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卡自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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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10家连锁分店销售快餐。那时麦当劳连锁店的创始人——克罗克脑子里闪都没闪过这个发财的生意。有时我想我是不是错过了一辈子最难得的机会，天知道！说不定我现在已有5亿美元的身价，前面摆个牌子写道：售出100亿个汉堡。
几年后我的确在阿伦敦开了一家餐饮店，卖三明治，也卖费城乳酪牛排（薄片牛排加意大利乳酪卷）。我出资金，由父亲负责经营，结果非常成功，第一年就赚进了125万美元，使我的收入骤增而得想法子避税。这家食品店首次让我对美国的所得税和累进税制有了一些认识。
事实上我从事食品业比我沾上汽车业要早得多。早在我10岁的时候，阿伦敦有一家美国最初期的超级市场。放学后及周末，我和一些小朋友会推着红色的手推车排队等在门口，好像计程车排列在旅馆门口一样，每当购物者出来时，我们就替他们载送大包小包的东西，赚取一点小费。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很有意义——我从事的是食品运输业。
“你开它”出租车公司
那时父亲除了经营热狗店外，也开始经营其他的事业。早先他买下一家出租车公司，名叫“你开它”（UDriveIt），这是美国最早的出租车公司之一。后来他逐步建立了一个有30辆车的车队，大都是福特车。父亲一位好友的儿子原来在福特汽车经销店工作，后来他自己买下了一个经销店，从他那里我认识了经销汽车这个奇妙的行业。我15岁时他又劝我从事汽车这一行。从那时起，我就定下目标并且全力以赴。
或许是父亲培养了我销售的天分。他拥有几家电影院，其中一家至今仍在营业。阿伦敦的一个老居民告诉我，父亲做促销是一流的。那时小孩蜂拥去看星期六的午场电影。有一次父亲宣布脸最脏的10个小孩可以免费入场看电影，至今人们对此仍津津乐道。我对于父亲别出心裁的点子，比对看电影还要感到兴奋。
现在的孩子们不会去那家影院看电影了，因为它早已改名，专门上映成人电影。
我家的经济情况也时有起伏。在20世纪20年代，我家和许多美国人家庭一样相当不错，父亲在房地产上赚了不少钱，那几年我们事实上可以说是很富有，然后经济大萧条就来了。
没有人会忘记经济大萧条的折磨。父亲一文不名，而且我们也失去了所有的房产。我记得六七岁的时候曾问过大我几岁的姐姐，我们是不是要搬家，我们要住哪儿。那种对未来的忧虑至今仍记忆犹新，坏日子的回忆永远如影随形很难忘怀。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母亲表现出了她的应变才能。她真是位典型的移民母亲，也是家里的支柱。一份5分钱的骨头汤也是我家的一餐，但我们都能吃饱。在大萧条变得更严重之后，她又到我父亲的餐馆帮忙，她还去过一个生产衬衫的工厂打工。她总是愉快地去做她的工作，至今她仍是一位漂亮的妇人，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第一章我的家庭（3）
什么是经济萧条
对父亲而言，经济大萧条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几乎将他击倒。他辛苦努力了那么多年才积蓄了一笔财富，如今全付诸东流。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你要上学去学‘经济萧条’是什么意思。”他自己只读完小学四年级，他说：“如果有人告诉我什么是经济萧条，我就不会把自己的生意一个一个地抵押出去了。”
那次的经济大萧条是在1931年，虽然我只有7岁，但也体会出情况有点不对劲。后来我在大学学习了经济学，在福特及克莱斯勒的时候，又学习了如何应付不景气，但我家的经验才是我的启蒙之师。
父母亲都很会摄影，家里的照相册也告诉我许多事情。从出生到6岁，我穿的是缎鞋及绣花边的外套。婴儿时期的相片上我手里抓了一只银百合。但突然间，大约在1930年，我的衣服开始显得破旧，我和姐姐不再添置新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也不好向我们解释，他不能说：“儿子，我破产了，但我不知道原因何在。”
经济大萧条使我成为唯物主义者。到我大学毕业时，我的人生观是：“我不需要什么人生大道理，我要在25岁时做到年薪1万美元，然后我要成为百万富翁。”我对装饰门面的学位不感兴趣，我只想发财致富。
直到今天，虽然我已是白手起家的富翁，但我还是把我大部分的收入储蓄起来做很稳健的投资。这并不是说我害怕成为穷人，而是我内心深处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我担心经济大萧条再度来临，使得家人不得温饱。因此，我一直讨厌浪费，当领带由流行窄边转为宽边时，我把所有的旧领带都留起来等流行式样再回头。我也不能忍受随意抛弃食物或把吃剩的半个牛排丢进垃圾桶里。我试着把我的感受告诉两个女儿，结果我发觉除非是很合算的价钱，否则她们不会轻易花钱——老天！她们真是经常去赶大减价！
我的父亲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因为存款不足而使支票被人退回，这一直令他惊恐不安，因为他深信诚信是做人和立业之本。后来他一再告诫我和姐姐理财的最高指导原则是“量入为出”。他认为靠信用借贷会让人不知不觉地背负许多债务。在我的家庭里永远不准任何人使用信用卡买东西。父亲的这个想法有点超越他的时代，他预见靠信用卡买东西会使人逐渐丧失用钱的责任感，并认为这种松散的信用制度终将普及而且会伤害整个社会。许多消费者误以为这张小塑料卡片像银行的现金一样，结果后患无穷。
父亲过去常告诉我：“即使你在学校里向小朋友借两毛钱，也要把它写下来以免日后忘了还人家。”我后来常想假如他还活着，看到我在1981年为克莱斯勒的生存而贷款，不知会有何反应。那回贷款可比两毛钱大多了——总共大约12亿美元。虽然我曾想到父亲的训诫，但我又觉得这笔贷款即使不写下来，我也会牢牢记住的。
民主党与共和党
有人说，人们以钱包（收入多少）为指标来投票。父亲的政治观点自然也随着他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是民主党，大家都知道民主党是市井小民的党派，主张人人只要努力工作、不好吃懒做，就应该有能力养家糊口，教育子女。而在经济大萧条来临以前和结束以后，我们颇为富有，所以是共和党，毕竟我们曾经辛苦工作，应该有权拥有自己积累的财富。
长大之后，我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过程。我在福特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我是共和党。我接手克莱斯勒的时候，几十万人面临失业的威胁，实际上民主党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假如克莱斯勒危机发生在共和党执政的时期，那么你还来不及呼救公司就垮了。
每当家里发生不顺利的事情，父亲总会在我们身边给大家打气，使我们重振精神。他是个哲学家，讲过无数颇有哲理的格言。他最爱说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每个人在生命旅途中都必须承受一些悲伤与痛苦，而且唯有经历了痛苦才会了解快乐的珍贵。我在学校考砸了或受到了挫折，他总是会这样告诉我。
第一章我的家庭（4）
他不喜欢看到我们不快乐的样子，总会想办法让我们快乐起来。每当我烦恼的时候，他就说：“告诉我，你上个月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去年呢？看！你根本记不得了！或许今天让你烦恼的事并没有这么糟，忘了它，迎接明天吧！”
在恶劣的状况下，他也是乐观者，每当事情一筹莫展之时，他总会告诉我：“耐心等待，太阳总会出来的，一定会。”许多年以后，当我企图挽救克莱斯勒免于破产命运的时候，我忘了父亲那些鼓励的话，我只抱怨：“太阳在哪里？太阳在哪里？”
父亲从不让我们向绝望投降。我承认我在1981年曾不止一次绝望地准备放弃，但回想起父亲常说的“逆境终有过去的一刻”，使我坚持了下去。
能跑为什么要走
父亲是个要求敬业精神的人——不管做任何事。假如我们去餐厅吃饭而服务生态度不好，他会在用完餐后叫她过来，发表他的标准说教：“我将给你应得的小费。请问你为什么做事的时候显得这么不愉快？有没有什么人强迫你来上班？你板着脸孔等于告诉别人你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们想出来愉快地享受一餐，结果被你破坏了气氛。假如你想做服务生就应该努力做个全世界最好的服务生，要不然就换个工作。”
在他经营的餐厅里，他会立即辞退对客人无礼的员工，他说：“不管你多么优秀还是得请你走人，因为你把客人吓跑了。”他真是一针见血，我想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华也不能恣意无礼。
父亲一直提醒我要享受人生，他自己也这样做。不管他多么努力工作，都一直为自己保留充分的休闲时间，他喜欢打保龄球、玩扑克牌，喜欢佳肴、美酒，还特别喜欢交朋友。他和我的许多同事都成为了好朋友。我在福特公司的时候，他认得的公司里的人恐怕比我认识的还多。
1971年，也就是父亲去世的前两年，我为父母亲结婚50周年纪念准备了一个大宴会。我请我在美国造币局工作的表弟铸造了一个金牌，一面是父母亲，一面是他们在意大利结婚的小教堂。每位来参加宴会的客人也都赠送一块雕刻同样图案的铜牌。
那年末，我和太太带父母亲回意大利老家，看望他们的亲戚和老朋友。这时我们知道父亲得了白血病。他开始每两周换一次血，而且体重一直在减轻。有一次我们好几个小时找不到他，我们担心他可能是失去了知觉或晕倒在哪儿。后来我们在一家小店找到他，原来他正兴奋地为他所有美国的朋友买陶器纪念品呢。
直到1973年他去世以前，他仍不忘享受人生。他虽不能像以前一样尽情跳舞和吃喝，但他的确非常勇敢，而且表现出了坚强的求生意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自己和我们都很痛苦，看他如此瘦弱实在令人心痛。
现在回想起父亲，我只记得他是个具有大无畏精神和无穷精力的人。有一回我在棕榈泉主持福特经销商会议，也邀请父亲一起去度假。当会议结束后，我们有几个人去打高尔夫球。父亲从来没有玩过高尔夫球，我们请他也一起来玩。
0当他击出球以后，他便跑着去追球，已经70岁高龄的人却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兴奋地满场飞。我不得不一直提醒他：“老爸，慢点，高尔夫球是走路的游戏。”但我的父亲总会说：“能跑的时候为什么要走呢？”
第二章学生时代（1）
正确的想法和习惯必须在人生早期培养，否则必是积习难改。
我一直到11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意大利人，在那以前，我只知道我们来自某个国家，但并不知道它的名字，或在哪里。我记得自己曾在欧洲地图上寻找“意大利佬”这个地名。
在那个时候，特别是住在小镇里，我们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意大利人。阿伦敦的居民差不多都是荷兰人的后裔，我小时候因为与众不同而受了不少欺侮。我有时和嘲讽我的人打架，但总是记得父亲的警告：“如果对方比你高大就不要还手，用头脑不要用拳头。”
比萨饼事件
很不幸的是，歧视意大利人的不仅是和我年纪相仿的儿童，甚至有些老师也暗地里叫我“小意大利佬”。对我的种族歧视在1933年6月13日，也就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达到了顶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6月13日是圣安东尼日（StAnthonysDay），这天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大日子。我的母亲名叫安托瓦妮特，而我的中间名就是安东尼，每年的6月13日我家都会举行一个大宴会。
为了表示重视，母亲总会烤比萨饼。母亲做的比萨饼即使不是全世界第一，也是全美第一。
那年，我们与亲朋好友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以往一样准备了一大桶啤酒。虽然当时我才9岁，但只要是在家里，并且是在严格监督之下，我也能获准喝几口。或许这就是我在高中及大学时从不沉迷饮酒的原因，在我家喝酒（通常是家庭酿制的红酒）是准许的，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必须有节制。
当时比萨饼在美国没什么名气，虽然如今比萨饼已成为汉堡和炸鸡之后美国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但那时除了意大利人之外，没人知道什么是比萨饼。
第二天清早，我开始向同班的小孩炫耀：“哇！昨晚我家举行了一个大宴会。”
“真的？什么样的宴会？”
我回答：“比萨饼宴会。”
大家开始哄堂大笑：“比萨饼宴会？那是什么东西，听起来怎么那么土？”
我说：“慢点，你们不是都喜欢吃派吗？比萨饼就是一种派啊，它是番茄做的。”
我实在应该早些住口才对，这下子他们可捉到把柄了。他们完全不知道比萨饼是什么，但他们认为只要是意大利人的东西，就一定不是好东西。还好比萨饼事件发生在学期末的时候，过了一个暑假大家就把它忘了。
但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家伙是吃松软的派饼长大的，我可从来没有讥笑过他们早餐吃蜜糖派。去他的！现在美国街头到处林立的是比萨饼店，可不是蜜糖派店！但是对于一个9岁的小孩来说，即使知道自己是走在潮流的尖端，也起不了什么安慰作用。
我并不是班上唯一被欺侮的小孩，还有两个犹太儿童，我和他们很好。一个叫华莎，她永远在班上考第一，我通常考第二。另外一个小孩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儿子，他戴黑色小帽，他们家在阿伦敦备受歧视。
其他的小孩仿佛当他们两个是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以前我还不懂，到三年级以后我才慢慢明白意大利小孩比犹太小孩高一等，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一直到我上中学为止，在阿伦敦我从来没见过黑人。不公平的体验
小时候受到歧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创痛。很不幸，离开阿伦敦以后我看到了更多偏见和歧视，他们不再是学童，而是汽车业有权有势的大亨。我在1981年任命杰拉尔德·格林沃尔德为克莱斯勒的副董事长，后来才知道这项史无前例的任命使他成为第一个升任三大汽车公司高级经理的犹太人。我不相信过去没有犹太人够资格登此高位。
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儿时的经历迫使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情世故。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选举纠察队长。纠察队员都挂有白条银灰的条带，纠察队长和副队长则穿特别的制服而且戴特别的徽章。小学时代的纠察队长就和高中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一样出风头。我很想穿队长的制服，便决定去竞选。
第二章学生时代（2）
选举结果我以20票对22票落选，我非常失望。第二天下午我去看周六下午场电影，前排坐着我们班上长得最高大的同学，他转过身来看到我说：“傻瓜，你落选了。”
我说：“我是输了，但你为什么骂我傻瓜？”
他说：“因为班上只有38个人却有42票。你连算术都不会吗？”
原来我的对手多塞了几票。我回去告诉老师有些同学投了两票，她告诉我不要再提这件事，她不愿再生风波，就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了。这件事对我有深远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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