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美〕诺尔曼布朗-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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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暗含在诸如“经济需要”和“人的需要”这类范畴中的心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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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的需要并非如其表现出来的那样，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就在于人有历史这一事实。人在历史中的那种浮士德式的躁动不安和永不知足表明：人并不由于其自觉欲望的满足而满足；人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欲望。因此，历史的心理学只能是精神分析式的。
马克思毕竟对此问题有所思考，但由于他缺乏受压抑的无意识欲望这一概念，他只能提出这样一种历史心理学，即判定人永远是浮士德式的不满足，并排除任何获得幸福的可能。人需要一种心理学上的逻辑前提，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总是倾心于技术上的进步并以此维持劳动在历史中的辩证运动。由于缺乏压抑理论（或毋宁说由于不能把人视为一个心理学上的谜）
，马克思——正像一位与其有同感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转向了生物学并假定了这样一条绝对的人类生物学定律：人的种种需要的满足必然导致产生新的需要。
［１９］如果人的永不满足确实如此是由生物性所注定，那这种不满足就不可治愈。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其乌托邦中所设想的“历史的废除”
（ｔｈｅ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ｓｔｏｒｙ）和“经济的富有”就全都不可想象。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笼罩着悲观主义的黑云，他在那里这样写道：［２０］
正像野蛮人必须与自然界作斗争以满足自己的种种需要，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再生产，文明人也不得不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中和在各种生产方式下与自然作斗争。
自然需要的领域随着他的发展而扩大，因为他的需要增长了，但与此同时生产力也在增长，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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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正是通过生产力的增长而得以满足的。
但马克思对历史中的“进步”
的生物学基础所作的假设，的确相当于承认，他不可能对之作心理学的解释。
精神分析学可以提供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但这只有在它把历史视为神经症的情况下才做得到。通过把人视为神经症动物，精神分析不仅设定了人具有浮士德式的性格，而且还解释了何以如此的缘故。让我们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明这一点：［２１］
那种表现为……趋向更完美境界的永不疲倦的冲动，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一种本能压抑的结果。这种本能压抑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所有最宝贵的财富的基础。被压抑的本能从未停止过为求得完全的满足而进行的斗争，这种完全的满足在于重复一种原始的满足经验。任何替代机制或反现作用以及任何升华作用，都将不足以消除这种受压抑的本能的持久不衰的紧张状态。
此外，精神分析学还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以探索走出无止境的“进步”和无止境的浮士德式的不满足这种噩梦的方式与可能，以探索走出人的神经症和走出历史的方式与可能。在患神经症的个人，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是使他从过去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这重负迫使他继续有（和继续是）一份病史。精神分析治疗所采用的方法，是深化个人的历史意识（“填补记忆的空白”）
，直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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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那样从自己的历史中醒来。作为一般的人类意识的一个更高的阶段，精神分析意识同样可以成为历史意识——这种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蛊惑着西方思想的日益深广的寻根运动——的完成。如果历史意识最终转变为精神分析意识，已死的过去紧紧抓住方生的现在的那只手就会松开，人就有希望去生活而不是去创造历史，去尽情享受而不是去偿还旧债；人就有希望进入那本来是生成（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之目标的存在（Ｂｅｉｎ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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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爱 欲
弗洛伊德提出两种本能（爱欲与死亡本能）
的基本假
设，来概括人性中受压抑的那些力量的一般性质——这
些力量由于其与肉体的关联而为人性所固有。尽管受到
压抑和不曾被人们所认识，这些力量却是创造人类文化
的能量。
认识它们的存在，就是重新解释人类文化。
人类
文化于是重新与人的肉体相关联。
爱欲创造文化，爱欲是
肉体的性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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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性欲与童年
如同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见的那样，我们只有在我们受压抑的无意识欲望中，才能找到我们存在的本质，才能发现我们患神经症（只要现实是压抑性的）的缘由，才能知道一旦现实中的压抑不存在，我们将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所作的探索，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我们身上受压抑的欲望，是我们在童年时有过的欲望，那时它们未受到压抑；二、它们是性的欲望。
在分析神经症症状和梦的时候，弗洛伊德发现，它们中始终有一个向童年时代的早期经验复归或退行（ｒｅｇｒｅｓｉｏｎ）
的“硬核”。然而根据关于压抑的全部假设，与无意识发生冲突的意识乃是教育的产物。由此顺理成章的便是：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压抑的；或者换句话说，在儿童身上，意识与无意识尚未彼此分离。因此很自然地便可以推论：成人在从压抑性现实逃向梦和神经症的时候，是在退回他自己的童年，因为童年代表着压抑发生前一个较为幸福的时期。
［１］进而言之，弗洛伊德发现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总是不仅把人引向患者的童年，而且把人引向患者的性生活。神经症症状不仅被用来代替被现实否弃的快乐，而且更严格地讲是被用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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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现实否弃的性满足。但由于这些这样显示出来的性欲望大都属于所谓“反常”或“变态”一类，因而对神经症的分析就需要建构一种性欲理论。
这种理论将既能说明变态的性欲，又能说明正常的性欲，而且能将这两者都追溯到其童年时期的起源。
［２］
弗洛伊德据以建构和扩展其基本假设的定理是：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并非一种自然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男人和女人的互爱以及这一模式的所有变体——代表了人的机体中某些固有的可能性的一种特殊组合。作为从猿到人转变标志的社会组合，使这种性的组合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这种性的组合也使那种社会组合成为可能。人的性欲组合与其社会组合是如此深深地相互关联，以致我们竟不能说孰先孰后，而只能假定两者是一种同时发生的进化（无论是突变的还是渐进的）。
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关键性的制度，那联结人的性欲组合与社会组合的链环，是父母身分（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ｄ）
和对处在完全无能为力的依赖状态中的子女的长时间的抚养。
［３］父母身分意味着某种类型的家庭组合，而家庭组合则是社会组合的核心，这些人类学中的公理（ａｘｉｏｍｓ）
被弗洛伊德所接受并纳入其理论结构。弗洛伊德的原创性在于注意到延长了的父母身分和延长了的幼儿依赖期对父母和子女的性生活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只要涉及到父母，显而易见的便是：当成人的性欲被用来服务于喂养子女这一对社会有用的目的时，它对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即已不再是快乐的源泉——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即不再是最大的快乐。成人的性欲，就其受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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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维持家庭制度而设计的规则的限制而言，就其寻求性满足的愿望因要维持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制度而被转移和利用而言，清楚地证明了快乐原则对现实原则的服从。这种服从就是压抑；而由于这种服从和压抑受到人的无意识本质的拒斥和抵制，它便因此而导致神经症。
［４］
延长了的幼儿期造成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幼儿期由于父母的照料而避开了现实的严酷，幼儿在这一时期享有特权，他没有任何责任感并且不受现实原则的辖制。这种特许的无责任感允许并促成了人的基本欲望在快乐原则的标志下无压抑地达到“早期繁荣”
［５］。另一方面，幼儿客观上对父母，特别是对母亲的依赖又促成了一种对现实的依赖态度，造成了一种需要被人爱的消极依赖。这种对爱的消极的依赖和需要影响了此后所有的人际关系。
［６］这种心理上的脆弱，此后被用来发展对社会权威的服从和对现实原则的服从。
这样，延长了的幼儿期便从两个矛盾的方向上塑造人的欲望：一方面，在主观上，它使人完全沉溺于摆脱了一切现实限制的快乐之中；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它又使人完全无能为力地依赖于他人。这两种倾向后来发生冲突是因为：对自由和专注于快乐的早期体验，此后必然要屈服于对现实原则的认识，那时父母作为权威将以否则即要撤回父母之爱相威胁而迫使你就范。由于快乐原则是被迫违背其本意和基于儿童所不理解的理由，并且是在一种能重新产生其对于无能为力的依赖感的原始体验（焦虑）
的情况下屈服和就范的，所以这种屈服和就范只有通过压抑才能办到。正因为如此，它便造成个人终生不愈的心理创伤。然而在无意识中，受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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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的梦想仍完全沉溺于对快乐的向往中，这种向往是人的普遍的神经症的核心，是人的躁动不安和永不满足的核心，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ｃｏｒｉｒｅｑｕｉｅｔｕｍ（永不安宁之心）的核心。这种由实际上的无能和幻想中的万能所产生的冲突，也是普遍的人类历史的基本主题。在这两种冲突——个人经历中的冲突和人类历史中的冲突——中，关键的东西是爱的意义。
以其对精神事物的肉体起源的直率执着，弗洛伊德的出发点不是爱而是性。但一个人若要讨论他称之为儿童性生活的问题并坚持认为吸大拇指也具有性欲意义，他就必须对所说的性欲下一特殊定义。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性本能下的定义表明，他所说的性欲是某种非常普遍一般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人据以追求快乐的能量或欲望，只是在进一步特异化之后，对快乐的追求才成为人体某个器官的愉快活动。弗洛伊德把产生这种快感（他称它具有性感性质）的能力归到身体表面的所有部位甚至归给内在器官。这种能产生快感的器官可以是生殖器，可以是嘴（如在吮吸拇指的活动中）
，也可以是眼（如因看见什么东西而兴奋）。
［７］如果所说的这些就是性，那么肯定不会有多少人否认，婴儿确实也有性生活，人们甚至可能承认，这种意义上的性生活，乃是婴儿活动中的首要目标。婴儿天生地专注于自己，专注于自己的身体：他们生活在对自己的眷恋中。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他们的心理取向（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自恋取向。婴儿对生活的严峻（现实原则）全然无知，因此除快乐原则外，不知道还有别的指导原则，并因而把自己身体的愉快活动作为其唯一的目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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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在童年期的确免除了生活中严峻的事情，在从自己身体的活动中获得快感方面，儿童的确远甚于成人。
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的性欲定义中便包含着这样一种设想，即幼儿有比成人更丰富的性生活。
即使我们承认儿童确实追求自己在身体方面的愉快活动，我们可能仍难以理解，为什么要把这种追求称之为性的追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弗洛伊德试图为成人的性行为提供一种历史既往的发生学上的解释，因而才把成人的性行为追溯到其童年时期的起源。由于从根本上把个体心理理解为历史地进化着和被历史决定了的，弗洛伊德在总体构想上只能拒绝设想成人强烈的性欲是青春期从乌有之乡突然一下冒出来的。此外，梦与神经症症状所提供的证据，也不容怀疑地表明成人被压抑的性欲确有其童年时代的起源。这样一来，当说到寻求身体快感的幼儿模式时，也就相当于说，这种幼儿模式是后来发展为成人性行为的那种模式。弗洛伊德于是发现：这一假说不仅解释了性主题为什么在受压抑的无意识（在梦和神经症症状）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说明了成人的性变态是怎么回事，因而补足了一种圆满的性欲理论所缺少的基本东西。
如果正常成人的性行为模式是从幼儿在人体所有部位的愉快活动中得到的欢快中生长出来的，那么，最初那种在从身体方面获得快感的远为广泛的能力，后来却在范围上变得狭窄了，它仅仅集中在一个特殊的器官（生殖器）上并且从属于一个不是从快乐原则而是从现实原则中获得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生殖，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这就是生殖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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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正常成人的性行为（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即生殖器结合）就成了幼儿性行为某一组成部分的“专制独裁”
，这种“专制独裁”
压抑其他组成部分并使之从属于自己。
［８］（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生殖器结合不是由性本能建立起来，而是由死亡本能建立起来的。）
然而正常成人的性行为模式，只有在被放逐的幼儿性行为模式继续与之相伴而存在于受压抑的无意识中并与之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以正常成人的性行为标准来判断，遭到放逐和抛弃的那些幼儿性行为方式是变态的性行为方式。像正常成人的性行为一样，成人性变态也是经过很好组合的“专制独裁”
，它们也以过分夸大了的方式集中于人体众多具有性感潜力的区域中的一个区域，而这些区域在幼儿时期全都被积极主动地探索过。这种“专制独裁”以及正常性行为与变态性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各种各样的性感活动，一旦被用来取代正常的性行为，就会被称之为性变态；而如果仅仅作为正常性行为的先行准备而附属于正常性行为，就会被认为是合法的。与此不同的是，儿童往往以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方式，一视同仁地探索人体所有的性感潜能。
［９］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儿童是多形态的性反常（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ｌｙ
ｐｅｒｖｅｒｓｅ）。但如果说以正常成人的性行为标准衡量，幼儿性行为是性反常的话，那么，以幼儿性行为标准衡量，正常成人的性行为则是对人体性感潜能的一种非自然的限制。
弗洛伊德把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