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文学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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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旦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同向前，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千祈莫慌。”
诗云：
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
心开。日夜巡逻严预备，运筹设策夜衔枚。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
灭绝该！
这首歌完全是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其中有宗教的外衣，但充满着乐观
主义精神，很适用于农民革命的需要。
太平天国另外一些领袖也都能写诗作文。如东王杨秀清的诗 《果然英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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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
让人？
另一首《果然忠勇》：
我们弟妹果然忠，胜比常山赵子龙；起义破关千百万，至到天京最
英雄。
这些诗文都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浅显易懂，很能为有着革命愿
望的广大群众所接受。
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主要是过于强调文学为现
实政治斗争服务，忽视文学其他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对文学的艺术性更不
重视，许多诗文也就成为宣传品，题材狭窄，形式单调，缺乏艺术魅力。在
反对封建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时也存在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简单化的观点
和做法，不利于文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但是，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活动，毕竟是对封建思想文化的一次大扫荡、
大清算，对封建正统文学的一次大冲击、大批判，不但对太平天国革命政权
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揭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
动的序幕。
（2）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这一时期，在传统文学的诗坛上出现了学习宋诗的潮流，形成所谓的宋
诗运动，散文方面则出现了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清初就有宋诗派崛起，但至19世纪中期何绍基、曾国藩等人出来，声势
才煊赫起来。何绍基 （1799—1873）是宋诗派的主要理论家。他是个恪守传
统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封建末世的社会风气和诗风、学风很不满，
另一方面奉儒家诗教为正统，认为写诗要“温柔敦厚”，“要扶持纲常，涵
抱名理”，决不越雷池一步，于“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
皆所不喜，亦不敢也”。在创作上，他反对唐诗派的拟古陋习，主张“自为
生气”，同时又强调以才学入诗，以考据入诗，以议论入诗。他的诗取法宋
代的苏轼、黄庭坚，但大都描写山水景物或为书画题跋和官场应酬之作，缺
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和进步的思想倾向，而对形式、技巧很讲究。有些山水诗
清新可读，表现出名士的豁达胸怀。如《逆风》：
寒雨连江又逆风，舟人怪我屡开篷。老夫不为青山色，何事欹斜白
浪中？
但他的学问诗、应酬诗，没有什么诗味。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在镇压太平
天国革命中逐渐成为清王朝握有权势的大臣，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官
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他诗学黄庭坚，虽然对诗歌理论的贡献，远不能和
何绍基相比，但由于官高位尊，趋附者甚众。他曾在 《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
南归》一诗中说：“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别人也说：“湘乡出而诗
皆宗涪公。”（陈衍：《石遗室诗话》）可见他对宋诗运动的影响之大。
曾国藩在维护封建正统文学方面所作的另一件事，就是力促桐城派古文
的中兴。他曾在《圣哲画像记》中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
表现出对姚鼐的崇敬、谦恭的姿态，借以笼络江苏、安徽一带文人，来对付
太平天国革命。他还把桐城派古文衰竭的原因归于洪、杨之乱。他的重振桐
城派事业显然与政治上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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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曾国藩并不是墨守桐城派的成规，而是有新的发展。他在桐城派
所规范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又加上“经济之学”，认为“此四者
缺一不可” （《求阙斋日记类钞》），也要求“经世致用”。虽然他不是象
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那样用文学来呼吁个性解放，而是企图用古文来
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然而，这却使桐城派古文从过去狭窄的个
人小天地解脱出来，去表现重大的题材和复杂的思想。
曾国藩在写作上主张对前人的经验广收博取。姚鼐编选有《古文辞类纂》
一直是桐城派作文的范本；曾国藩又另选一本《经史百家杂钞》，补上《古
文辞类纂》所不选的六经、诸子、史传及辞赋，拓宽了作文的路子。他重视
文学本身的某些规律，提倡“道与文兼至交尽”，反对崇道贬文。他还总结
和发展了关于“气”、“阳刚阴柔”等等学说。——这些对改造桐城派古文，
使之获得“中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曾国藩的文章大都收入《曾文正公文集》里。其中不少是诬蔑太平天国
革命和表彰被太平军击毙的清军将士的。但情感真挚，气势瑰伟，叙事生动，
文笔简洁。就文章而论，为晚清甚至整个清代的大手笔。
曾国藩广揽人才，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
福成 （1838—1894）、吴汝纶（1840—1902）等是他幕僚中师法曾氏之文、
成就最高的四人，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他们的文章主要表现洋务思想，
但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表现反帝爱国主题方面都有了较大进展；还写了
异国风光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 （如黎庶昌的《卜来敦记》、薛福成的《观巴
黎油画记》等），都是过去桐城派作家所未曾涉及过的题材。文章的篇幅一
般较长，宏丽绚烂，且语言有音韵美，还出现新名词。这也是与过去的桐城
派古文不同的地方。曾门四弟子在文坛的成绩，显示了桐城派中兴的完成。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被曾国藩等人改造过的桐城
文——湘乡文也失去了活力。吴汝纶晚年便致力于重向方苞、姚鼐的桐城派
古文复归，尚醇厚，诎闳肆，重视剪裁、雅洁，反对说道说经。虽然在吴氏
弟子的响应下，复归得以实现，但是至清末，桐城派古文再也无法和新文体、
新文学抗衡了。
（3）古典小说的衰落
中国的古典小说在元末明初后蓬勃发展，陆续产生了《三国演义》、《水
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但于17世纪中叶
作为古典小说的高峰—— 《红楼梦》问世以后，小说创作便处于衰落、倒退
的状态。鸦片战争前后，诗文在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的带动
下，注入了反帝爱国、鼓吹变革的时代气息，呈现出新的生机。但是小说却
尚未被近代思潮所影响，依然散发着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不但和时代发展
相违背，而且和明清优秀小说的民主主义意识相抵触。在艺术表现上也陈旧、
落后，没有新的创造。这种情况直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运动提出“小说
界革命”之后，才得到改变。
在此以前的晚清小说，主要有两类；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
狭邪小说是描写城市娼妓生活的小说。始有陈森的《品花宝鉴》（现存
1849年刊本），继则有魏子安的《花月痕》（作于1858年）、俞吟香的《青
楼梦》 （作于1878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1892年时连载，1894
年出版石印本）等。这类小说是明末清初盛行的才子佳人类小说的末流，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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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客观上暴露了中国城市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畸形、丑陋的现实，但一般都表
现了落魄的封建文人对富贵荣华的追求和腐朽、扭曲的心态。如《品花宝鉴》
写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公子梅子玉和旦角男伶杜琴言同性恋爱的故事。有人批
评说：“满纸丑态，龌龊无聊”。《花月痕》写两个才子分别和两个妓女相
好，一个怀才不遇，困顿而死，和他相好的妓女殉情自缢；另一个才子积极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立功封侯，相好的妓女也做了一品夫人。书中宣扬功名
利禄、封建迷信，且诗词简启充塞其间，芜杂晦涩，情节不畅。《青楼梦》
写苏州才子金挹香与三十六个妓女相狎，官至太官，纳五妓为妻妾，后悟道，
度三十六妓登仙。此书“酸腐之气更加不可向迩，使人不能卒读。”（赵景
深：《〈花月痕〉与〈青楼梦〉》）狭邪小说中只有《海上花列传》能比较
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中的妓女生活。此书以赵朴斋兄妹的
遭遇为主干，以上海十里洋场为背景，写各色妓女的不同命运，旁及官场、
商场的种种黑暗现象，否定卖淫制度，鞭笞尔虞我诈、畸形、堕落的社会现
实，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全书用吴语方言写成，对话传神，结构紧凑，颇
具特色。
侠义公案小说是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的产物。在以前，侠义小说和
公案小说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到了晚清，二者才合流。出现于19世纪初年、
现存1838年刊本的《施公案》是合流的标志。后来又有《三侠五义》、《彭
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
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 《七剑十八义》等等侠义公案
小说流行。这类小说大都写清官带领侠客义士，为朝廷尽忠、为百姓除害的
故事。清官和侠客义士必定结合在一起，清官须侠义之士的帮助，才能保障
安全和审案断狱；侠义之士须投靠清官门下，才能飞黄腾达，封妻荫子。许
多侠义之士原是绿林豪杰，后来变节，甘为官府卖命。如《施公案》中的黄
天霸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这类小说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
除暴安良的愿望，但它们大量出现在不断发生农民、市民暴动的晚清，具有
浓厚的封建性，对人民斗争起着瓦解人心的作用。《三侠五义》是侠义公案
小说中比较好的一部，出现于1879年，后经俞樾修订，并改名为《七侠五义》。
此书前半部写包拯在侠士们的辅佐下审案平冤，后面写七侠士和五义士由互
相争斗到共同报效朝廷，随另一清官颜查散查探襄阳王谋反案。小说表现了
惩除权奸佞臣、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思想倾向，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但同时又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有不少糟
粕。《三侠五义》的人物形象奕奕有神，个性突出，性格发展相当鲜明；情
节离奇曲折，环环相扣；语言通俗生动，简炼多采，因此很能引人入胜。
这一时期还有两部思想内容落后甚至反动，但艺术性较高的小说，这就
是俞万春的《荡寇志》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前者又名《结水浒传》，
为金圣叹所传七十回本《水浒传》的续书，但以“尊王灭寇”为主旨，立意
与《水浒传》恰恰相反。写退职军官陈希真父女被“奸臣逼迫”，落草猿臂
寨，但专与水浒寨作对，后被朝廷录用，在张叔夜的统率下，“平灭梁山文
武”。该书把梁山英雄诬蔑为“杀人越货”、“罪大恶极”的强盗，认为必
须斩尽杀绝，表现了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因此受到反动统治者的称赞。
它完成于1847年，刊行于1851年，正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时。1860年太
平军攻下苏州，曾烧毁它的书版。但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又被重新刻印。《荡
寇志》很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写得有血有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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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情节的变化和细节的描写；文字很有功力，艺术技巧较高。
后者又名《金玉缘》，属于侠义言情小说，笔墨模仿《红楼梦》，思想
却与《红楼梦》背道而驰。它以显宦公子安骥和侠女何玉凤（十三妹）、民
女张金凤的“金玉姻缘”为线索，描写一个“五伦兼备”的封建家庭的发迹
史，表现“作善降祥”的思想观念。书中的安骥和贾宝玉截然不同，他和二
女结成美满婚姻，并在二女的护持下读书做官，步步高升，最后位极人臣。
他们三人都恪守封建伦理道德，所以成就了一番效忠朝廷的 “儿女英雄事
业”。小说虽然对贪赃枉法、科场舞弊等封建社会弊端有所揭露和批评，但
总的倾向是在封建社会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化封建制度，宣扬遵循封建秩序、
获得荣华富贵的封建理想。《儿女英雄传》用纯正、精到的北京口语写成，
很富魅力。头绪繁多，场景壮阔，但叙事清晰，有条不紊。人物形象，栩栩
如生，尤以前12回中的十三妹何玉凤最为鲜明生动，“悦来店”、“能仁寺”
几段故事把她的侠义柔肠刻画得淋漓尽致。由于这部书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
高的成就，所以能广泛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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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
（1）“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同时民族
危机也在越来越加深。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在全国上下引起极大震动，中
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亡国之祸，于是以救亡图强为宗旨的维新变法思潮，迅
速取代洋务运动而形成为相当广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和文化运
动。“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就是改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界革命”的口号是在1896年至1897年间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首
先提出的，并试作新诗。当时所谓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自
表异”，借用某些宗教教义牵强附会地表达变革的要求。这些诗往往是科学
名词、宗教名词和外来语音译词杂糅，使人“无从臆解”。如谭嗣同的《金
陵听说法》三首之一：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
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
掌中论。
其中“卖人子”一典出自《新约》：“喀私德”为英语Caste的译音，
指印度封建社会把人分成几个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为英语Parliament
的译音，指英国议会：“法田”、“性海”“庵摩罗果”，都是佛家语。这
首诗旨在批判封建等级制，表达对议会制的向往；然而正如梁启超后来所批
评的，“经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成了“七字之语录，而不甚肖
诗矣”。虽然这类诗歌并不成功，但仍然体现了改良派对新文学的热情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