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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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总经费的一半，而大学虽然在绝对数字上其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却仍只占总额的百分之四。这是大学科研费用相对减少趋势的继续，在1930年，同样的百分比为百分之十二，在1940年为百分之九。
最后，可利用的科研设备的价值构成评价美国科学的另一粗略指标。1946年美国政府所拥有和操纵的研究设备的价值为十五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为国防部占有。这一数字中未包括原子能委员会的设备。工业界有十亿美元的设备，而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有大约三亿美元的研究设备。1946年以来，研究设备也增加了，其速度大致与科研人力的扩充成正比。
美国科学最近已经发生的这些扩充和那些可能将要继续下去的扩充趋势，当然不是在毫无计划和毫无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人力是增长中最关键的要素，规划科学培训项目，无论这一任务多么艰巨，就显得尤为重要。培训一个科学家需要大约四到十年，从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在开头所作的个人决定，待四到十年后，培训结束时可能会毫不现实。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科学在继续发展时，为了自我指导起见，必须收集关于自身成长趋势的最可靠的信息。”多年来，收集这种信息一直是政府科学组织中各种小组的职责，现在这一职能已转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对于后者我们稍后还要作更多的论述。这样的信息有助于维持科学人力供需的大致平衡，防止下列三种重要的不平衡的发生：各种专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各种不同技能——即管理、纯科学、及应用技能——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不同层次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因为在科学中对受过高度训练、非常有能力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无论以专业人员的数目、以财政花费的规模，还是以仪器设备的价值来衡量，美国科学现在都是一项规模巨大、具有头等国家重要性的事业。除非在美国“自由”社会中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否则科学的位置将在大学、工业和政府中得到维持乃至推进。
关于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最后一点一般考虑是，构成这一领域劳动力的科学家的社会特征。不幸的是，关于这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所能谈的只是美国科学家的阶级来源、他们的宗教背景，以及妇女在科学中的地位。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不仅是科学社会学，也是直接的实用目标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科学与美国生活中的其他职业一样，充分体现着这样一种强烈的美国价值观，即任何形式的才智都应受到报达。然而，我们却无法确切地说明在怎样的程度上科学构成了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渠道。1906年，卡特尔（J．M。
Cattell）研究了第一版《美国科学家》上所列人物的父辈的职业背景。在他所考虑的这一父亲群体中，百分之四十三点一的人曾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百分之三十五点七的人曾从事工商业；百分之二十一点二的人从事农业。而当时，在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一从事工商业；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从事农业。所以工商业组提供了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当的科学家份额，而农业组所提供的科学家只占按总人口百分比所应提供份额的一半；科学专职群体所提供的科学家份额几乎是该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十五倍。正是这后一事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时似乎存在着一种阶级的自我补充，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社会升迁的机会。不过，卡特尔的“工商业”和“农业”类中，似乎也包括下等和中等阶级。因此，唯一明确的结论是相当大比例的科学家出自专门职业群体。
最近我们又有另外一点证据。《幸福》杂志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数学－物理学家“通常出自中产阶级和专门职业家庭”，“列入《美国科学家》中的物理学家，有相当多的人是教士的儿子。”据这一调查说，化学家“通常出自小城市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并且“可作出的最普遍的结论是科学常来自低收入阶层。”所给出的唯一证据是科学中的博士获得者大多出于较小的、费用低廉的学院。不过，关于这一概括还有其他的证据。国家研究理事会科学人员办公室最近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理科研究生依赖于某种财政资助。它表明研究生极少靠自己的财力进研究生院。”在法律和医学领域中，自己付钱的人要比在科学中的多。
如果我们可以冒险作出一些概括——它们应受到检验，并通过认真设计的研究来予以充实——我们可以说，在科学这一专门职业中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流动，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专门职业阶级的自我补充。社会流动大概更经常发自中产阶级的低收入层，而非发自非常低等的社会层，然而，借助于美国社会中的免费公共教育系统和奖学金，后者偶尔也为科学提供人力补充。科学中流动性的这种样式似乎与美国工商界精英人物的流动样式大致相同。这后一种样式是根据最近在工商界所进行的认真的统计研究而作出的。有相当大的阶级和职业自我补充；社会流动大多发自中产阶级中的低收入层；也有一小部分流动发自非常低的社会阶层。这些事实对于美国科学中的人员更替和培训计划来说是很基本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国家研究理事会的那项研究认为，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能力合格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由于不能获得奖学金而无法继续受研究生培训。科学的不断发展需要为那些不能由其家庭得到财政资助的有能力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
关于美国科学家的宗教背景和目前的依附倾向，我们所知甚少；正如我们对他们的阶级出身知之甚少一样。不过，最近两位天主教科学家指出，美国天主教徒为全国科学人力和科学产出所作的贡献与它们自身所应占的份额并不相当。
F．库柏指出，他“很不愿意被迫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主教徒仅占美国科学和学术领导层人数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三，而天主教徒在全国总人口中却占大约百分之二十。”相对于新教徒而言，天主教徒越不重视批判理性，他们就越强调关于宇宙的目的论概念，而这与我们在第三章中定义的所谓“功利主义”是相悖的。天主教宗教和教育体系中的这些影响似乎是导致天主教徒在美国科学中表现相对欠佳的原因。
关于美国犹太人，我们没有任何数字，但是很有可能他们在科学和学术方面的表现与他们的人数至少是成比例的，无论如何在大学里情况是这样。有两点理由使我们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犹太人的价值观似乎有利于学术和经验理性。其次，在美国社会体制中有一个重要的相关因素。犹太人在美国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包括科学在内的一些自由专门职业一直比大工业和商业中的许多领域对他们更为开放。所以大多数犹太科学家将很可能在大学和政府部门的研究群体中就业而不是在工业实验室中工作，因为那些大力支持研究的工业部门大都向犹太人关闭通向其各个分支的门户。
尽管妇女正在日益参与到科学的职业系统中来，但她们仍是在科学专职中未起重要作用的又一社会群体。例如，在1947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估计在它的三万三千名成员中大约只有百分之一是妇女。在那一年，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三百五十名成员中只有工人是妇女。尽管战时妇女的就业机会有了很大增加，但在战后的几年里，在物理、生物、数学科学，以及工程和农业中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妇女人数仍不到一万五千人。这一很小的数字可与在同样领域中有约五十万名男性这一数字形成对照。即使将占了所有这些领域中男性三分之二的工程领域除去，在所剩下的其他各领域中，妇女仍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对于妇女来说，最大的专门科学专业是化学，它雇用了从事科学的全部妇女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数学则只雇用了百分之十六；细菌学，工程，以及物理学各雇用了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在科学中，妇女主要限于从事案头和实验室工作，而被排除在需要作实地考察的工作之外。对于在工业部门作为研究工程师的妇女，存在着一些偏见。战前，从事科学工作的妇女比在此后还要少。
例如， 1946年从事化学的妇女有大约五千人，这是战前同类数字的三倍。
妇女在科学中显得缺乏专业能力，而这是由于她们作为家庭成员的社会特点所造成的。例如，相对于男人来说，妇女较缺乏地理上的可流动性。妇女更喜欢离家二十五——五十英里范围内的工作。（美国劳工部）妇女局的研究表明，单身和已婚妇女对其家庭中其他成员所承担的财政支持和个人服务任务是相当大的。同时，缺乏可流动性限制了个体的工作选择，使得妇女在一些需要旅行或可能发生调动的工作岗位上成为不大受欢迎的人。许多专职妇女科学家都是已婚的。由于大多数雇用专职科学家的雇主认为妇女比男人更有可能被婚姻和随之而来的家庭责任打断工作，所以他们更愿挑选具有同等经验和资历的男人作为雇员。许多已婚妇女自然愿意作一些非全日性工作，但是大多数研究组织发现这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除非从组织上有计划地为妇女解决非全日性工作问题，在科学乃至在其他职业中，只能有极少数妇女可同时担负起职业和家庭这双重职责。
以上是对于美国科学中社会组织的模式和问题的某些一般考虑。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通过更详尽地考察高等院校、工商业及政府部门中科学的社会组织，来更深入地了解上述问题。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第六章 美国大学与学院的科学家
我们已经发现，虽然各种研究群体对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美国科学的中心现在却在大学。科学中心在大学的状况并非历来如此，大学只是最近才在科学发展中扮演主角。我们不会忘记，近代世界中的早期科学家们，曾在十七世纪时自动聚集形成业余社团（ amateur
societies），这些人并不是大学共同体的成员。事实上在英格兰，那些老牌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直到历史已驰入十九世纪，才停止了其对科学成长的阻碍作用。在此之前，从事科学活动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政府研究机构、科学机构或博物馆。或许在英国地质勘探部与海军部（The
EnglishGeological Survey and the Admiraltg）里，要比在大学的教授席中更能发现年轻科学家，当时教授席这个位置仍然是为了政治上升迁的需要，而并非为了对科学天才实行奖励。达尔文和赫胥黎都曾在英国政府组织的研究探险队里受过训、尽过重要之责，赫胥黎还是皇家海军成员。法国，尤其德国，要比英国或美国更早地使大学成为“纯”科学研究的中心；十九世纪前半部分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主要受德国大学体制（而不是英国）影响的美国大学中，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开始使他们的科学系科真正加强科学研究。直到二十世纪，这种转变才较明显和坚决。就科学有赖于概念框架的不断发展而言（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现在科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由”社会的大学。维布伦说，“大学是唯一公认的现代文化的研究机构，毫无疑问地应担负起探求知识之责，这是大学唯一的毫无非议的义务”。
对“纯”科学作出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现在几乎全集中在大学和学院，这可从下表看出，这张表取自1938年发行的《美国科学家》（第六版）。这一版收集了二万八千名科学家，其中一千五百五十六人（占百分之五点六）被他们的同行选出作为成绩杰出，因而值得标以“星号”。这一千五百五十六名科学家分布于如下的各类研究组织中。
组织 人数 百分比
大学和学院 1135 73．0
联邦政府 128 8．2
工业和商业 131 8．4
私人基金会 120 7．7
州政府 9 0．6
退休 33 2．1
美国大学在科学发展中发挥着两种不同的功能。首先，它使科学与社会的其余部分整合；其次，它通过抚育那些做基本发现工作的人才而对科学的内在发展作出贡献。第一种功能比第二种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这是因为从总体上讲，大学是“自由”社会之文化价值的维持、表述和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这些价值，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是强大的科学的母体。基于这一点，维布伦认为，大学是“增殖新人之组织，以实现共同体的最高抱负和理想”。现在，大学无疑给予科学以强大支持，在大学的艺术系和科学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各门学科实现了联合，这隐含代表着：科学直接起源于“自由”社会的文化传统，事实上，起源于这一文化传统的关键所在——大学。仗赖其在大学的稳固地位（通过最近几百年的艰苦努力才赢得的），科学与其它学术性学科和那些基本文化价值保持紧密联系，这些基本文化价值构成科学和非科学这两类研究活动的基础。而且，大学还训练所有的系科老师，把“自由”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文化传统灌输给学生，这些学生离开大学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加以传授。
因此，直接或间接地，大学获得了社会对科学的认可，这种认可对于把科学作为受高度尊敬的社会活动的持续发展，以及对于社会对科学的财政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并非存在于社会真空之中。除了其它的社会建制如报纸以外，“自由艺术”大学与学院也是现代美国科学的主要支持者。当然大学和学院并不仅仅在于反复灌输价值观念和适当的态度。大学还通过为那些有能力并希望成为科学家的人提供通常受到尊敬的地位和职业的方法，把美国科学与社会的其余部分整合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职业名望等级系统中，“教授”和“科学家”的职业角色具有相对较高的位置。
除了促进科学的外部关系这一功能外，大学还有第二个功能，即推进科学的内部发展。美国大学为科学研究提供设备（在广泛的意义上这一设备包括社会环境和物质仪器），而这种研究正是形成日益变化的、更普遍的观念框架的基础。大学还不断地培养出新的研究者，这种培养通常与一些成熟料学家当时的研宪活动紧密相结合。生理学家W·B·坎农在他那本迷人的给人启发的书《一位研究者的道路》中说过，“教师同时亦是研究者”，“充满发现的激情，精通揭开自然隐秘的方法，将会唤起年轻人所固有的许多优秀品质”。当然，新科学家的培养，要包括比仅仅传授理论和技巧更多的东西，培养新科学家也是一个有关科学价值的精细的道德灌输过程。因此，大学又是道德共同体，它不仅实施科学标准，而且吸收新成员进入道德共同体。基于上述理由，科学的必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