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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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之音”绝句。“乐”，音洛，绝句。“其政和”，一读“安”字上属，“以乐其政和”为一句。下放此，思，息吏反。
＇疏＇“治世”至“民困”。○正义曰：序既云“情见於声”，又言“声随世变”。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欢乐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乱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国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乐记》云：“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彼说乐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乐、怨以怒亦与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顺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乐，述其安乐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乐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安之极也。《湛露》云：“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乐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是其政和也。乱世之政教与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乱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是其政乖也。国将灭亡，民遭困厄，哀伤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国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华》云：“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哀之甚也。《大东》云：“眷言顾之，潸焉出涕。”思之笃也。《正月》云：“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诗述民志，乐歌民诗，故时政善恶见於音也。治世谓天下和平，乱世谓兵革不息，亡国谓国之将亡也。乱世谓世乱而国存，故以世言之。亡国则国亡而世绝，故不言世也。乱世言政，亡国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举其民困为甚辞，故不言政也。亡国者，国实未亡，观其歌咏，知其必亡，故谓之亡国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则无复作诗，不得有亡国之音。此云乱世、亡国者，谓贤人君子听其乐音，知其亡乱，故谓之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乐记》所云“郑、卫之音，乱世之音；桑閒、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与此异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满志纵欲，甘酒嗜音，作为新声，以自娱乐，其音皆乐而为之，无哀怨也。《乐记》云：“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彼乐得其欲，所以谓之淫乐。为此乐者，必乱必亡，故亦谓之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耳，与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乐出于民情，乐音从民而变，乃是人能变乐，非乐能变人。案《乐记》称“人心感於物而后动，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乐以和其声。乐之感人深，其移风易俗”。又云：“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廉直、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顺成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如彼文，又是乐能变人。乐由王者所制，民逐乐音而变。此言民能变乐，彼言乐能变人者，但兆民既众，贤愚不等，以贤哲歌谣采诗定乐；以贤者所乐，教愚者为乐；取智者之心，变不智者之心，制礼之事亦犹是也。礼者，称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贤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圣人之所行也。圣王亦取贤行以教不贤，举得中以裁不中。《礼记·问丧》称：“礼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礼之本意出於民也。《乐记》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乐者，乐其所自生。”是乐之本意出於民也。《乐记》又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则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故先王制礼作乐为之节。”是王者采民情制礼乐之意。礼乐本出於民，还以教民，与夫云出於山，复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复何异哉！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正得失”，周云：“正齐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谓政教也，两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近。
＇疏＇“故正”至“於诗”。○正义曰：上言播诗於音，音从政变，政之善恶皆在於诗，故又言诗之功德也。由诗为乐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变动天地之灵，感致鬼神之意，无有近於诗者。言诗最近之，馀事莫之先也。《公羊传》说《春秋》功德云：“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休云：“莫近，犹莫过之也。”诗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诗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诚，精诚之至，以类相感。诗人陈得失之事以为劝戒，令人行善不行恶，使失者皆得是诗，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独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诚能用诗人之美道，听嘉乐之正音，使赏善伐恶之道举无不当，则可使天地效灵，鬼神降福也。故《乐记》云：“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此说声能感物，能致顺气、逆气者也。天地云动，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礼》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与天地相对，唯谓人之鬼神耳。从人正而后能感动，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与“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误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厚”音后，本或作“序”，非。
＇疏＇“先王”至“俗”。○正义曰：上言诗有功德，此言用诗之事。“经夫妇”者，经，常也。夫妇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德音莫违，是夫妇之常。室家离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妇犹《商书》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亲，可移於君；敬以事长，可移於贵。若得罪於君亲，失意於长贵，则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伦”者，伦，理也。君臣父子之义，朋友之交，男女之别，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亲，君臣不敬，朋友道绝，男女多违，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伦也。“美教化”者，美谓使人服之而无厌也。若设言而民未尽从，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风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则风为本，俗为末，皆谓民情好恶也。缓急系水土之气，急则失於躁，缓则失於慢。王者为政，当移之，使缓急调和，刚柔得中也。随君上之情，则君有善恶，民并从之。有风俗伤败者，王者为政，当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於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后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诗为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诗之道为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閒者异俗。脩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谓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语不通，器械异制，王者就而抚之，不复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与此异也。此序言诗能易俗，《孝经》言乐能移风俗者，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然则诗、乐相将，无诗则无乐。周存六代之乐，岂有黄帝之诗？有乐而无诗，何能移风易俗？斯不然矣。原夫乐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圣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后谓之为音，谓之为乐。乐虽逐诗为曲，仿诗为音，曲有清浊次第之序，音有宫商相应之节，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诗虽绝，昔日之乐常存。乐本由诗而生，所以乐能移俗。歌其声谓之乐，诵其言谓之诗，声言不同，故异时别教。《王制》称“春教乐，夏教诗”。《经解》称“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由其事异，故异教也，此之谓诗乐。据五帝以还，诗乐相将，故有诗则有乐。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戏之乐，未有歌咏之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比，必履反。兴，虚应反，沈许甑反。颂音讼。
＇疏＇“故诗”至“六曰颂”。○正义曰：上言诗功既大，明非一义能周，故又言“诗有六义”。《大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径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彼注云：“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於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是解六义之名也。彼虽各解其名，以诗有正、变，故互见其意。“风”云贤圣之遗化，谓变风也。“雅”云“言今之正，以为后世法”，谓正雅也。其实正风亦言当时之风化，变雅亦是贤圣之遗法也。“颂”训为“容”，止云“诵今之德，广以美之”，不解容之义，谓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赋”云“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郑必以“风”言贤圣之遗化，举变风者，以唐有尧之遗风，故於“风”言贤圣之遗化。“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讬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惧，故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兴”者，兴起志意赞扬之辞，故云“见今之美以喻劝之”。“雅”既以齐正为名，故云“以为后世法”。郑之所注，其意如此。诗皆用之於乐，言之者无罪。赋则直陈其事。於比、兴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谀”者，据其辞不指斥，若有嫌惧之意。其实作文之体，理自当然，非有所嫌惧也。六义次第如此者，以诗之四始，以风为先，故曰“风”。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於风之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既见赋、比、兴於风之下，明雅、颂亦同之。郑以赋之言铺也，铺陈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郑司农云：“比者，比方於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讬事於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已心，诗文诗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赋、比、兴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讬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兴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风、雅、颂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风为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为政名也。《周颂谱》云：“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谓容”，是颂为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诗，故还取政教之名，以为作诗之目。风、雅、颂同为政称，而事有积渐，教化之道，必先讽动之，物情既悟，然后教化，使之齐正。言其风动之初，则名之曰风。指其齐正之后，则名之曰雅。风俗既齐，然后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谓之颂。先风，后雅、颂，为此次故也。一国之事为风，天下之事为雅者，以诸侯列土树疆，风俗各异，故唐有尧之遗风，魏有俭约之化，由随风设教，故名之为风。天子则威加四海，齐正万方，政教所施，皆能齐正，故名之为雅。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故《七月》之篇备有风、雅、颂。《駉颂序》云：“史克作是颂。”明作者本意，自定为风体，非采得之后始定体也。诗体既异，其声亦殊。《公羊传》曰：“十一而税，颂声作。”《史记》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声。《谱》云：“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早失风声矣。”《乐记》云：“人不能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是其各自别声也。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意。《周南》为王者之风，《召南》为诸侯之风，是听声而知之也。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郑志》：“张逸问：‘何诗近於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逸见风、雅、颂有分段，以为比、赋、兴亦有分段，谓有全篇为比，全篇为兴，欲郑指摘言之。郑以比、赋、兴者直是文㖞之异，非篇卷之别，故远言从本来不别之意。言“吴札观诗已不歌”，明其先无别体，不可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明其先无别体，不可分也。元来合而不分，今日“难复摘别”也。言“篇中义多兴”者，以毛传於诸篇之中每言兴也。以兴在篇中，明比、赋亦在篇中，故以兴显比、赋也。若然，比、赋、兴元来不分，则唯有风、雅、颂三诗而已。《艺论》云“至周分为六诗”者，据《周礼》“六诗”之文而言之耳，非谓篇卷也。或以为郑云孔子已合於风、雅、颂中，则孔子以前，未合之时，比、赋、兴别为篇卷。若然，则离其章句，析其文辞，乐不可歌，文不可诵。且风、雅、颂以比、赋、兴为体，若比、赋、兴别为篇卷，则无风、雅、颂矣。是比、赋、兴之义，有诗则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无诸侯之风，则唐、虞之世必无风也。雅虽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尧、舜之圣，黎民时雍，亦似无雅，於六义之中，唯应有颂耳。夏在制礼之后，不复面称目谏，或当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诸侯彊盛，或当有风。但篇章泯灭，无以言之。《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据《周礼》成文而言之，诗之六义，非起於周也。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下以风”，福凤反，注“风刺”同。刺本又作刾，七赐反。谲，古穴反，诈也。“故曰风”，福凤反，又如字。
＇疏＇“上以”至“曰风”。○正义曰：臣下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义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义风动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义以风喻箴刺君上。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宫商相应之文，播之於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动若风，言出而过改，犹风行而草偃，故曰“风”。上言“风，风也，教也”，向下以申风义。此云“故曰风”，向上而结彼文，使首尾相应，解尽风义。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则六义皆名为风，以风是政教之初，六义风居其首，故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