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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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这种积极合理性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中某些已经建立的习惯与活动相冲突，例如，与宗教的“神圣”信仰或者与古老的经济惯例相冲突。这些其他的活动抵抗着合理性的“进攻”，有时是激烈的，但在我们近来的历史中，更经常的是缓慢适应这种无节制探索之侵蚀性影响；当我们在后面讨论科学的社会影响时，我们将更加严密地考察这种对合理性之抵制的根源及其对科学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从它所诘问并批评的某些事情之中存在着反攻和抵抗，但在整体上，一定强度的合理性价值始终是盛行的。尤其是它体现在科学的结构和影响之中，所以，积极合理性是伟大的物本论的来源，因而在现代世界中打下了烙印。
对于另一种现代世界之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们需要一种术语，叫“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使这个术语具有某些我们在这里并不意指的并且因此将特别排除在外的涵义。功利主义价值是指现代人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界的事物，而不是在于像超自然拯救这样的其他世界的事物。这一价值也显然有利于科学的高度发展。与人们所说的中世纪的理性相反，近代理性主要是把理性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经验现象。在我们关于近代科学之兴起的讨论中，我们曾经指出，这种日常的经验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派生于由加尔文主义的新教伦理所规定的对现世事物的积极兴趣，马克斯·韦伯对这种兴趣进行了出色的分析。然而到今天，这种对于世俗活动的兴趣已经几乎变成完全自主性的，几乎完全基于从更早的宗教兴趣的奇异派出物，以及基于其他发展的结果。或许，功利主义的这一部分来源在于特殊的宗教兴趣，这应该清楚地表明，功利主义价值并不一定是使人反感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没有同一性，某些反对功利主义价值的人坚持将二者等同。虽然唯物主义是功利主义之一个可能的结果，但对于现世事物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关心也是可能的。这些理想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证据广泛分布在社会改革和社会自愿捐助制度之中。然而，在科学界本身，可以发现对于理想主义的功利主义之存在的最严格的证据。 当我们概述做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的科学的特定文化价值时，我们还将再次提及这一点。
我们的文化所赞成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仍然构成了与高水平科学活动之维持特别意趣相合的另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派生于并且依然最主要地表达在基督教的人在上帝那里是同胞的理想之中，它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有一种奇特的意义。它意谓着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寻找生活中的职业，以实现他们的价值。它意谓着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基于他在他的职业中——也就是在工业社会中，在他的“工作”中——成就的结果。任何人都可以竞争任何职业职位，都可以在一个职业等级体系中竞争任何特定的地位。举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为例，任何具有成为一名科学家之天资的人和渴望获取那个职位的人，都有同给予所有其他人一样大的社会权利来这样做。做为美国式的表达，普遍主义的价值就是无论种族、肤色或家教信仰，人都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而且，一旦一个人成了一名科学家，他就有权根据普遍主义的规范（它适用于所有具有这种职业和身份的人）受到所有的科学家同行和所有的同辈市民的对待。普遍主义得到充分实现的地方，犹太人和黑人就不会被拒斥于科学或其他任何职业大门之外。而且就科学本身而论，也不存在“天主教的”科学、“犹太”科学和“德国人的”科学。在普遍主义价值得到最完全地实现的那部分现代世界中，普遍的科学兴旺发达。
另一项在现代世界（与在其他的社会相对照）中具有极大范围的文化价值，我们将称之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此价值指的是受个人良心而不是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这一道德偏好。我们具有自由主义的信念，它就像功利主义一样，部分地派生于清教主义神学，对于所有以我们自己的良心行事的行为，寻找契机是我们的责任。现代人以一种新出现在社会中的方式忌恨有组织的权威的支配。正是这种态度与科学最为意趣相合，科学拒绝任何有组织的、特别是非科学的权威对真理的压制。对于科学知识来说，正确性的规范也是个人主义的：这些规范不是被赋予在任何非正式的组织之中，而是在个人的良心之中，在那些仅仅是为此功能而非正式地组织起来的科学家们的判断之中。科学家们对于所谓的科学中的“计划”抱有一些怨恨，（当我们以后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将更充分地看到这一点，）这种怨恨来自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恐惧，即担心在科学的控制中，正式的有组织的权威将替代非正式的同行评价。
现代世界的最后一个文化价值似乎是重要的，这就是“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Progress”
and meliorism）的价值。在今天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广泛散播的信念，即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所谓积极的合理性能够并且应该改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境况。与此相伴随的是相信并赞同这个世界的“进步”，这种进步并不一定是一种单线的进化，但是它总是以一种积累的方式进化的，其中科学与理性知识都是积累的。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价值也在基督教的至善主义和清教的积极行动主义中有其根源。当然，对于“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的道德偏好与科学的基本动力是非常意趣相合的。尽管在特殊的情况下存在局部的阻碍和敌对，但是在总体上，现代社会对直接和间接地由科学进步所促进的无数创新一直是竭诚欢迎的。如果说生活在不稳定和变化（这是科学赋予社会的永恒特征）之中是艰难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有时竟是多么艰难，但我们仍然把科学做为一种“进步”和社会改善主义的动力而赞同之，这使得我们更加愿意维持这种状况，以变坏事为好事。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现代世界中发现的价值，它们使得这个世界同科学是如此奇特地意趣相合。我们已经说过，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中得到了不同的实现，过一会儿我们还将谈谈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还将马上注意到，这种价值系统即使在实现得最充分的社会中，其构成也不是僵硬的。在所有社会中，对于所有文化价值总是存在着某种矛盾心理。例如，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像合理性价值这样的事情以及对于科学本身，确实存在着矛盾心理。由于社会变迁之重要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中产生的，所以即使是在做为社会核心的文化价值中缺乏刚性也是必要的。以后，我们将详细讨论社会对科学的某些矛盾心理，这些矛盾心理是与科学的社会后果相联系的。任何衡量这些社会的社会学模型，无论多么粗略，都必须是一个动态的模型。
除我们已经挑出来的文化价值之外，与其他社会相对照，在现代世界中还有某些社会条件对于高水平的科学活动特别有利，如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允许相当大的社会升迁的社会阶层体系以及允许多权威之自主性的政治体系。在讨论这些社会条件时，我们将构建一个模型，它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得到充分实现，而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这些社会条件，或者像社会学家们称呼的社会结构，不仅与科学特别意趣相合，而且与所有的做为现代世界之特征的文化价值意趣相合。然而，这些社会条件不仅仅是那些价值的派生物。对于所有可能与它们意趣相合的事物来说，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有一些独立性。例如，按照文化价值行事的社会行动可能会摧毁社会结构，这就是纳粹所做的事情——依靠他们对情感性非理性之文化价值的信仰削弱他们的工业体系。当然，反之，一个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其文化价值也有影响。例如，在美国社会中，我们硬把“安全”做为“自由”的对立面，这种正在增长的价值部分地是发生在我们的经济系统中的变化的一种后果。因此在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这些相互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既考虑社会结构又考虑文化价值，就像我们在这里将要做的那样。现在我们从职业体系开始，考虑这些具有特色的现代社会结构。
在任何社会中，无论它是小的、无文字社会还是大的、“文明”社会，都存在着某种劳动分工和某种职业功能的特化。然而，这种分工和特化的程度在已知的社会之中是极其不同的。例如，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劳动分工可能只是在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的工作职能之间存在差别。但是，即使在这种相对没有分化的结构中，群体之特殊的成员在某些工作中具有的技能或技巧通常是得到承认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些人在群体职业工作中被非正式地承认为领袖。因此，在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特罗布兰德岛民之中，有在建造装有舷外铁架的独木舟上具有较高经验和技能的“独木舟专家”，他们因而在任何这种事业中都是领袖。只有在很小的群体中才有我们刚刚描绘过的最简单的劳动分工。就是在一个中等规模财富与技术亦有中等大小之积累的群体中，劳动分工也使许多特化的职业角色相分离。这样一些职业角色通常以一种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方式同其他的社会角色相溶合。这就是说，它们并非是典型地从手工艺人所具有的家庭角色分离出来的。例如，手工艺人的工作技能和农夫的工作技能是从父亲转给儿子并因此转给下一代的。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体现在工作场所上，因为在这种其他类型的社会中，工作场所和家庭居所不像我们那样是分开的，而是在同一个地点。
现代工业社会则很不相同。它已经把劳动分工推进到一种极其专业化的程度，这种专业化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中不为人所知。例如，举美国为例，由美国劳工部就业管理局编写的职业名录辞典花了一千多页的篇幅来列举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不同工作的名称和情况。该辞典收录了一万七千个不同的工作，这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录。单在美国纺织工业，就有大约一千八百五十类特殊技能。而且，在理想上，这些工作的分配是建立在忽视家庭联系之差异的基础上。它们应该是一个仅仅基于功劳的职业成就体系中分散的点。这种专业化的、与家庭分离的职业体系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是一个后来发生的现象，它对于一种工业化类型的社会之成功的运行是极其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纳粹企图重建“种族”和家庭的标准以安排职业的功能，是对其工业体系的一种威胁，无论怎样纳粹都不可能有意识想使他们的行动形成这种结果。
从我们刚刚描述过的劳动分工的多样性来看，科学家之职业角色，决不是“自然”出现的，更不用说科学之极其专业化的子部门了。除了在近几百年内，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专心于其他工作的职业角色的副产品，而不是由技术观测设备来检验的普遍性概念框架之发展的副产品。在从事其他工作时，手工艺人经常产生实实在在的理性经验知识，有时是完全无意的，有时是有意识的。但是，只有在现代工业体系中，随着其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社会才承认并非常赞同为那些其职业（也只有这个职业）是了解科学并促进科学发展的“工作人员”所安排的位置。事实上，直至近代科学兴起之后，这种职业位置才大量涌现。我们已经看到，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是典型的“业余爱好者”，或者是那些经常把科学做为其非本职工作的人，而无论他们对科学的热忱到底怎样。那些当时从事科学的人经常靠其他办法谋生，他们从事科学工作时，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他是一位做出了伟大的科学成就的人。如果“业余爱好者们”特别幸运，他们或许能找到一位赞助者，此赞助者崇拜科学，并因此会给他们提供研究资金。社会作为整体并没有明确规定并普遍赞同科学家们的职业。就像我们将在以后详细看到的那样，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才为大学、工业和政府中的大量科学家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在二十世纪，大量科学家的职业角色，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获得社会赞同的，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由于其不同类型的职业非常之多，由于其极其专业化，由于其进入专业协会的内部组织（我们将在以后更加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精致的科学之职业结构现在已成为为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复杂的劳动分工之基本的一个部分。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工业社会同对于像美国或英国这样的自由工业社会是同样正确的。科学之持续的进步有赖于社会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大量专业化的职业角色。因而，这种角色之数量和这种专业化的任何削减，都将会潜在地削弱科学。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之进步还以另外一种方式与复杂的劳动分工相联系。不仅科学及其成果是高度专业化的，而且工业与技术的精致的专业化也必须利用科学的成果。塞格弗里德·杰迪恩（Siegfried
Giedion）在其极具洞察力的著作《控制机械化》中已经阐明，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工业技术做为一定种类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同做为一定种类的科学知识的功能是一样多的。例如，工业装配线是在劳动分工中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发明，无论我们拥有的科学知识多么多，没有这项发明，现代机械技术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科学和技术现在是极其相互依赖并且彼此促进的，两者基本上都依赖于伟大的劳动分工的维持，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更能代表现代世界而不是其他社会之特征的阶层体系的类型，即社会学家们所称的“开放阶层”体系，也就是相对大量的社会升迁受到赞同的一种体系，也同高水平的科学之维持特别意趣相合。这是因为社会流动性使社会具有这种功能。这就是说，不论原因可能是什么——这些原因似乎部分是遗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