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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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先不谈文化对人的影响（当然朱先生是反对文化决定论的，认为是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现在先来分析一下中国两次在朱先生看来一脉相承的文化革命是怎么样的“貌似而神异的”，是如何表面看来都是文化的革命，但骨子里却本质上不同的。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提出并在知识界进行的，是文化人在干文化人的事情；而十年“文革”是政治家，魅力型领袖，国家领导人发动的。尽管梁启超、胡适都做过大官，但是我们还是把他们看作知识分子的，他们本人也会这样看自己吧。毛泽东尽管写了那么多优秀的文章，诗词，甚至哲学著作，我们仍然更要把他的角色定位为政治家比较合适。这些恐怕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不管是梁启超，“胡适也罢，鲁迅也罢，茅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他们都是在文化领域里通过自己的小说，杂文，剧本，以及演讲等来影响人，让人们在百家争鸣中自由的选择各自的声音，形成自己的观念，从而实现文化的革命。而毛的“文革”却是用政治权力、专制权力，甚至让军队作后盾，强行进军文化领域进行所谓的“革命”。这是两个质的不同的东西。我同意朱先生关于政治领域的东西不能拿到文化领域里用。当年蒋介石搞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有了“新文化运动”就一定会发展出“文革”来吗？朱先生把“文革”的前奏曲推移到“新文化运动”，实在是很牵强。因为，在每个历史关口人们都在做选择，不只是一条路可走。“五四运动”没有必然发展到十年“文革”因果关系。这是简单的逻辑，也是常识。虽然“文革”不应让毛负全责，但也不能随便推给他人。
　　第二，“五四运动”是解放个性的，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而“文革”是压制个性的，是万马齐喑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如同当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一样，各种派别、主义、观点都在搭台唱戏，论战不休。无政府主义所以也可以在这个混水里摸鱼。朱先生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你去看我们的‘五四’型的思想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反对旧式婚姻，追究个性解放然后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确实是“观念的个性解放”。但朱先生接着说，“而不是什么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就不符合实际了。婚姻法的出现是不是妇女的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吗？而“文革”呢？对不同意见者的残酷压制是不用再说的了。毛是忠诚于五四，还是“背叛”了五四，结论不是呼之欲出吗？
　　第三，“新文化运动”是在开民智，发挥着文艺复兴的启蒙的功能；而“文革”是愚民的，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欧洲脱离中世纪有他们的文艺复兴，英国也有他们的宗教改革。所谓的新教对英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后来世界的发展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宗教改革就有着解放人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就是在开民智。“美国革命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它不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的，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可是，别忘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已经为他们文化上的变动做了热身运动，为起跑做好了准备。而所谓的十年“文革”，决不是什么启蒙，不是为后来的发展做什么文化上的准备，而是愚民政策的实施。毛最不喜知识分子，自比为秦始皇。所以，进行“文革”不是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而是背叛。
　　第四，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文革”是毛想借文化的力量使自己的政治作为合法化。因为文化可以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化或者叫作公义性基础，政治也需要这个东西；但政治权力无法为文化提供文化认可的标准，如果硬来，就是强权和压迫。“大跃进”等一次又一次的重大错误，死了多少人。但是他又是个争强好胜，崇尚斗争哲学，明知错误也不愿悔改的超人，王若水的回忆为这一点提供了很好的依据。不改错还要解释为什么没错，于是，毛要扛文化的大旗，用他编织的一套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要将“思想”统一到他所谓的“文化”的大旗下，别的文化一律在被革之列。从这一点看，也决不是什么五四知识分子的“遗毒”的后果，而是毛的策略选择。但是，很不幸，政治一到文化的领域，破坏力巨大，建设性难寻。这一规律和毛的目的（在这一意义下的推断）只能是带来惨祸，并以失败而告结束。
　　总之，两个文化革命不是朱先生所说的那种一个脉络的递承关系（尽管朱先生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十年“文革”是假借“新文化革命”的名誉来掩盖自己的真实丑恶的面目。前者对后者没有任何责任可负，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后者；而是后者玷污和背叛了前者。
　　
　　2、“文化决定论”不对，“制度决定论”同样错误
　　
　　笔者反对任何类型的决定论。朱先生在演讲的最后部分说了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笔者同意这一句的前一部分“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但对后一句“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则难以苟同。朱先生已经下了大力气驳斥了“文化决定论”，但又陷人了“制度决定论”的泥沼。先生可曾研究过历史上的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的制度选择的影响，基督教对西方政治制度、法律、经济的影响，印度的文化和等级制，以及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影响等等，都可以看出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和制度到底谁决定谁？只能说是互动的，互相影响和协调的过程。我认为丁学良先生的观点比较正确，没有任何决定论，只是各种因素的搭配问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说万事中哪一样不重要，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东风”是对事情的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庸俗的唯物论相信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些文化偏执知识分子就是文化决定论；时下流行制度决定论，认为只要制度好了，一切皆好，而没有想到制度是如何受历史文化以及物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的。正像挑战主流经济学的“嵌入性”观点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嵌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一样，任何制度也同样嵌入在具体的文化传统里。工业救国和文化救国一样都无法单独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总之，任何抽象的决定论都是武断的，都是错误的。
　　
　　3、法俄革命也在作制度选择
　　
　　笔者觉得朱先生认为的这一点也值得商榷，就是英美类型的革命是在做制度选择，而法俄类型的革命，重点放在了文化改造，而不是制度选择。笔者认为正是俄式革命做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之后才有了这一选择下的一套文化改造，以符合他们选择的制度的要求。这一点不多做阐述了，只是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
　　
　　4、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子系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从朱先生划分并分析的两种类型的革命可以看出，政治改革是可以独立于文化的，政治是不应侵入到文化领域的。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朱先生说：“我有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是的，我想从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出发继续讲一点这种关系。
　　卢曼主要是针对现代社会发表自己的观点的。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提出了社会的分化（societal　differentiation）或者现代社会的多重语境（poly—contextruality）的概念。复杂性是指“构成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高度分化的潜在可能。”而解决这种复杂性的关键是增加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现代社会由诸如经济、政治体系、法律、宗教、科学、艺术、大众传媒、教育、卫生健康、体育、家庭以及亲密隐私等社会子系统构成。而所有的子系统都对社会的再生产发挥着作用，任何一个都不能取代另一个。“政治不能取代经济，经济也不能取代科学，科学也不能取代法律或宗教，或者宗教取代政治，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是没有任何子系统高居上面和中心的社会。而任何子系统都是自我指涉的自生长系统。这种进化方式并不能保证做出最好的选择和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从卢曼的理论看，政治，经济和文化不仅是相对独立，而且是自我再生产自己，自己通过自我复杂化来解决本系统内部的问题。其他子系统不要干涉我的“内政”。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两个文化革命的话，前一个文化革命，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文化界这个文化子系统内部的活动；而十年“文革”则是政治系统干预到了文化领域的“内政”。因此，笔者赞同朱先生关于政治改革不应该侵入到文化领域，赞同从这个角度分析“文革”，而不赞同对两次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做那样的解释：“五四”是十年“文革”的始作俑者，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后果，前者要为后者负责，所谓的“木匠造枷夹自家”。


从三门峡眺望三峡
■　　章立凡
　　“黄河清，圣人出”是论证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的一条论据，当时因简体字正在草创阶段，被误读为“怪人出，黄河清”，足发一噱。如今这座吸附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的庞然巨怪，其危害连当时主张修坝者也不得不承认了。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乎湖”的圣训，五十年代也被当作主张修筑三峡大坝的一条依据，但被毛泽东自己搁置了，到今天才成为现实。千秋万代后，后人如何评说，谁也不知道。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是领袖的浪漫诗思，也属于人文思维的范畴，但老人家在1958年听李锐陈述了几条国力上难于承受的理由后，修建三峡大坝的进程就戛然而止了。毛泽东是极为关心自己历史地位的人，不想冒被历史论罪的风险，诗思不得不让位给史思。那时还没有“超限战”和“恐怖主义”的概念，如今却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峡大坝和美国黄石公园火山、日本大陆架一样，都是生态战争中的“死穴”。
　　三门峡工程的议案，是在“学习老大哥”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于1955年经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在此前后虽出现过黄万里等的反对声音，却于1957年隆重开工。同期埃及政府实施了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也留下另一个失败的例证。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环保理念已成为世界文明主流。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顾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也不能不反思我国教育和人才选拔的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盲目效仿“老大哥”，搞“院系调整”，将各院校原来的教育体系打破，组成文科院校和理工科院校。这种改造的目的，是将莘莘学子培养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件”，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他知识门类知之甚少，知识面狭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文科被认为是危险学科，长期不受重视，其后果是培养出一支“有知识缺文化”的技术队伍。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人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文源于经验，技术源于实验，本是不可偏废的两只车轮。传统儒家文化追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人文理念，鄙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技术实践，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中国特色”的探索性，也不乏技术“实验”的意味。
　　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技术论证上可行的项目，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未必可行。二十世纪是能源世纪，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建设论证，也以获取廉价能源为重要论据。二十一世纪是环保世纪，涵盖了从人文到自然的多学科思维，从经济上将环境资源列为社会成本，重视可持续发展。
　　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思维模式就会相对完整。黄万里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背景，人文修养是很深厚的，其诗词流传不广，文学水平却不低。他坚决反对在江河主航道上修高坝大库，就是一种务实技术思维与深远人文思维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
　　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经历了毁圮和淤塞的过程：长城已是历史陈迹，废了还有文物、旅游价值；大运河虽然还在使用，但效益已远非昔比。任何工程的使用寿命都有极限，三门峡和三峡岂能例外？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