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美〕诺尔曼布朗-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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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追求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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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但同时也追求死亡。永恒因此是人类从对过去和未来的神经症迷狂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生活于现在的方式，但同时也是一种死亡的方式。一切在坟墓的彼岸具有不朽性的天堂，其终极的缺陷就在于其中没有死亡，这就暴露了这种幻相与生命处于压抑状态之间所固有的联系。正像存在主义神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为死亡而焦虑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只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并与对人的肉体的压抑相关联。对死亡的恐惧是对里尔克所谓肉体未充分生活而死亡的恐惧。
而基督教教义所许诺的完美的、复活的肉体，则由于其已经臻于完美而渴望死。
“那已经变得完美的便渴求死。”黑格尔说，接受死亡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毅力。
［４２］追随黑格尔，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回到了蒙田的名言：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如何去死。由于缺乏弗洛伊德的爱欲概念，这些哲学家或许只是展示了他们无意识中的死亡愿望；而弗洛伊德，尽管有自己的爱欲概念，也未能完全从这种死亡愿望中超脱出来。但尽管如此，在面对死亡的同时，他们却为生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使人的意识结构坚强得足以接受死亡，这是哲学、精神分析学和艺术共同为之奋斗的一项任务。
诗人里尔克指出，把生与死结合在一起是诗人的使命，“谁正确地理解并庆祝死，谁也就同时宏扬了生。”
［４３］但精神分析学必须坚持指出的一个严峻事实是：接受死和在意识中使之与生重新结合在一起，不能靠哲学的训练和艺术的魅惑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废除压抑来实现。人是由女人生下来的，他命中注定必有一死，他是一个肉体凡胎的血肉之躯，他具有机体所固有的种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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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爱欲（生本能）
能够对躯体中的生作出肯定的时候，死本能才能对死作出肯定；而在肯定死的同时也就宏扬了生。
如果死本能的压抑和个体性的压抑在人类历史中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精神分析学就应该能够发现其在个体生命身上形成神经症时所起的作用。然而，或许是由于缺乏死本能受到压抑这一概念的缘故，弗洛伊德事实上未能在他的著作中运用他的死亡本能假说并将其与攻击本能相区分。但死既然是生的另一面并赋予生以个体性、独立性和分离感，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对死本能的压抑必然产生出种种症状——这些症状一方面展示了对独立性和分离感的逃避，另一方面则展示了想要回复到那受压抑的本能的强迫冲动。按照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这种对独立性和分离感所抱的矛盾态度，乃是各种神经症的实质和核心。压抑与神经症的根本原因是焦虑，而焦虑则是“与保护自己的母亲相分离的焦虑”。神经症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终生执着和停滞于依赖于他人这样一种童年模式。
［４］
尽管弗洛伊德未能在焦虑与死本能之间建立必要的理论联系，他却认为，自我在焦虑状态中所恐惧的，“本质上具有毁灭的性质”。
［４５］如此看来，人类特有的焦虑能力的确反映出一种对死亡和对个体性的反抗，或至少是反映出对生与死的有机统一的某种深层的不安。而如果在人类的时间感和人类对死本能的利用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那么我们也就有充分理由怀疑在时间和焦虑之间也存在联系。克尔凯郭尔曾像精神分析学家一样地指出：“没有内在的不安，时间便并不真正存在；时间对完全没有焦虑的动物是根本不存在的。”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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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死亡本能与童年时代
根据精神分析学理论，童年时代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想要超越人类神经症的计划，而且还有神经症本身；不仅是人性中爱欲的种种可能性，而且还有使这些爱欲可能性不能实现的种种自我挫败的机制。人类智慧指引我们回到童年时代——不仅是回到童年时代的不朽愿望去寻找我们希望得到的那些事物的本质，而且还要回到童年时代的失败去寻找我们患病的原因。
童年性欲中的神经症要素，主要集中在里比多的童年组织形式（口腔的、肛门的、生殖器的）之中。在我们前面论及童年性欲的章节中，我们曾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引申出这样一条定理：性能量在成人身上的最后配置方式（生殖器结合，或里比多集中于生殖器）乃是一种与人的身体的自然倾向相悖的暴虐专制，而人的身体的自然倾向则是无政府状态和多形态的性反常。我们没有深入追究一个问题即这种生殖器结合的暴虐专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生殖器结合并不是青春期所造成，它是童年性欲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由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在正常情况下于５岁左右发生）
所造成。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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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性欲中的俄狄浦斯情结阶段是后来里比多集中于性器官的先决条件，而在它之前则有更早的、里比多集中于肛门带和口腔带的阶段，因此多形态的性反常（游戏）的理想虽然深深植根于我们对童年时代的执着，但它却不得不以一种相反的倾向来测量；而这种相反的倾向也同样深深植根于童年时代。按照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后来建立起神经症模式的，正是童年时代这种相反的倾向。神经症的分类建立在童年时代这些“气质定位点”上，建立在成人神经症患者是在不自觉地竭力成就其童年时代的口腔野心、肛门野心或是生殖器（俄狄浦斯）野心上。性格类型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划分的；而所有的文化成就作为性欲的升华，乃是童年性欲的升华而不是成人性欲的升华，是集中和定位在儿童身体不同部位的童年性欲的升华而不是多形态的性反常这样一种童年性欲的升华。
里比多的童年组合，无论前生殖器阶段还是生殖器阶段，造成了人的神经症。这些组合方式是与人的心理失调相对偶的人的肉体的失调。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把这些组合方式看成是不变的，而且就像不能设想压抑作用的消除一样不能设想这些组合方式的消除。当然，廉价的乐观主义也是不难获得的，只要我们与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一样，把关于幼儿的性欲理论整个地撇在一边。
［１］但我们主张从另一途径去探索。
弗洛伊德关于幼儿性欲阶段（口腔的、肛门的、生殖器的）的理论早在他的生涯之初便已形成，后来却没有以他后期的理论去予以重新表述；事实上，他后来的理论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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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性学三论》（Ｔｈｒ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BｒｙｏｆＳｅｘ）
中，弗洛伊德把幼儿性欲阶段简单地视为性本能成熟过程中的几个阶段，因此它们只是生物学过程中的几个阶段，而俄狄浦斯工程（Ｏｅｄｉｐ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乃是其自然的目标。
幼儿性欲的这一自然的绽开（ｅ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被视为蒙受到来自外界的扰乱，此时俄狄浦斯工程乃屈原于阉割情结。俄狄浦斯工程与阉割恐惧的这种正面相遇被表述为儿童性欲的要求与现实原则所发生的致命冲突，并被认为是造成压抑的原因。
然而在弗洛伊德后来的讨论中，童年性欲却被说成是在很早的阶段上便受到儿童与其所依赖的母亲之间关系的干扰。
弗洛伊德过去曾把阉割的威胁说成是来自父亲的形象；现在他却发现：过去被他视为败坏了儿童与父亲之间爱欲关系的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早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甚至早在所谓的口腔阶段，便已存在于儿童与母亲之间。
［２］但这样一来，幼儿性欲就是从很早的阶段起便受到本能的矛盾情感的干扰，因而其典型的显现方式（口腔的、肛门的、生殖器的）就必须看作不仅仅由爱欲所创生，而同时也由爱欲本能的对立面，由爱欲的敌人所创生。弗洛伊德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对幼儿性欲所受到的干扰作了另一种展望并将它引入自己的焦虑理论中，但没有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性地使之与对本能的矛盾情感所作的分析结合起来。此时，他不仅把阉割情结视为从很早阶段上便已开始的本能矛盾史上的一个高潮，也把它视为可以追溯到出生创伤（ｂｉｒｔｈ－ｔｒａｕｍａ）的童年焦虑史中的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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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的矛盾和关于焦虑的新理论，在我看来尚未充分展开，但正如他自己所看到的那样，其所产生的效果，将决定性地使整个压抑理论发生改变。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焦虑导致了压抑，而并非如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压抑导致了焦虑。”
［３］同样，他也试图以本能的矛盾作为造成压抑的原因。
［４］过去的理论把“现实原则”说成是造成压抑的原因；而新理论则把压抑的原因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并把压抑的原因置于儿童自己心中，因而使压抑本质上成为自我压抑。
弗洛伊德未能以他后来关于本能的矛盾和关于焦虑的理论重新修改里比多的童年组合理论。但如果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压抑理论乃是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奠基石［５］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自我压抑这一新思想进行探索。焦虑和本能的矛盾必须作为导致压抑的原因加以探索。而且，根据我们上一章的观点，焦虑和本能的矛盾必须与死亡本能相关联。如果焦虑和本能的矛盾弥散到了整个童年性欲之中，那么，里比多的童年组合方式就必须视为受到死本能的病态干扰的童年性欲。而既然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自我乃是焦虑的唯一席位”
［６］（同样也是本能的矛盾的唯一席位）
，那么，里比多的童年组合方式就是自我的组合方式而不仅仅是里比多的组合方式。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应该把性欲的组合方式视为存在于自我之中的焦虑对肉体所发生的影响。而既然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见的那样，焦虑乃是由于自我无力接受死亡所导致，那么，性欲的组合方式便很可能是由逃避死亡的自我所建构，并因而可望被一个强大得足以去死的自我所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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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洛伊德说到儿童身上本能的矛盾冲突时，他心里想到的是爱与恨。但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他的死亡本能的理论必须予以认真考虑并系统地运用到对儿童所作的分析中去。结合与分离、依赖与独立、物种与个体，简言之，生与死的一切辩证统一在人身上破裂了；这种破裂发生在幼儿阶段，它是人类家庭制度的产物。人类家庭制度延长了儿童处于依赖地位的状态。
父母的照料使童年时代成为享有自由、不受现实原则统治的黄金时代，从而允诺和促成了童年性欲和快乐原则在一种非现实的环境中获得早期繁荣。在父母的庇护下，童年性欲（爱欲或生本能）在一个充满爱和快乐的世界中沉溺于自恋式的无所不能的梦幻。
但假若家庭制度使儿童有了一种任何动物所没有的对自由的主观体验，那么，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却是通过把儿童置于对父母的绝对依赖这一客观状态下——而这，也是其他任何动物所达不到的。对父母的依赖在儿童身上制造出一种消极的、依赖性的、渴望被人爱的需要，而这与他自恋似地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梦幻恰恰是彼此相反的。从而，人类家庭制度实际从两个彼此矛盾的方向上塑造了人的欲望，正是由这一矛盾所引发的辩证运动，才导致了弗洛伊德所说的矛盾情感。
但这种由家庭制度在人心深处建立起来的矛盾，却不过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矛盾。主观上沉溺于在爱中与世界结为一体的梦幻，客观上却处于渴望被人爱的消极依赖地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在结合与分离、独立与依赖、物种与个体这些生与死的辩证运动中存在着相互敌对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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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对倾向不是因为某种新要素的侵入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同样一些本能过分发达过分“肥大”造成的；而在生物水平上，这些本能本来是和谐地结合得好端端的。建构了一切生命的那些本能，同样也建构起人类家庭。作为家庭之内核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使作为生命本质的那种相互依赖的结合有了一种新的方式；与此同时，它也使作为死亡本质的个体独立性有了一种新的方式。人类家庭是由爱的一种更紧张。
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反过来它又创造了死的一种更紧张的方。
式。
儿童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在他心理中形成了种种矛盾冲突，他对这些矛盾冲突所作出的反应是焦虑。焦虑既是对死亡的逃避又是对死亡的体验。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看法，童年的焦虑有一漫长的病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婴儿的出生。在出生的那一刻，生与死正进行着紧张的拼搏，婴儿此时的焦虑，为尔后焦虑爆发时伴随产生的生理感觉和神经感觉这种综合症状提供了模式。
奥托。兰克走得如此之远，他竟断言，儿童出生时的创伤性体验是尔后产生神经症的原因。弗洛伊德则并不把人类特有的焦虑和神经症归咎于出生创伤，而是把它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家庭中养育的儿童，会像遭受出生创伤一样地遭受到精神上的创伤，这些精神创伤因而必然会在种种不同于出生时那些生物学作用的情境中重新引发出焦虑综合症来。
［７］
纯粹生物性的生产行为不仅注定了有机体必有一死的最终命运，而且其本身就既是婴儿的诞生又是胎儿的死亡。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又是与赋予婴儿以个体性的母亲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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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意义上的分离。这种心理创伤的原型，这种需要却又不能够找到母亲的体验，则是一种心理上分离的体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乃是“与保护他的母亲相分离的焦虑”。
［８］儿童最大的心理创伤莫过于阉割焦虑。这种焦虑，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也是害怕与母亲分离，或者毋宁说，是害怕失去那可以在交媾行为中与母亲替身重新结合为一体的工具。
［９］进一步讲，所有这些分离均被体验为死亡的威胁；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在焦虑中自我所害怕的，“本质上是被推翻和消灭。”
［１０］
这样，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这样说，但他对焦虑的分析却证明：在焦虑与死亡本能之间有一种紧密而深邃的联系。焦虑是对分离、个体性以及死亡等种种体验所作出的反响和回应。儿童在母亲怀抱中经历和体验了一种新的、紧张的结合方式、生存方式和爱的方式，他必须同样也经历和体验一种新的、更加紧张的分离方式、个体性方式和死亡方式。
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当自我面对自身里比多所提出的过多需要时，创伤便宣告形成。
［１］在人类家庭中，爱欲朝向新的更高的水平扩展，同时也就导致死本能向着新的更高的水平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