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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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来指明网络过程在科学中的重要性。普赖斯还刺激了科学过程与结构的网络测量技术的利用。其他网络测量技术的重要使用者和发展者有黛安娜·克兰（Diana
Crane）、尼科尔斯·穆林斯（NicholasMullins）和亨利·斯莫尔（Henry
Small）。普赖斯是他所谓的“科学的科学”的一名热情鼓吹者。他才气焕发和隐喻式的风格使他的著作吸引了广泛的读者。
六十年代以前妨碍科学社会学发展的诸因素之一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它的抵制，这两者做为学术专业当时已经相对充分地建立起来了。在强调探讨科学的“内在主义”路线的形式下，这些专业对科学社会学的“外在主义”假设存在着强烈的抵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对更主流的、自由的观点亦如此。在1962年，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导致了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之间关系上的一场创造性的革命。库恩本人在当时显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但在他的思想含蓄的著作中，他利用了来自这三个专业的概念和材料。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跨专业的合作和讨论是经常的和富有成果的。不再有人谈论科学之“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了。所有学者都明确地把科学思想、组织和过程看成是同社会中其他社会与文化亚系统相互关联的亚系统。
最后，非常令人高兴的是，另一场创造性的革命一直继续着，它最初来自英国；做为科学社会学的一次练习，调查一下这场革命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是极令人感兴趣的。在英国，特别是在由大卫·艾奇（David
Edge）领导的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小组，以及在苏萨克斯（Sussex）、约克（York）、巴斯（Bath）和其他地方，哲学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科学政策专家已经结合起来，对科学思想的实质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在这场革命中，
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大卫·布洛尔（DavidBloor）、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大卫·艾奇、罗伊·麦克里德（Roy
MacLeod）、唐纳德·麦肯奇克（Donald MacKen－zic）、米切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斯蒂文·萨宾（StevenShapin）、理查德·怀特莱（Richard
Whitley）和史蒂夫·沃尔加（Steve Woolgar）一直是领头的英国人。他们关于科学思想与组织之实际发展的严密的、微观的和经验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做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然而，像许多革命一样，这场革命也有其片面倾向。它倾向于（或者在我看来似乎是这样）把科学的本体论的方面相对化；以及把社会方面理性化。与该“学派”相反，我认为自然界和社会并不完全是关于它们的科学思想的构成物，我也不认为科学工作仅仅是由“兴趣”来推动，如同该学派的几位成员（他们从未给出一个我认为令人满意的该术语的理论定义）所宣称的那样。科学是由科学、由规范、由兴趣以及由“现实”世界推动的，这四者都推动科学。
科学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它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他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亚系统，同时也依赖它们。困难的经验问题是具体确定独立和依赖的程度和类型。而且，正因为这项工作是困难的，所以没有理由来回避它。
科学社会学今天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术专业。像布鲁诺·拉托（Bruno
Latour）这样的法国人、像卡伦·诺－塞提纳（Karen
Knorr－Cetina）这样的讲德语的人以及像阿利·里普（Arie
Rip）这样的荷兰人，都是在这一专业中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人员。现在，科学社会学有其自己的国际性专业协会——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有两份专业刊物，《科学的社会研究》，由艾奇和麦克里德在爱丁堡创立，现在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编辑《科学与技术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的初期刊物，由苏珊·科森斯（Susan
Cozzens）编辑。
自《科学与社会秩序》在1952年出版以来，科学社会学已经诞生并且成长起来了。我期望这部中译本将进一步推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政策的发展。
伯纳德·巴伯
纽约
1987年7月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前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一直是学者们偶尔感兴趣的一个主题，但是，在为构成这个主题——科学社会学——的事实和观念提供一种系统的组织方面，人们付出的努力却不多。特别是近年来，为数颇多的著作都各自涉及这个主题的一个或另一个部分——例如贝尔纳（ Bernal）、克劳瑟（Crowther）和法林顿（Farrington）的著作，利莱（Lilley）、普莱奇（Pledge）和霍格本（Hogben）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除利莱的“科学史的社会方面”是个重要例外，都没有借助于一种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被证明是有效的概念框架来考察科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使关于科学与社会相互影响的其他零散的和不协调的资料的积累，有了暂时确定下来的秩序。
当一本书的结构是清晰的和严密的时候，再在前言中概述它的写作方案就变得多余了。当然，巴伯先生的书就是这种情况。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出本书的重要主题，因为巴伯先生自己已经清楚而简明地这样做了。但是，试图指出这本书的地位以及它在其社会背景中代表什么，试图考虑为什么我们要为这样一本书等待那么久，这可能是有某种价值的。这本书试图实现巴伯先生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这就是：“应用一种社会学的分析（这种分析在面向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时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方法于科学，以更好地理解科学。”科学社会学依然基本上处于没有充分的成功希望的境地，它不是一门高度发达的、由社会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充实起来的特殊知识领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目前的对策和前景是什么呢？ 说这个领域长期处于被明显忽视的情境之中，这毫不新鲜。
例如，爱德华·希尔斯（ Edward Shils）新近在对“美国社会学现状”的判断中认为，对“科学和科学建制”的研究处在社会学研究的很不发达的区域之中。这样一种判断的根据是多种多样但又是始终如一的。让我们考虑一下教学这个领域：在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数千班级致力于社会学的这个或那个分支，极少数人致力于科学社会学。教科书虽然有明显的时滞，但通常反映着在一门学科中的注意焦点，它同样证实了这种忽视印象。在现行的社会学入门教材中，特别规定了使学生们认识这一领域中要关心的专门范围，这些教材都详细地论述了家庭、国家和经济建制，许多教材还论述了宗教建制，但却很少把科学当做现代社会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建制。这些教材只是偶而谈到科学是使社会变得丰裕起来的“重要作用”，但却很少对这种作用加以系统的分析。
还是看看研究领域中的证据吧。当然，这一相对薄弱的研究已经确实被引入到整个社会学之中。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成千上万的年度报告相比，或者，与数千的关于历史和英国文学的论文相比，整个社会学领域的报告只有几百份。其中，研究的核心涉及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学，人口和犯罪的社会学，论述宗教社会学的也有相当的数量，但在社会学研究的年鉴目录中，科学社会学仍然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兴趣，认为它值得加以单独介绍。
忽视这一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的迹象，可以从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组织方面看出来。在社会科学中，专门的研究学会一般是做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的反应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即使不是排他的，也是特别显著的，因为这些学会被认为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团体。每一种“社会问题”似乎都导致其自身的研究中心的建立。于是，当公众被警告说家庭的不稳定性和离婚率 上升的时候，大学里就建立起专门研究家庭问题的学会；当世界事务的焦点集中在俄国、近东或远东的时候，大学就建立专门从事这些地区的社会研究的学会。然而，在社会科学中，这些研究中心没有一个是以相当的规摸专门研究科学社会学。
不必继续开列这种忽视的清单了。这些多种多样的证据全都反映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呼吁对科学社会学予以专门注意的专家的数量微不足道，而其中的多数又集中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在美国的几千名社会学家当中，甚至只有不到一打的人宣称科学社会学是他们的主要兴趣之所在。的确，科学社会学已经近乎于形成，但这与其说是靠社会学家，还不如说是靠一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业余偶尔从事这个学科的工作。
我们能够从巴伯先生的批判性地挑选出来的文献目录中，看到在这个领域中那些当前著名的、贡献最多的科学家。在他所描述的许多书籍和论文当中，粗略地说大约一半是由从事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科学家或者已经转向管理的科学家撰写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撰写的；只有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社会学家写的。假定这些数字大体上是相近的。假定这些数字也许反映了巴伯先生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偏爱于由自然科学家撰写的著作。但是，在更庞杂和更欠精确的范围来看，科学社会学的文献目录也有许多同样的性质：没有多少人完全从事这个领域的耕耘工作，而且，正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而不是社会科学家做了最大部分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在现有的科学社会学材料的状况中留下了印记。许多人在兴趣转移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前，主要忙于别的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无法以花费大量时间的方式表示在这个学科研究上的兴趣。做为代替，他们使用手头的历史证据，写出思辨性著作与文章。因此，在这些著作中，历史上的轶事常常代替了系统的论据与见解的位置，代替了从大量文献资料中推断出的结论的位置。从几个挑选出来的例子做出概括是容易的。于是，牛顿是著名的未婚男子，那么他就是为了全心全意献身于科学而过独身生活，拿破仑入侵埃及时，伴随他的几乎有两百个天文学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几何学家和矿物学家，由此就说这场战争一般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这些著作还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同样微不足道的若干经验研究，要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为数众多的结论是不稳定、不够份量的。
这个领域中的许多资料，是由一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供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副业而不是主要关心的问题，这种情况留下了另一种标记，巴伯先生试图消除掉这种标记。与在牢固确立的学科中的模式不同，在科学社会学中，事实一般是与系统的理论相脱离的。经验的观察和假说并不能相互提供支持。如果不直接影响有助于积累知识的理论主体，自然科学的此时彼刻的经验研究就导致了一些浅薄零散的发现，而不是密切相联的一系列发现。
做为所有这些的后果，科学社会学长期以来总是处于混乱状态：一方面，它过于思辨，一共只有很少被确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它遭受到经验主义的过度侵袭，因为这些事实一般形不成理论。在这个领域中，极缺乏的是富有成果的研究模式，正如已经说过的，在这一模式中，人们可以从事实追究到揭示观念，或者从追究观念到揭示理论。
数年或几十年以来，在这个主题上绝没有一致性，这就导致我们关于科学与社会相互联系的知识积累得相对很少。更确切地说，这是持续忽视的自然结果。由于具有必要的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家通常不从事科学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由于那些进行这种经验研究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通常都缺乏所需的理论，这个学科领域的成长受到阻碍就不足为奇了。仅仅是献身于专门知识分支的学生数量不足以保证它的快速增长——这是一些仍然难于很快解决的问题，但是逆命题却是自明之理：如果忽视某个知识领域，它就不会繁荣。
科学社会学的缓慢、不确定和零星的发展，意味着其占有重要地位的那些思想由于重复而变得陈腐。做为许多这类事例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考虑一下从相同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多次独立地出现引出推论的历史。关于创新的文化背景之含义也许是不必多说的，这种含义是来自这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它要在科学社会学的更重要的概念中间来发现。这些概念完全能够把下列社会学家们联合在一起。威廉·
F·奥格本（William F Og一hurn）和多萝西·S·托马斯（Dorothy
S Thomas）列举出差不多一百五十个独立重复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并指出这些创新事实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就像文化继承中知识积累的某些类型一样，就像社会需要予以注意的那些特殊问题一样。
这种思想史从两方面说明了科学社会学进展的步伐缓慢：第一，在一代人以前，这个思想就被奥格本和托马斯强调过，但它很少得到详尽的阐述或展开；第二，关于多次重复的独立发现的社会学意义的本质上相同的思想，已得到多次阐述，特别是在本世纪之前。早在1828年，麦考利（Macaulay）在他的关于德莱登（Dryden）的文章中，就提到了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地发明微积分这件事，这属于一个更大一类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同样的发现和发明可以由彼此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创造出来。这一点同麦考利归因于公共知识的积累储备和公众注意的共同焦点的观点相吻合。正如他所表述的：“的确，数学科学当时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假如〔莱布尼兹和牛顿〕两人都不存在，那么在几十年之内原则上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某个这种人。”这种话由于不断重复现在已经成了套话。有这种思想的不止麦考利一个人，英国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尽管有卡莱尔（carlyle）的文化英雄学说，但这种非英雄的思想被维多利亚时代在皇家委员会面前做证的制造商们看成是有用的平凡事物，他们证明，发明毕竟只是构成了现有技术中小小的不可避免的增长，正如在实际上同时却又各自独立出现同样的发明这种一再重复的例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没过多久，一位憎恶他自己的著名作家表达了同曼彻斯特制造商一样的观点，他在描写其伙伴的思想时说：“在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同时，有证据表明蒂列（Thierry）、米格尼特（Mignet）、吉佐特（Guizot）和直至1850年的全体英国历史学家，都在为此做出努力；摩尔根（Morgan）发现同样的观点也证明，对它来说时机已经成熟，并且确实也必须被发现了。”同样，基于同一类证据的相同的观念，也开始在美国得到传播。1885年，威廉·H·巴布科克（William
H．Babcock）和皮尔斯（P．B．Pierce）在华盛顿人类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