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生活习俗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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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偷盗、饮酒、吸烟，
违者分别处以断手、100鞭或80鞭的惩罚；实行共产制，一切财富归公
共金库，统一分配，禁止举行婚礼、葬礼，禁止蓄长发、痛哭死者和用
草书写信，除战时外，不得骑马，一律步行等等。此外，还要求信徒规
避三种“邪恶”（忌妒、傲慢、疏忽礼拜），遵守两大美德（贫困、圣
战）。另有十戒，主要是针对妇女的，诸如披带面纱、不上坟祭奠死者、
不索要大量聘礼等。
（2）现代主义者的维新改革运动
与传统主义者不同的是，现代主义者主张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潮流。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要被消除，穆斯林的社会生活
日益世俗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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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伊斯兰世界产生了维新改革思潮。就社会实质而言，这
类思潮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当时有两条道路可供改革者选
择：一条是全面、彻底地批判传统文化，从根基上摧毁它，在衣食住行、
婚丧娱乐方面全盘西方化，但此路障碍重重，凶多吉少；一条是从内部
去修正传统文化 （包括习俗文化），把它改造得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赶上世界潮流。这是一条较有希望、风险较小的道路。伊斯兰世界的开
明官僚及仁人志士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1791年，奥斯曼帝国素丹赛里木三世（1789—1807年在位）召集军
事、政治、宗教界要员22人，征询帝国衰落原因，并商讨对策，决定成
立一个改革委员会负责改革事宜，以挽救帝国的危机。但是改革遭到近
卫军团、大封建主和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的强烈反对，大批改革派人士被
杀。1807年赛里木三世退位。麦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继位
以后，削弱顽固派的势力，把赛里木三世的改革推向深入，从而为以后
更大规模的“坦齐马特改革”奠定了基础。
1839年，素丹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颁布敕
令，宣布全面改革，开始了土耳其延续37年之久的改革时期，直到1876
年宣布立宪为止。改革一词在土耳其语中叫坦齐马特，根据敕令进行的
改革，称之为“坦齐马特改革”。当时，一些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通过
各种渠道接触并了解了西方文明，意识到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及习俗文
化方面已远远落后于西方。1830年，海军司令访俄归来后说：“我比任
何时候更加相信，要是继续拖延效法欧洲，我们就只有退回到亚洲，别
无选择。”改革敕令即玫瑰园敕令的起草者雷希德首相曾担任过驻法和
驻英大使，对法国、英国的习俗变革深有感触，因此他把移风易俗列为
改革的重要内容。敕令宣布：保障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尊严，“人
身安全是人最重要的天赋权利”，“如果没有财产安全，大家都会对政
府、国家的召唤漠然置之”；“公民安稳地掌握了各种财产，就会热心
于自己的事业，致力于扩大业务范围以求增加自己的利益”。这显然是
受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思想的影响。敕令指出，“在按圣法进行
公开审讯、作出公正判决之前”，不允许用毒药或其他方法秘密或公开
地处死任何人，也不允许损害任何人的荣誉。根据敕令，全国人民不分
宗教和种族，一律平等，在财产继承方面，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利。
过去，一个未婚女子一旦沾染上一星半点丑闻，就会立即被家人处死；
丈夫也有权利随意杀死一个有不忠实行为的妻子。改革提高了妇女的地
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政府还开办世俗
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发展世俗教育，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成立世俗法
院，将民事审判纳入世俗法院的职权范围，并且编篡一部民事基本法。
至此，刑法和民商法不再受伊斯兰教法的制约，但教法仍适用于穆斯林
臣民的婚姻。
坦齐马特改革有利于社会进步，革除了各种社会陋习，在国际上引
起了巨大反响。法国报刊认为玫瑰园敕令是土耳其土地上的“人权宣
言”，“和平而伟大的革命”，是西方文化的胜利。改革若能坚持到底，
“不可避免地要改革帝国的形势，奠定土耳其走上现代文明道路的基
石”。显然，这种发展前景是一些西方国家所不愿看见的。他们愿意土
耳其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充斥愚昧、无知和落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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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统治者提出警告：“不要为了建立一个不适合你们的习惯和生活方
式的制度，而破坏你们古老的制度，不要从欧洲文明引进不符合你们体
制的制度。因为西方制度依赖的原则不同于构成你们帝国基础的那些原
则。”
近现代埃及伊斯兰改革运动始于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9年在
位）时期。拿破仑对埃及的征服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使当地居民了
解到在伊斯兰世界之外还有个法兰西，“尽管它不信仰真主，生活却比
穆斯林好”，而且还掌握了不少穆斯林毫无所知的本领和工具。这就为
阿里改革做了思想准备。穆罕默德·阿里被誉为“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
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①，他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习俗
等各个方面。政府注重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民用工业和副产品加工
业，诸如轧棉、打包、碾米、磨面、靛青加工、鞣革、制帽、食糖、肥
皂、玻璃、造纸、制蜡、印刷等，改善了居民衣食住行的状况，提高了
生活质量。阿里不无得意地对法国领事说：“我改变了对外贸易关系。
过去埃及为了购买你们的呢绒和丝绸，向欧洲工厂支付了许多钱，如今
自己开办了工厂，这笔钱就留在埃及，不用付了。”阿里还发展世俗教
育，仿效西方设立寄宿学校，向学生发放少量津贴和衣服，并选派一些
有才华的人出国留学。1813—1847年，共有数百名留学生，分9批前往
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学习。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带来了西方习俗文
化，对埃及的移风易俗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留学
生一旦学会了西方语言，“就掌握了打开整个思想宝库的钥匙，在这个
宝库里有西方的思想及其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世俗的和其他爆发
性的观念”。以后，阿里的改革事业被他的继任者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1874年，埃及以法国法律为基础，颁布了一部埃及刑法典。不久，又成
立了独立于宗教法庭的世俗法庭。婚姻、家庭、继承权等仍受伊斯兰教
法的约束。不过，由于形势的变化亦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如提高男女
青年的婚令，并对丈夫纳妾作了限制。七、东亚及南亚各国生活习俗
1。满清统治下的中国
（1）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及其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占统治地
位的封建王朝。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接受汉族习俗，另一方
面坚持本民族的某些习俗，如把“木兰围射”、“秋弥习武”定为祖宗
家法。在260多年的历史中，满汉习俗互相影响，交汇融合，给中国传
统习俗文化打上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烙印，呈现出旧中有新，新中有旧
的习俗特点。
尽管有清一代，中国习俗仍是以汉族习俗文化为主体的传统习俗，
然而由于满洲贵族执掌政权，传统生活习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
满洲贵族用行政手段对传统习俗进行改革。1645年，清政府颁布“剃
发令”，强制汉族男子改变传统的束发习俗，仿照满族剃发留辫；改变
旧时巾帽，改用满式衣冠，形成了中国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剃
发令”规定京城和各省地方，在接到命令的10天以内，“尽令剃发，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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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民之寇，必置重罪”。如若上奏谏阻，“杀
无赦”。这种剃发易服的严厉措施，实际上是民族压迫行为。
满洲贵族较汉族统治者思想束缚要少，满族习俗亦具有简朴、活泼、
粗犷、自由的特点，为趋于成熟和保守的中原汉族习俗注入了新的因素。
例如，满洲闺阁限制不甚严，风俗多重小姑。小姑在家庭中的地位仅次
于婆母，未婚小姑出入于茶馆、酒店、戏楼等公共场所，无所顾忌，落
落大方，这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汉族妇女产生很大的心理冲击。鲁
迅指出：“北京倒是不大禁锢妇女，……或者这种风气，倒是满洲人输
入的罢。”①满族婚俗中接亲时，要有四个对子马，四个吹鼓手，对子
马后头是接亲车和花轿，以及“铺红毡，倒红毡，新人下轿二人搀”等
习俗也都为汉族所接受。
马克思曾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
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②满洲贵族也不例外，他
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汉族习俗文化为主体的传统习俗，而是基本上
继承了传统习俗。“昔我太宗创业之初，谆谆以旧俗为重，及高宗复重
申之。然自我生之初，所见旧俗，闻之庭训，已谓其法古渐远。及今而
习日忘，虽大端尚在，而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③但是，传统习
俗中有很浓的封建色彩，即封建礼法的表现和封建意识的渗透。落后的
少数民族总是更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传统习俗中的消极部分。“所习于汉
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
此殆交失也。”因此，传统习俗中的糟粕部分在清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
地步，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康熙以后，满洲贵族有意识地
褒扬夫死殉节，未婚守志的妇女，用封建礼教禁锢妇女，贞节牌坊随处
可见，家规、家训、家范泛滥成灾。繁文缛节之风，重男轻女之习，甚
嚣尘上。
从康熙末年到道光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去朴尚奢的
社会风气，“八旗将佐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日从子弟宾客饮。”
大学士和霸霸⒌阕海朐裁髟芭竦骸⒀ㄎ抟臁保辉凇凹淮ǚ剀悖�
设立享殿，开设隧道，致附近居民有 ‘和陵’之称”。有些满族大学士
的仆从，都是“著毳毭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在富庶的江南地
区，上至官绅富商，下至平民百姓，追求奢华之风一发而不可止，“吴
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人们无视衣食住行上的清规戒
律和等级尊卑，刻意求精，夸富逞强，“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酒
而不知醉”。这股奢华风气不仅是传统生活态度的转变，而且也是对封
建礼法和等级制度的反叛，预示着习俗大变革风暴的即将来临。
（2）社会生活与习俗
①婚姻家庭由于所处环境和文化的不同，满族的婚爱习俗与汉人有
异。
首先，满族婚俗素有一纳数女，纳女不分辈分的情况。努尔哈赤的
弟弟舒尔哈齐娶布占泰之女为妻；而同时，舒尔哈齐的女儿又嫁与布占
泰为妻。舒尔哈齐与布占泰互为翁婿。皇太极娶蒙古科尔沁贝勒莽古思
的女儿为孝端后，又娶他的孙女，即孝端后的侄女为孝庄后。这种婚姻
中不分辈分的情况，在晚清还时有出现。如同治帝立户部尚书崇绮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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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孝哲皇后，又立孝哲皇后的姑母为珣妃，姑姪同为一人之妻。
其次，满族婚俗受封建礼教束缚甚少，婚事婚礼简便，不提倡寡妇
守节，妇女不缠足，闺阁限制不多等等，满族没有童婚的陋习，“凡女
十二，方许做亲。”“满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
女家始相聘问。”满族婚姻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子女成年后，先由媒人
通意两家。男家主妇到女家相亲，满意则赠如意或钗钏等，作为定礼，
谓之“小定”。再择吉日，男家宗族亲友新婿，同赴女家定婚。改月择
选吉日，男家下聘，用猪、酒、衣服诸物，名曰“过礼”。然后男家选
好成婚日期，提前告以女方，名曰“问话”或“送日子”。婚期前一天，
女方送嫁妆，新婿骑马回谢。“婚日，富女乘花轿，贫女乘喜轿，导以
灯笼、喇叭各二。男家迎者曰 ‘娶亲奶奶’，女家送者曰‘送新奶奶’。
女家赠点心与婿，谓之 ‘观茶’；设席宴新郎新妇，谓之‘观席’。男
家会新亲，请其坐第一席。薄暮，新郎新妇登炕坐帐，食长寿面，开脸。
明日，下地，行礼，序长幼。又明日，新郎新妇皆至女家，曰 ‘双回门’。
抱保平符，符裹五谷、银戒指、天平等物，筵宴。”①有些满族人的婚
礼更简单，“其居民之婚礼，无柬帖，无鼓乐，无男女傧相。”
第三，满族婚姻制度有许多落后、消极的成分，如逼迫妻妾、奴婢
殉葬。“男子死，必有一妾殉。当殉者即于生前定之，不容辞，不容僭
也。当殉，不哭，艳妆坐于炕上。主妇皆率下拜而享之。及时，以弓弦
扣环而殒之。倘不肯殉，当群起而搤之死矣。”②这种逼迫妻妾、奴婢
殉葬的酷习一直延续到康熙年间。满族婚姻还重民族差别，对汉人采取
歧视政策。满族、蒙古族之间可男女通婚，但禁止满族妇女嫁与汉人，
汉族妇女仅能为满人作妾。”满洲、蒙古之男女类皆自相配偶，间或娶
汉族之女为妇。若以女嫁汉族者，则绝无仅有。”“光绪季年，德宗曾
降旨，令满汉通婚。……满洲、汉军旗人之通婚，为门弟所限，而汉军
旗女指婚于近支王公为福晋，郡主、公主下嫁于汉军旗者，从无所闻。”
①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满族婚俗逐渐受汉族的影响，婚礼由简趋
繁，去朴尚奢。汉族婚俗重嫁妆与聘礼，“男计奁资，女索聘财”；相
反，满族对嫁妆、聘礼却并不看重，议定的聘礼，往往因男方家境困难
而减其半。然而，入关以后，满族婚俗开始重视聘礼。议婚时即由媒人
与男方定下聘礼的数目，不得更改，有的人家因拿不起聘礼，娶不到妻
子，有的人家因聘礼过重，交付不起，引起两亲家争吵，媒人被殴打。
满洲贵族对汉族婚俗不加干涉，但是在寡妇再嫁问题上却持双重标
准。一方面允许本族妇女再嫁；另一方面鼓励汉族妇女夫死殉节、未婚
守志，用封建礼教、名教禁锢汉族妇女，从而使汉族婚俗中的陋习部分
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清史稿·烈女传》及各地方志所收节妇烈女
数，远远超过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