种未来，我们怎能判断这一现时是好还是怀，怎能说它值得我们支持、怀疑还是憎恨呢？”而在我看来，汉语“无知”一词，未必能够准确体现或完全涵盖昆德拉小说的寓意。
且把话题岔开一下，谈谈昆德拉小说的不同寻常之处。其实作家自己早在《小说的艺术》——《六十七个词》是为其中一篇——里讲得清清楚楚。他说，在这本书中，“我陈述了我小说中固有的、我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不仅针对此前诸作，后来所著各种亦未出其樊篱。这里最重要的一段话是：“我一直以来在两个层次上建构小说：在第一层次，我组织小说故事；在上面的一个层次，我发展各个主题。主题是不间断地在小说故事中并通过小说故事而展开。一旦小说放弃了它的那些主题而满足于讲述故事，它就变得平淡了。相反，一个主题可以单独展开，在故事之外展开。这种处理主题的方法，我称之为离题。”是以仅仅从《无知》的故事层次着眼，无法得其真谛；虽然《无知》的故事也很吸引人，就像昆德拉别的小说一样。
昆德拉说；“小说思考性的一面是由几个抽象词组成的支架撑起来的。”而《小说的艺术》中另一处讲得更明确：“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种探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所以我坚持：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六十七个词》收录的就是他此前作品的“关键词”和“问题词”；此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不解之词简编”，也是类似文本。就中有几个词，在《无知》中仍然起着支撑作用。假如作家再写类似文章，前面提到的“预言”、“回归”、“尤利西斯”、“流亡者”和“无知”，或许将被补充收入。小说中重点探讨的，还有“记忆”、“回忆”、“孤独”、“告别”，等等。这些词彼此关联，相互启迪，乃是作品的灵魂所系。读者若未加留意，不啻买椟还珠。
所谓“对存在的一种探询”，并非归诸某一概念，或某种结论。回到“无知”，这是作者心目中人的一种境遇。前面与尤利西斯的对比说明，只揭示了一面，即“不知”；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即“不为所知”。《无知》的悲剧性，更多体现在这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不解之词简编”中有一条“墓地”，也与萨比娜有关：“惟一在她耳边发出轻柔声响，唤起她对故乡眷恋之情的词，就是‘墓地’。”这也是《无知》的关键词之一。约瑟夫抵达布拉格，立即去寻找父母的墓地；驱使他的，大概是与萨比娜相同的念头罢。结果“他感到很震惊”：在他去国期间，不少亲人去世，而他从来没有收到讣告。“事实更糟：对他们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无知”的另外一面。
《无知》的上述描写，修订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有关“墓地”的解释；也许可以一并用来说明昆德拉后来对于“家园”的看法。我们因而看出作家较之往昔的一番进境。他曾说：“所有的小说家也许都只是用各种变奏写一种主题（第一部小说）。”那么现在想得就更周全。“墓地”替代了约瑟夫的“家园”；约瑟夫自已则成了伊莱娜和米拉达的“墓地”：对他来说，她们根本就不存在。米拉达曾因约瑟夫而试图自杀，结果失去一只耳朵，而他对此浑然无知；同样，约瑟夫对多年以前与伊莱娜曾有一面之缘——这令她憧憬一生——也全无记忆，并不知道这个赶来旅馆与自己交欢的女人究竟是谁。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回忆”，小说写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回忆往往多于对方对他的回忆；首先是因为记忆能力因人而异（这还是两个人都能接受的解释），还因为（这更难接受）他们对于对方的重要性不一样。”正好用来形容约瑟夫与两位女人的关系。还有一个应该在这里提到的词是“孤独”，这是小说写到米拉达时所强调的：“孤独这个词一直留在她的记忆中……”当伊莱娜在旅馆房间醒来，约瑟夫早已离去；从此以后，一直留在伊莱娜的记忆中的，大概也是“孤独”罢。
国际问题研究的功底和境界
■ 任羽中
2002年秋冬之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聘陈乐民先生来给本科生讲“欧洲文明史论”，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有幸担任先生的助教，于是每周都能听到先生的教诲，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的两个话，都是针对当下国际问题研究状况的评论。第一他说，现在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基本上都跑去摘美国问题，而其中绝大部分又只对中美关系感兴趣，但“这是很浅层次的学习”。在他看来，不了解欧洲的话，很难说你了解这个世界；而假如不了解美国，那似乎关系不大，你照样能够了解世界（参见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博大精深的欧洲文明，才是现代西方世界的根本。
第二是回顾他自己研究国际问题的经历，说有一段时间他专门找了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书来读，但是读完之后，只觉得枯燥无味、不知所云，因为这些书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不客气地说就成了一种智力游戏，实际上并不高明。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学国际关系的学生，更应该接受“通识教育”，要多读一些专业以外的书，特别是历史书（参见《欧洲文明十五讲》，第15页、第258页）。
陈先生的这两个看法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乃是因为产生了共鸣。现在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似乎相当繁荣，文章写了很多，书出了很多，有的人更成为电视明星。但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总还是感觉有不少这样的“成果”，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不出有多么深厚的功底，更看不出有什么理论上的贡献。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学者不重视理论，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忘记了欧洲；只看到现状，忘记了几千年的历史；只看到国际关系理论，忘记了背后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渊源。这样的研究缺乏底蕴，也不可能有很高远的境界。而美国学者戴维，卡莱欧的这本《欧洲的未来》，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示范。
根据本书第18页注解1中的自述，作者卡莱欧本科时代主修的H．A．L乃是一种“人文学科、历史、艺术和文学跨学科的课程”，他的几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则“对政治学、文学和艺术的相互联系具有训练有素的强烈感知”。进入研究生学院后，他更受到了社会科学新方法的训练，并师承于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沃尔福斯（Amild Wolfers）等政治学大家。应该说，作者这样的一个学术背景，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政治哲学体验，使作者在描述现实问题时举重若轻；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方法，更使得全书线索清晰，虽千头万绪却丝丝人扣，决无芜杂或生硬的感觉——实际上，尽管作者显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若干判断并将这些判断作为自己立论的重要基础（比如，他认为，“渲染苏联模式的失败和解体并不能动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固有缺陷的分析”，《欧洲的未来》，第9页，以下未标注书名而直接写出页码者均引自本书），他对全球化和右派的“全球主义者”的批判（第233页~269页），对美国双重个性（“全球霸权和民主的民族国家”，第185页）的剖析以及对单极世界的反感，都使他看起来更接近左翼学者的立场（当然，也仅仅是部分的接近），而一般来说，左翼学者更擅长于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条理分明体系严密是他们的特点。
最能够体现上述这样一些特点，也使读者深深折服的是本书第一部分引言中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作者明确地指出，构成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是两根支柱——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而进一步来说：
现代欧洲是二者的繁衍之地，它们一起形成了现代欧洲散发力量的特性和对外部世界具有长久支配力的源泉。民族国家给予欧洲以维护统治者合法性和动员民众之无可匹敌的能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但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相伴相生，也充满了内在的和相互间的矛盾，从而成为现代欧洲动荡和暴力的重要根源。特别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三个自相矛盾的特性一直在现代历史中得到反映。其一是相互依赖的国家主权：欧洲民族国家天性上对至高无上…的主权孜孜以求，但在现实中却深深地相互依赖。其二是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依赖于民族国家，但它的发展又倾向于削弱民族国家。其三是资本主义的自相毁灭：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倾向于对其自身的削弱。（第17页～18页）
实际上，这不仅是作者在回顾欧洲历史时所坚持的基本分析框架，更成为展望“新欧洲”走向的重要依据。本书中所评述的各种主义各种方案，也无不产生于试图解释和解决上述三大矛盾的过程之中。
作者对于欧洲政治哲学的传统相当熟稔，在第四章中，他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来梳理影响欧洲历史进程的重要思想流派——而发人所未发的是，他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近代的赫尔德、黑格尔甚至马克思都归为“社群主义者”，因为这些人都相信，“一个合理的国家是一个由全体公民共有的特性捏合在一起的均衡的制度要素构成的社会”（第67页）。作者认为，社群主义所代表的注重社会的传统与自由主义注重市场的传统都存在着重大危险，对于“欧洲的未来”而言，社群主义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受到了全球化的强烈挑战并且走向了衰落，但是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就理所应当地赢得了决定权。作者宣称，在目前的形势下，需要回忆李斯特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谆谆教诲——而李斯特代表了一种折中的主义，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同时又是社群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既拥护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又认为欧洲的国家将不会也不应该消失，它们依然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和共同意志的驱动者”，它们在尊重各自权利和尊严的同时，建立起一个框架，“通过鼓励会集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维持自由与活力。并且，这个框架还将通过一种共同的社会正义感、人类价值观、相互尊重和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来对它们之间的竞争加以平衡。”（第266页）作者认同李斯特的设计，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样一种“中庸之道”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或者说整个古希腊传统智慧的关键所在（参见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在对欧洲联盟宪制方案的讨论中，作者引用柏克的观点来解释亦十分精当。柏克作为政治保守主义开宗立派之人，相信任何成功的宪制都必须从历史中“自然生长起来”，也就是“经历一种尝试、错误和习惯养成的过程”。作者据此发现，“欧洲理事会和总体上欧洲联盟的功能，对长期养成的习惯和在制度领域相互影响的成员共同享有的系统文化的依赖，要甚于对正式的体制性安排的依赖”（第301页）。作者特别强调欧盟政府间文化的重要性，也因此承认欧盟东扩的复杂性——其实，这个解释正可以借以说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迟缓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缺乏一种设计完美的制度，而在于尚远未培养出文化的土壤。
作者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造诣，反映在本书对两极体系以及冷战后欧洲安全问题的讨论中。而可能会引起读者特别兴趣的是他对美欧关系——也就是“欧洲的未来”乃至整个国际新秩序的核心部分的设计。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欧之间的龃龉，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并且认为霸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欧元的降临就其本身而言乃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旧格局再也无法包容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标志”。
作者也怀疑将有取代美国的新霸主出现，他把一种“均衡合作的多极体系”视为理想的情况——其前提是，欧洲在推进宪制改革和安排安全事务方面取得成功，从而强化自身的机构，再进一步地重铸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形成所谓的“三极的泛欧体系”。换言之，只有欧洲均衡而内聚，一个“真正具有稳定的和平希望的世界”才是可能的（第407～411页）。
作者给美国政府开出的方案是主动去接受并且推动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紧密联合的欧洲的形成，而美欧之间的联盟则构成一个“美欧形式的全球领导者”，这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更为和谐而且更加可以接受”。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显然仍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作者在全书的最后写道：（“美欧形式的全球领导者”的形成）“意味着共同发掘政治和制度上的创造力以包容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作者并没有正面回答，西方将如何“包容”新兴的非西方的世界大国（换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去改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我想，这也正是留给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问题。
总起来说，这是一本相当大气的书。读者当然也可以从中看出对策式的结论，可以各取所需地去摘取一些对于最近时事的解释，但更多地，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有思想的学术”。毫无疑问，没有深厚的功底不可能达到如此的境界。
作者谦虚地把这种“对历史和政治经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归之于“方法论上的习惯”（第18页），而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既然缺乏这样的“习惯”，那就更需要有方法论上的自省与自觉了。
读
算起来，我们这一辈的读者读哲学的时间并不短，但却始终害怕读哲学。因为，哲学书籍常常摆出高不可攀的架势，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弄哲学的人有时也故弄玄虚，把本来可以理解的东西弄得“一些不懂了”。西方哲学于文字又隔了一层，我们只好仰仗三家村夫子们的翻译，结果追求到的是影子的影子，离真理更加远了。我自己阅读哲学的经历大抵如此，也许只能怪自己愚钝而没有悟性。有一天，在自己的破书堆里找到威尔·杜兰（WILL DURANT）写酌《哲学的故事》，发现原来哲学也并不难读如许。杜兰说读哲学也有快乐，连形而上学都有诱人之处。每个学哲学的人都曾有这样的阅读体验，只是迫于生计，人们在刨食的过程里忘却了这样的体验。诗人勃郎宁说寻找生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