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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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s）和那些研究科学家之科学活动的学者的广泛注意。从这方面可以说，出现了独立多重发现的另一方面的案例，这一次是关于科学发现过程的本质。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伽伐尼（Galvani）发现电流；克劳德·伯纳德发现动物的糖原生成作用；伦琴（Roentgen）发现X－射线；查尔斯·里奇特（Charles
Richet）发现过敏症；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盘尼西林的抗菌作用；巴斯德在免疫和结晶结构方面的工作；威廉·博蒙特（William
Beau－mont）对消化过程的研究；达姆（Dam）发现维生素K；古德伊尔（Goodyear）发明硫化橡胶；诺贝尔（Nobel）发明火药；珀金首先合成苯胺染料。欧内斯特·马赫（Ernst
Mach）早在1896就列出了许多这类例子，他说，“这之后还有首次揭示电磁现象；格林马迪（Grimaldi）观察到干涉现象；阿拉贡（Arago）发现在手提箱中振动的磁针有一种牵制作用；福科（Foucault）观察到一根在转动车床上旋转的棒偶然地受到撞击时振动平面的稳定性；梅耶（Mayer）观察到静脉血在热带地区红色加深；基尔霍夫（Kirch－hoff）观察到太阳光谱经过钠灯后D－谱线域扩大；舍恩贝内（Schonbein）从空气由于受到电火花击穿而发射的含磷气味中发现了臭氧；等等。所有这些事实（其中许多无疑是在受到注意前已看见过好多次了），只是由偶然性导致重大发现的一些例子，并为科学研究时应集中注意力（strained attention）这一论点提供了光辉的论证”。
同时，正如马赫指出的，我们可以说，看见（seeing）与注意（noticing）之间的区别充分说明了个体创造性想像力的重要性。这些“意料不到”的偶然事件的出现被其他科学被动地看到了，然而却只被发现者主动地注意到。这些意外事件被主动注意到，说明科学家长时期仔细地研究了他的问题并作好了一定的准备，如果他能创造某些“先行观念”，那就可能抓住“意料不到”的事件。巴斯德很久前就对机遇的必要条件作过经典阐述，他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当然，即使假说已构造出来，发现却还没有完成，还剩下用实验去证实或否决预期的关系。我们说“或否决”，那是因为肯定有许多我们称之为“负机遇”的例子，一些感觉到的事物之间的显然联系，在付诸实验检验时却得不到支持。
在科学史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当一个发现由于“机遇”而作出时，其他一些科学家会猛然回忆起他们以前曾看见过的事情。工业科学家F·R·比乔斯基经历过一次，他的想像力没有抓住机遇呈送于他的好机会。他报告说，“那还是1912－1913年的事，当时氩、氖、氪和氙的发现者西·威廉·拉姆齐（Sir
Wil…liam Ramsey）在波士顿洛厄尔学院前演讲。我帮助准备这次演讲的实验表演”。拉姆齐是个杰出的演讲家，他花了三至四次讲演这些惰性气体的发现，配合实验表演。他说，他命名氖意指新；命名氩意指懒惰；命名氪意指藏而不露；命名氙意指怪异。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尝试把这些气体与其它物质相结合的，然而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无用的科学好奇心，因为事实上不能结合。在最后一讲，他说，“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问，我们怎么肯定这些气体是纯物质而不是混合物，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所有纯物质都有这样的特征，当它电离放电时，放出自己特有的光”。然后，他给一系列玻璃管子通上电，每一只管都放出颜色截然不同的微弱的辉光。他接着说，“在不同的放电条件下，这些颜色会加深”，然后他在线路上接上电容器，氖管立即闪烁着鲜艳的桔红色光。比乔斯基说，“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当时都欢呼雀跃，然后各自回家了。五百人左右的听讲者中没有一人认识到我们所看到的氖的第一次信号，只是在几年之后，克劳德也观察到同一实验，然而却认识到它的商业重要性”。
机遇类型只是强调了一个对于理解科学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一般事实。当人们通过个体研究者的职业生涯来看待科学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就把它看作一系列非人格的事件序列时，科学发现的进程就不会显得必然地沿着某些特殊方向前进，那种认为发明的社会过程是自动的观点恰恰就是这样主张的。回过头来再看巴斯德的发现，我们感到巴斯德的发现过程有一定的逻辑，但是这种逻辑，正像杜波斯所说，“不是不可避免的。巴斯德的生涯也许遵循许多方向，虽然每一个方向都具有逻辑性，并且与那个时代的科学相容”。杜波斯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刚好能说明这些其它的道路可能会怎样。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使个体研究者只有有限的几条道路可供选择，但是他们仍有选择性，他们不会沿着既定的轨道滑行。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理解前已提到的怀特海的警句的意义，“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之方法的发明”。我们没有过多地去按我们所完全理解和完全控制的方式去发明发现的过程，像我们已经为更多地产生发明而创造了许多条件那样。我们有大批大学科学家、政府科学家和工业研究人员，他们都在致力于发现；他们具有想像力，有日益强有力的实验设备和广泛的概念框架，用试错法（trial－and…error
methods）取代经验；另外，我们还有积极支持科学创新之发展与使用的社会。由于拥有这些条件，发明与发现的社会过程必将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兴隆昌盛。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第十章 科学的社会控制
科学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影响，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口头禅。它之所以成为一句口头禅，是因为至少自原子弹爆炸以来，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基本事实就是如此。不再有什么东西能掩盖这个事实。但是，这不意谓着这基本上是一个新的事实。在所有的社会中，理性知识和科学，及其更直接的应用，总是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它们总是对社会的其他部分有其影响，如同它们本身受这些其他部分的影响一样。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这种常常存在的科学与社会其余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我们的理解是一个基本的主题。然而，在最近三百年中，随着基于普遍的、系统的概念框架的高度发达的科学不断地涌现出发现与发明，科学之社会影响的速度和力量一直以几何级数倍增。由此，一个旧的事实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它甚至似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事实。
在过去，科学的许多社会影响一直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它们只是通过其他的社会因素而不是科学本身发挥作用。例如，在最近的几百年期间，许多科学的影响是以在工业与新技术中新的社会安排的形式发生的。由于科学的作用是间接的，许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或者因为社会变迁没有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而可能忽略掉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是等同的，例如，对产业工人的影响与对中产阶级中领年金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通常是过分地甘受对他们生活的直接影响，以致不去进一步寻根问底；后者则感觉不到必须自我意识到这种如此稳定的对于他们的益处。当然，少数人，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确实看到了科学对社会的某些特殊的影响，也看到科学的新力量的一般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关于即将到来的科学盛世的预言，或者他们关于科学之可怕的社会后果的警告，大部分没有受到公众的注意，甚至对于科学家比对其他人来说更是如此。尽管如此，盲目的时代过去了。没有人再忽视科学对于美国和世界社会之现状与未来的意义了。
所有这些都提出以一种新的方式对科学进行社会控制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寻求理解这个奇妙的现代事物（他们有时认为，该事物只是有点损害了他们而不是帮助他们），这就是原因之一。某些人在科学中看到解决所有困扰我们的麻烦的办法，而另一些人则在科学中看到邪恶的最大来源。一方面人们在谈论“科学的挫折”和“对于制订科学计划的需要”，另一方面人们要求“暂停发明与发现”。科学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就象贫困和少年犯罪一样，人们想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要干什么？当然，我们将什么也做不好，除非我们真的确实理解科学及其社会影响的本质。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一直试图获得对这种事情的某种初步的理解；现在，在本章中，我们想把我们已经谈到过的某些事情与科学的社会控制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这个事情做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包含几个不同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考察这些问题中某几个，看一看对于科学的这个方面，也就是说，对于做为一种社会问题的科学（人们对此有强烈的道义感情，而且他们对此可能采取急进的行动），我们知道些什么。科学的社会后果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控制的吗？科学的影响怎样已经受到了社会之其他部分的控制？什么是如某些人们所称呼的在现代社会中对科学的“抵制”？自科学确实具有不同的影响以来，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它对哪些群体有有利的影响，对哪些群体有不利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说科学对某一给定的社会群体总是只具有不利的或只具有有利的影响呢？我们能够预计发明和发现，并因而控制我们可以预见的影响吗？如果我们限制科学的影响，我们有可能抑制科学或使之遭受挫折吗？在我们所真切拥护的几种社会价值之中，科学只是其中之一。科学对我们其他的社会价值有什么影响？科学与这些其他价值中的某些——即某些人文主义价值——之间必定存在永久的冲突吗？不得不涉及其活动产生的社会问题的科学家本身有什么“社会责任”呢？科学能够以使之只具有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样一种方式被“计划”吗？科学能够完全被“计划”吗？
这样一些问题非常多，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最后的答案，对于这些问题所描述的社会问题也没有绝对的解决办法。在本章中，我们将以三节稍微谈一谈这些问题：A。科学的社会影响；B．科学的社会责任；以及C。科学可以被“计划”吗？
A。科学的社会影响
在人类社会中，社会变迁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不管某些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似乎多么稳定，所有这些社会都经历持续的变化。某些这样的变迁是一个社会外部事情的结果，像其他的社会或者物质环境方面发生的某些事情；某些变迁是内部变化的一种后果，像文化价值、知识或者社会本身的社会安排方面发生的某些事情。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尤其是在美国社会中，社会变迁不仅是连续的，而且其速度也极快。某些变迁产生于外部环境，诸如在民族之中出现一种伟大的新力量或者发现一种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变迁，现在是在其自身内部性质中所固有的，是在工业社会本身运行之基本条件中所固有的。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时，这一点是基本的事实。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变迁之主要内部来源之一，是科学及其在工业和社会技术中的大量应用。由于我们对科学的支持，由于我们为那些想从事科学的人提供了如此大量的机会，一直有一种基本的和连续的动态因素被引入到我们社会的核心，这种因素必定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无止境的社会后果，既有“好”的也有“坏”的。例如，让我们注意一下在科学家们自己的态度中反映的这个事实的基础，他们或者比我们中的其他人只是稍微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下列问题是在《幸福》杂志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向一个科学家的代表性群体提出来的；“你是否相信，一位科学家应该（1）抑制一项发现，当据信这项发现会产生弊大于利的结果时；或者（2）绝不抑制一项发现，而让它由人类的道德判断力来决定其最后的使用。”百分之七十八的大学科学家，百分之八十一的政府科学家和百分之七十八的工业科学家回答道，他们“绝不会抑制”发现，无论它有什么后果。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条件。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必须学会适应社会变迁，因为我们高度评价的是在其他方面不能引起变迁而不是引起变迁的那些事情。当然，我们可以要么深思熟虑地要么不知不觉地决定，我们不喜欢如此之多的变化和科学之连续的社会后果。我们确实这样决定，那么我们必须切断靠近其根源的变迁；我们必须比我们现在更多地抑制科学。然而，我们不可能既要有科学又要有完全的社会稳定。而且，大大抑制科学，对于一个很不相同的社会，是会有代价的。因为不仅我们的价值赞成科学，而且我们所有的社会安排是与科学之成功地发挥作用整合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在第三章和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科学及其应用，一个工业社会就不再能够保持并增加其财富或力量。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指出，“我们的整个经济适应着一种快速的变化，适应着一种膨胀中的跌落或者称为衰退。”今天，我们对衰退的恐惧不像对战争的恐惧那样厉害，我们的力量和科学上的下降可能会意谓着战争，就像以前意谓着衰退那样。我们不能以任何绝对的方式来抑制科学及其后果，免得我们在一个动态的世界——科学在其中是稳定以及变迁的主要动因——致命地削弱我们社会的生存能力。
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是马克斯·韦伯在他关于现代世界中“合理化过程”的讨论所提及的一部分。韦伯所考虑的不只是直接来自自然科学的变化，而且还有来自社会科学的变化，以及来自在我们社会中理性思想与行动的整个分门别类的结构与应用的变化。我们已经说过，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独立于整个社会所持的批判理性的价值。科学的合理性仅仅是我们的这种价值之最明显的工具，仅仅是社会影响之最丰富的源泉。但是，理性，无论表现在什么地方，对产生变化和破坏已有的社会秩序具有同样的影响。因此，社会不稳定是我们为理性的建制化所付出的代价。
社会不稳定及其后果不是可以轻视的某种事情。令人不会奇怪的是，它们应该是面对一般的理性和特殊的科学时矛盾心理的根源，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矛盾心理似乎是普遍的，尽管通常是潜在的。“合理化过程”的产物在社会中不具有单一的影响，而是对于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喜欢理性的某些表现而不喜欢另一些表现的，都喜欢科学的某些产物而不喜欢另一些产物。随着这些事情带来的变化，我们中的所有人有时表现得更不牢靠，有时则不太牢靠。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