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备忘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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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张有才感到欣慰的是，不用交农业税了。祖祖辈辈上缴的农业税，在他这一代戛然而止。
2000年3月，湖北监利县一位乡长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信中直接表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在信中，他表达了当地农民负担如〃泰山〃：〃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地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
从2000年起，减负越来越成为中央会议桌上的重头戏。经过近六年的试点与推广，《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这是中国农民命运开始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废止农业税条例，标志着中国农民开启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大部分省份农民人均减负都在100元以上，如河北108元，辽宁120元，上海118元，安徽109。4元，广东106。93元，四川124元，陕西115元，宁夏100元……
农业税最高时，张有才一家要向当地镇政府上缴1200元，超过全家一年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农业税取消了，张有才的日子不再那么紧巴巴了。
农业税的取消，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还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心理负担，农民不再为乡村干部催缴税款而担忧。同时，粮食收成能直接体现为农民自己的经济收入，加上中央的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还草等各种惠农政策，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取消农业税，也是中国农业发展与世界惯例接轨的标志性事件。从国际范围而言，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一例外地都要对农业实行零税制，并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取消农业税，顺应了时代要求，也适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在制度上为农村源源不断输血。越来越肥沃的制度土壤，使中国农村逐渐挣扎出饥饿的泥沼，跨过温饱线。但是，不管哪个群体，如果单纯依靠外力输血，自身造血不足，输血永远只是缓兵之计。中国农村要真正崛起，从温饱走向富裕，就要发挥农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效整合各种有利资源。
从输血到造血
这是一些让人沉重的数字：
2008年，中国7亿多农民中还有2。6亿人存在饮水困难、饮用水安全问题，还有740多万人口没用上电，9万来个行政村至今不通公路，8万多座水库现在还有2。7万多座年久失修，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改变，基础设施急需大投入。
这一年，距离湖北监利县人士李昌平上书总理，发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已有8年。
这一年，距离第四代领导人上任伊始，提出〃本届政府第一个挑战就是三农〃，已有6年。
这一年，中国政府对农民进行粮食、良种等补贴已有4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已经2年；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已经1年；农村合作医疗普及率已经达到80％
这些沉重的数字如同中国农村土地上的一块块伤疤，令人难以忘记。要抚平伤疤，国家需关注，农民自己更要学会造血。不管是喝不上水，用不上电还是通不上路，说到底，还是一个〃钱〃字，农民挣不到钱，贫穷这顶大帽子就会结结实实扣在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头上。
然而，承载梦想与希望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已不能为农民带来更多的经济实惠。土地的经济效益似乎已经到达顶点，农民越来越难从土地上挖到金了。那么，农业真的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显然不是。
农民易温饱，难致富，很大程度在于土地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过低，缺乏科技含量。同时，由于对市场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农产品往往与市场脱节，始终游走在产业链的低端，在市场上处于〃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弱势地位，在定价上几乎没有发言权，谷贱伤农的事件时有发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应用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最根本力量。在2008年下发的〃1号文件〃中，中央审时度势，把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摆在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并制定一系列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中国制造以低价换市场的时代越来越不畅销，农产品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技术，不但生产成本降不下来，产品质量也拿不出门去，也会在市场失去更多机会。
农民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他们在多年的实践中更容易总结出原创性的经验，也更本土化；同时，大量的科研人员则是农业技术发展的强有力后备力量。科技兴农，应该是发展农业的习惯性行为，懂得创新的真谛，不断以技术含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农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其含金量就越高，农民获得的利润也就越丰厚。
2009年，在湖北省潜江市，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拍卖会。湖北省潜江市某小龙虾野生寄养基地的两只小龙虾，拍出了天价。其中，重达103。8克的虾王拍得8。6万元的价格，重达115。3克的虾后拍到了5。8万元的价格。
金融危机肆虐，很多出口加工产业陷入困境，而小龙虾逆市走红，发展势头非常强劲。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都对小龙虾〃垂涎三尺〃，也难怪小龙虾市场如此红火了。我国在小龙虾的种苗培育、养殖技术上越来越精湛，有效保证了小龙虾的质量，这成为小龙虾在国际市场上披荆斩棘的杀手锏。我国的小龙虾已多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小龙虾需求量有所下降，但企业的海外订单并未受太大影响。
国内市场，小龙虾的阵地也在不断扩大。在武汉、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合肥等城市，吃小龙虾的热潮一浪高一浪，有些城市的小龙虾一条街，上演着万人同吃小龙虾的火爆场面。
小龙虾市场财源茂盛，但并不是所有跻身这个行业的养殖户都能赚得盆满钵满。2006年，小龙虾价格一路走高，武汉市江夏区的一位农民投资200多万元，在江夏区租赁了3000亩荒湖，开始养殖小龙虾。不想，在养殖时，不断有小龙虾死去，甚至出现了虾吃虾的惨烈场面，虾的个头也越来越小。这个农民向技术专家请教，他是吃了技术不足的亏。不恰当的投食时间和投食量导致虾吃虾现象，而近亲繁殖导致小龙虾品种退化。
财源再茂盛的市场，也恪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与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再红火的市场也可能亏得血本无归。
科技带来增产，增产带动农民增收。江西南充市西充县双凤镇凤头村农民冯全红利用先进种植技术，2007年种植反季节大棚黄瓜、海椒2。8亩，一季就收入现金2。4万元，在他带动下，2008年全村种植大棚蔬菜800多亩，仅此一项就可增收300多万元。
而湖南吉首市采取以科技发展为先导，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大力推动蔬菜产业发展，仅2008年，该市各类主要蔬菜总产量就达1。65亿公斤，其中专业蔬菜基地农民通过种菜，人均增加收入375元，蔬菜产业已成为吉首市农民增收的〃聚宝盆〃。
仅有精耕细作，再好的土地也会很快抵达其产量天花板。唯有植入科技元素，才有可能在优先的空间中创造出无限的生产能力和农村财富。
即使是农产品，也不能做无名英雄，品牌同样重要。品牌是农民打出的一张名片，好的品牌是产品在市场上的通行证，能够为产品镀金，保证产品在市场上的生命力。而市场上的无名小卒，很难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一个浪头打过来，最先倒下的也是他们。
每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现场，总会有一盆盆水仙花，生机盎然，为春晚增添了几分春意和情趣。这些幸运的水仙花来自福建省漳州市九湖镇蔡坂村，能登春晚这个大雅之堂，蔡坂村的水仙花可不一般。
漳州水仙的清香和花型在水仙花市场独树一帜。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如果没有漳州市的大力宣传，漳州水仙花的清香还飘不到央视春晚的现场。
〃低头看地，抬头看市场。〃发展农业，需要技术、质量，更需要品牌，他们都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农民创富的造血之路。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人口数量短期内保持不变，农民减少的途径只能是离开土地。于是，一些农民在看到土地不能承载自己创富的希望时，开始探索离开土地，乡镇企业成为中国农民增收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转移。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有了政策的庇护，社队企业蓬勃发展，但作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附属品，社队企业的功能是为农业生产〃拾遗补缺〃，是社队集体经济的〃边角废料〃。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这一文件的出台，将乡镇企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的范畴，为乡镇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农村大地上，一批批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点燃了农民走上富裕的希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乡镇企业能够异军突起，很大程度在于其在改革开放之初占就的优势。政府是乡镇企业的关键角色，他们控制着重要资源，分享部分收益，并为乡镇企业提供保护。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乡镇企业会很自然地把政府纳入企业的组织生产范畴；乡镇企业选择的产业也具有优势，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农村农业水平的提高，把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乡镇企业，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告诉我们，〃我们知道8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黄金增长，主要靠乡镇企业，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每年解决了农民就业，到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1700万到1800万，同时创造了连续三到四年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增长的速度，农村的消费大幅度上涨，拉动了国内的需求，那是典型的内需拉动型发展。〃
乡镇企业大红大紫时，江苏无锡春雷村很是有名。1954年，春雷村就有了中国第一家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春雷造船厂。上世纪60年代，春雷的社队企业就在无锡拿下了多个第一：在工厂工作的村民比例最高，高达10％；收入最高，每户人均收入达1000多元，工业收入占到全村收入的40％；第一个村里通电、用拖拉机耕地……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及乡镇企业的明星华西村。
江苏省华西村，被称为中国最富裕的村庄，每户农民都拥有400…600平米的别墅，1…3辆轿车，存款从100万元…1000万元不等。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它还只是一个欠债1。5万元的贫困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从1961年建村之初就认准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道理，领导华西村〃偷偷〃创办一个小五金厂。1978年改革开放揭开全国人民的思想束缚，华西五金厂正式挂牌经营，1979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却先人一步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于是，华西村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办起冶金、有色金属和纺织为主的40多个企业，全村95％以上的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在副业上，华西村还实行专业承包，形成〃千头羊〃、〃千头猪〃、〃万只鸡〃的养殖规模。工业的崛起为农业铺平道路，促进了农业机械化、专业化。
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迎来真正的春天，企业规模和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全面掀起乡镇企业改制的浪潮，华西村则提出〃一村两制〃，村民既可以搞集体，也可以从事个体，走出了一条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混合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此外，华西村又构建起以旅游为主的农村第三产业，2008年第三产业在华西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高达20％。
华西村58家企业提供2万多个就业岗位，使村民在充分就业中实现增收。2008年，华西村全村实现销售收入500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8万元。
春雷村与华西村，划出两条截然不同的乡镇企业发展曲线。
春雷村没落了，曾经的辉煌逐渐暗淡，名噪一时的春雷造船厂变成修船厂，再过些日子，修船厂就成为一座博物馆，专门收藏乡镇企业发展各时期的文史资料和文物，先锋变成先烈。在中国，经过短暂的繁荣，大多数乡镇企业都与春雷村面临相同的命运没落。
华西村则一直延续着它的盛世。在中国，与华西村相类似的〃富裕村〃不止一家，三朱元村等村庄，都通过乡镇企业这条路，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也实现了农村富裕之路。但它们同样也是无法复制的明星村，数量有限地矗立在中国农村广阔的土地上。
乡镇企业黯淡转身
现在，〃乡镇企业〃现在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局〃也更名称为〃中小企业服务局〃、〃民营企业发展局〃。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乡镇企业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缺乏人才、管理落后、设备陈旧的乡镇企业早就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历程中，乡镇企业一度是中国最活跃的经济组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力军和加速器。然而，在急速的辉煌之后，乡镇企业开始迅速分化。农村改革初期，中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将近100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就业，到1996年就业总人数已达到1。35亿人，全国新增了1亿多个就业岗位，但到1997年以后每年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