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 网络版-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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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孟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迫和家人分离。”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节省”支付21875镑贿款，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幸好郑成功收复了台湾。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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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华伦·哈斯廷斯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宾恩的人，宾恩又在当天以6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万镑！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这就是强势一方强调的自由贸易。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倒卖批文，则不知使中国人民向达官贵人们“赠送”了多少亿人民币。
在象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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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数十年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也应当剥下他们的头盖皮，这样就可以象他们一样皈依上帝了。英国议会曾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不能独善其身，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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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可以用来解释今天美国的巨额国债吗？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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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抵押货物、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死伪造银行券者。至于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样的影响，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可以证明。
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十八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这也许也是今天英国在国际政治上紧紧跟随美国的原因之一。而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手里，所以它不能不把自己绑在以色列的战车上。而今天瑞士银行中的更多的不明身世的资本，则更是资本化了的人类弱者的血液。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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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要了解国债、税收、关税和出口补助与退税制度，以及为什么生活资料的价格不随其价值的下降而下降，就要先看看这里的内容。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达布耳德等许多著作家错误地要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各国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成为谋利者的奴仆，就不仅要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现在则包括本国货币的人为贬值）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强制地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以后，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原因呢？只要看看18000万国债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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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象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人的。尽管弗·摩·伊登爵士对于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他所处时代即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这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
菲尔登写道：
“在得比郡、诺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7岁到13、14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来监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这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主张的，将企业家或管理者才能作为生产要素来参与分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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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然是残酷虐待…… 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 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 得比郡、诺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现代庸俗经济学亦是如此。当前中国的一些舆论也丧失了最后的良心。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巨大胜利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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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得；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当年在中国南方也有舆论宣称，为了和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竞争招商引资，必须牺牲一代中国女性去做妓女，以吸引境外的资本家。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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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