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美〕诺尔曼布朗-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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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这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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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思想具有如此明显的斯威夫特的特征，在现在据认为是蒲伯（Ｐｏｐｅ）在与阿巴思诺特和斯威夫特谈话之后所写的《马蒂纳斯。斯克里布勒努斯传》（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Ｓｃｒｉｂｌｅｒｕｓ）中，关于斯克里布勒努斯出生的故事一定是从斯威夫特的思想里获得的灵感：“这位伟人的诞生也并非没有奇迹伴随：他本人经常告诉我，在他临出世的那个晚上，斯克里布勒努斯太太梦见她生下了一个庞大的墨水瓶，瓶中涌出几大股墨水，仿佛那是一个喷泉。她丈夫认为这个梦意味着这孩子将会成为一个极其多产的作家。”
［４７］即使是门外汉也会清楚地看出精神分析所发现的肛门分娩（ａｎａｌｂｉｒｔｈ）
幻想。
详细叙述精神分析著作中与斯威夫特的类似之处将是令人厌烦的，但不幸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他们在探索无意识领域时可以不要机智相助。
芬尼切尔（Ｆｅｎｉｃｈｅｌ）在他那部关于精神分析正统观念的百科全书里谈到“话语的肛门性欲性质”
时并不是想开开玩笑。
［４８］或许引证费伦齐论述“沉默是黄金”
这句谚语的文章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对于费伦齐来说，这句谚语本身是话语具有肛门特征的又一证据）
：［４９］
关于肛门性欲和话语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一点，我业已听到弗洛伊德教授谈起过，他告诉我一个口吃者说话的全部异常特征都应当追溯至肛门性幻想。琼斯在其著作中也反复指出里比多从肛门活动向语音的移置。最后，我在一篇早期论文〈《论猥亵语》）中也得以指出音乐的歌声文化和肛门性欲之间存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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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厄纳斯特。琼斯论述“肛门性欲的人格特征”的文章给我们的印象是，高级文化没有一个方面不因与肛门性有联系而受到了沾染。
［５０］斯威夫特也给我们留下了这同样的印象。斯威夫特甚至预见到了精神分析关于肛门升华作用可以消解为简单的肛门性这一原理。他讲了一个狂暴的征服者停止征服事业的故事：“刺激英雄头脑的那种蒸汽或者精神处于永远的循环中，一下子控制了人体的某个区域——此处因麝香猫而著名——并聚集在那里形成了一个肿块，这时候他就让世界的其余部分暂时平安无事了。”
［５１］
文明的肛门特性是一个需要心理学也需要社会学和历史来处理的论题。斯威夫特在题为《教长颂词》（ＡＰａｎｅｇｙｒｉｃｋｏｎｔｈｅＤｅａｎ）的一首诗里转向了肛门性的社会学和历史。这首诗是以艾奇逊夫人（ＬａｄｙＡｃｈｅｓｏｎ）的口气写的，她是斯威夫特１７２９—１７３０年居住的市场山那所房子的女主人。
诗作以讽刺性赞扬的形式描绘了斯威夫特作为教长在市场山充当的各种角色：陪伴贵妇人的清谈家、到地下室里取一瓶酒的男仆人、制造黄油的奶场女工。但是教长在市场山的最大成就是建造了“两座规模宏伟的庙宇”
，在那里——
男人们和女人们在不同的小间里弯曲着膝头正在起誓。
他们在向着“温柔的泄殖女神（Ｃｌｏａｃｉｎｅ）”起誓。在他建造这两个厕所时，斯威夫特似乎已经思考过我们为什么对肛门功能感到羞臊并且予以压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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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美丽的泄殖女神，我们为何要把你囚禁在庙宇？
他提出的答案是，在纯洁无知的时代并不存在对肛门性的羞耻感和压抑（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赫胥黎关于斯威夫特“憎恨人有五脏六腑”是多么错误）
：
当萨图恩①独自统治着天宇那是黄金时代，对黄金一无所知；这个地球归属于你它接纳全人类的献礼。
在育夫（Ｊｏｖｅ）
②篡位后，随着堕落而产生了“脚爪油污的饕餮鬼”
，以及它的子孙——“无所事事的懒惰”
、“苍白的水肿病”
、“趾高气扬的痛风症”
、“呼哧呼哧的气喘病”
、“骄奢的逸乐这个财富之子”——
得意洋洋的哈耳皮③跃出地狱把女神您囚禁在一间牢房里。
①农神，即天神宙斯之父克洛诺斯。 ——译 注②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译 注③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鹰身女妖。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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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身体的腐败败坏了肛门功能，并使自然的泄殖女神疏远了：
……讨厌的气体升起，冒犯了您优雅的鼻子。
精神分析中与此相关的学说当然是金钱即等于粪便。神话的逻辑（神话也像机智一样深入到无意识区域）也使斯威夫特得到这同样的等式：那个纯洁无知的时代，“对黄金一无所知的黄金时代”
，有另外一类黄金。
这种黄金时代在北爱尔兰的乡村少年当中还残存着——
他们的奉献物摆成金黄的一排排，装饰着我们清澈河流的堤岸。
然而，这里展示的前景对于斯威夫特或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太深远广大了：
不过，赶快制止住野心勃勃的缪斯；也不要去沉思冥想太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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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新教时代
路德获得的一个启示成了新教改革运动的基本原则——“因信称义”
说（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ｆａｉｔｈ）
①。
他曾以下述的话来描述他得到这一启示时的情况：［１］
“正义”和“上帝的正义”这些话在我的良心里犹如一道电光霹雳，听到它们就立即引起内心的恐惧。
“他”是正义的，因此“他”要施行惩罚。但是有一次，当我在这座塔楼里思考着“义人凭信仰而活着”
、“上帝的正义”这些话时，我很快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应当通过信仰来获得正义呢？上帝的正义是不是应当拯救每一个信仰者呢？于是我的灵魂就很快苏醒振奋起来。这样看来，正是上帝的正义判定我们为义并拯救我们。于是上面那些话对我来说便成了甜美的启示。这个知识是圣灵在那座塔楼的厕所上给予我的。
①１６世纪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提出的学说，主张人应当凭信仰而获救。——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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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毫无虚伪做作，具有无所不包的活力和信念，并以明澈坦诚的态度记录下他获得至关重要的宗教体验时的情境。那是威登修道院的一座塔楼，厕所就位于此处。格里萨（Ｇｒｉｓａｒ）解释说：“把这种附属建筑修在城墙及其塔楼上，下水道的出口则在城外，这在古代是很平常的事。”
［２］
路德的坦率对于路德的信徒们来说是太过分了。路德教学者们认识到“塔楼里的体验”即路德圣传里所说的Ｔｈｕｒｍｅｒｌｅｂｎｉｓ至关重要，于是要么玩弄文本，企图把塔楼与厕所分离开来，要么就解释说塔楼并非一个地理位置，而是精神能力的一种比喻。因此，事实的真相只好留给耶稣教的格里萨神父（１９１）来恢复，结果却招致哈纳克（Ｈａｒｎａｃｋ）
和一帮更小的路德教徒们的阵阵叫嚷，说他暗箭伤人，沉溺于“庸俗的天主教辩论术”。
［３］
待到争论的硝烟散尽，“塔中体验”的地点终于确定了，但是耶稣教神父和他的路德教批评者们都一致同意这个地点是毫无意义的。格里萨赞同哈纳克关于“路德第一次窥探到这一思想的地点并无多大重要性”的说法；他也赞同路德教徒斯基尔关于罗马天主教徒和所有基督徒一样相信上帝无处不在的说法。
［４］
然而精神分析，真是遗憾，却不能同意这一楬橥新教神学的宗教体验产生在厕所里是无足轻重的。精神分析关于婴儿期性欲及其升华作用的理论坚持认为，在高级精神活动与身体的低级器官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从弗洛伊德论述“人格和肛门性欲”的文章（１９０８）开始，精神分析就接受了下述业已证明的原理，即表现出整洁、节俭和固执三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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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特定的伦理人格，是借助特别集中于肛门区的里比多的升华作用而构建的，因此它被称为肛门人格。
［５］埃利克。
弗罗姆（ＥｒｉｃｈＦｏｒｍ）对精神分析理论所作的真正贡献之一，就是表明了在弗洛伊德的带有整洁、节俭和固执特点的肛门人格与萨姆巴特（Ｓｏｍｂａｒｔ）和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Bｂｅｒ）描绘的资产者这一社会学类型之间存在着联系。
［６］而且韦伯，当然包括他的后继者特罗尔茨（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托尼（Ｔａｗｎｅｙ）
以及其他一些人，则指出在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观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
将精神分析的范畴和社会－历史范畴联系起来，这是符合弗罗姆所属的新弗洛伊德学派的特征的；为了造成这种联系而牺牲了精神分析关于所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身体基础的最重要的真知灼见，这也是符合新弗洛伊德学派的特征的。
在Ｅ。弗罗姆研究新教和资本主义社会心理的著作《逃避自由》（ＥｓｃａｐｅｆｒｏｍＦｒｅ－ｄｏｍ）
中，“权威人格”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Bａ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代替了弗洛伊德的“肛门人格”
，而“权威人格”又被当作在身体方面绝无基础的一种自主的精神态度来加以处理。由于丧失了弗洛伊德的躯体唯物主义，心理学在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手里也和在荣格主义者手里一样，再一次变得像弗洛伊德革命前那样，成了关于自主心灵的心理学。
在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圈子里，这是被当作克服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倾向”的所谓“进步”来标榜的。弗罗姆说，弗洛伊德“搞错了性感区域和人格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首要的东西是一种“态度”
，如果说与婴儿期性感区有某种关联的话，那也仅仅是“对于世界的态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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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语言而作出的表现“。
因此弗罗姆明确否认在肛门人格中存在任何有关肛门性的东西，除非将肛门意象作为残留和外表的东西来加以利用，以“表达植根于人格结构中的与其他事物的一种联系形式”。
这样，新弗洛伊德主义就回到了人格的根源在于人格结构这一至理名言上去了——这也就是说，人格独立于身体而自主。
［７］因此，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对路德的研究丝毫不提及塔中体验或肛门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这件事就只好留给在精神分析学上更为正统（不过也不太内行）的一位作家Ｇ拉特雷。泰勒（ＧＲａｔｒａｙAＴａｙｌｏｒ）来做了。他在近著《历史上的性》（Ｓｅｘ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中说，路德在得到伟大启发的时刻正坐在厕所上一事是很重要的。
［８］不过，正如拉特雷。泰勒所看到的，把肛门人格的概念引入对新教的讨论中是要提出一个难题而不是解决它，因为精神分析关于肛门人格的理论牵涉到精神分析关于升华作用的总体理论的一切含混性和矛盾性。庸俗的精神分析教条主义者们——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不是一个难题——似乎相信，应当把成人的肛门人格理解为对婴儿解便训练过程中出现的精神创伤的一种固置作用——“肛门人格特征就是在围绕这一训练的冲突中形成的。”
芬尼切尔这样说。
［９］
但是，不论这种理论在处理神经失常的个人时作为一种工作前提会有什么长处，它在遇到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肛门人格时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假设在新教和肛门性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正统精神分析的教条提不出别的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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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只能认为新教产生于解便训练模式的一种改变，大概是变得更为严格吧。或者说，假设我们的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出了大众规模而不仅仅是个人规模的肛门性神经症特征，正统精神分析的教条也提不出别的社会治疗方案，只能建议在解便训练模式上来一次转变，大概是变得更加随意自如吧。
然而，试图用历史的或交叉文化的证据来证实对肛门人格的这种解释，不仅没有成功，而且首先就是敷衍塞责的。
即使这些努力成功，问题也仍然得不到解决，只是被换成了解释父母对儿童解便训练的态度如何转变的问题。实际上，这一整套方法使父母的态度成为决定性因素，因此背叛了弗洛伊德的经典原理，即儿童是成人的父亲。它表面上是从婴儿肛门性欲里推导出成人的肛门人格，而实际上却是从成人的肛门人格中推导出婴儿肛门性欲：有效的原因是父母身上的清洁情结（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ｘ）。
［１０］
因此，从最后结果来看，正统精神分析的教条陷入了和新弗洛伊德派的修正主义者们同样的死胡同里：成人肛门人格来源于成人肛门性格。唯一的区别在于正统精神分析把婴儿性欲看作肛门人格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传输机制而已。而当需要解释一种文化的人格变化时，正统精神分析就什么也提供不出，因为它的假设是心理决定论的一个循环论证的铁环；新弗洛伊德派的学者们在这时则不再是心理学家了，他们只有乞灵于传统的非心理学因素。对于弗罗姆来说，是经济变化引起了人格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
［１］
这条死胡同具体地说明了升华理论所包含的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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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以充足的根据假定在人的身体与人格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广泛而又神秘的联系，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对这种联系作理论阐述，而且他也不可能提供他的精神分析假说和人类历史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们打开了通向历史思考的门户，但这是以放弃升华理论为代价的。这样他们就回到实质上是弗洛伊德之前的关于人和历史的范畴上去了，只不过用不关痛痒的（而且是混乱的）
，心理学行话装饰了一番而已。
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看，精神分析貌似荒谬的理论和历史的常识是如此毫不相干，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只能使人感到绝望。由此看来，要想取得进展，不可避免地只能借助于具体的经验式的调查。而且既然精神分析的思考总的说来是在事物表面之下进行广泛探索，那也就很容易把它作为没有事实基础的随意构建的东西而予以排除。因此这种具体的经验式调查的出发点就不应当是精神分析关于潜意识中进行着的可能（或不可能）是什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