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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科学与社会秩序-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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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第五章  美国社会中科学的社会组织    
   用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科学的基本特征这一概念来考察,可以说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具有三种不同的功能;发展概念体系、培训其他人来发展概念体系,以及将概念体系用于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这些当然只是分析性的区分,具体到某一特定的科学家身上,我们可能会发现这几种功能是完全混杂在一起的。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社会中,这些不同的功能一般是由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的科学家来执行:即大专院校,工业研究集团,及政府研究集团。大学主要执行前两种功能,既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和培训科学家来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工业界和政府部门通常主要执行第三种功能,应用由大学发展的概念体系;但是它们也曾独立发展一些概念体系,并且它们的培训功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三种社会组织之间,有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不仅由于它们所执行的这三种功能必定是相互依赖的,而且也是由于这些功能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有所重叠的。所有这三个团体都为科学在美国社会中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所指出的;“所有这些研究建制对于国家利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政策决策的形成必须以对于这一研究三角形的重要性的认识为基础。”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逐一、细致地考察这三种社会组织,考察它们的特殊结构和特殊问题。在本章中我们想讨论一些对所有这三者都适用的事情:美国科学家的公共声望,他们的社会奖励,以及他们对工作满意程度;科学家角色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美国科学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协调控制模式及其问题。还有关于现今美国科学规模和关于美国科学家社会特征的一些基本资料。这些一般的讨论将为了解大学、工业研究、及政府研究的特殊情景提供背景。    
  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像社会中所有其他的角色一样,要受到大范围的公众评价和自我评价。当然这两种评价是有本质联系的,并且在一个整合的社会中它们是相对和谐的;否则这一角色就不能实现或不能成功地实现。表现在公共声望中的对科学家的社会奖励、金钱收入,以及其他荣誉象征是这些公众和自我评价的大致表达方式。它们构成了一组社会财产,并与直接的工作满足感一起,有助于将人们吸引到科学家角色上来,并为科学事业保持适当的精神舆论和个人动力。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些一般的社会学命题与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特殊联系。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公共声望。我们关于科学家在美国职业等级结构中具有很高的声望的常识性印象,最近已由一项可靠的经验研究加以证实。社会学家诺斯(C.C.North)和哈特(PK.Hatt)教授通过对一有代表性的全国人口样本的考察,研究了对美国不同职业的公共评价。根据诺斯和哈特研究所得到的发现,当要求美国人将其社会中的九十种不同工作加以排队时,他们对于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的职位给以极为优先的考虑:即高度专门化的训练和对公共利益负有高度的责任。美国人似乎觉得科学家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让我们来看一些得高分的职业并看一下科学家究竟在什么位置。    
  对美国职业角色的公共评价    
  1.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96        
  2.医生         93        
  3.州长        
  93        
  4.联邦政府内阁成员   92        
  5.美国驻外外交官    92        
  6.大城市的市长      
  90        
  7.学院教援       89        
  9.科学家        89        
  10.美国同会议员     89        
  11.银行家        88        
  12.政府科学家      88        
  13.县法官         
  87        
  15。 部长         87        
  16.建筑师        86        
  17.化学家        86        
  19。 律师         86        
  20.一家大公司的董事   86        
  21.核科学家       86        
  23。 心理学家       85        
  24。 土木工程师      84        
  27。 一家百人小厂的拥有者82        
  28.社会学家       82        
  30.生物学家       81      
  检查一下这些相对优先顺序可以看出,学院教授——这自然包括其中的科学家——以及科学家本身,占有相当高的位置。一般的科学家职业要比科学中的特殊专业稍微高一些,也许这是由于对于这一职业的较抽象的概念要比对较专门的概念在态度上更为单纯一些。较抽象的概念能唤起公众的自由价值而不掺杂矛盾的感觉;而较具体的概念则因可能引起对某些科学发现的特定社会后果的联想,而导致反感的态度。例如核科学家比一般科学家占有略低一些的位置,可能是由于他们与原子弹有关联。在几个不同的科学专业中,如我们从其相对成熟的程度所可以预料的,物理科学所受到的评价要比生物科学稍高一些。生物科学家本身也已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了这种略为逊色的声望,并对“公众不够重视生物科学[对最近这场战争]所作出的贡献”表示关切。社会科学,至少作为它们代表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占有相当高的声望等级,这的确是令人惊异的。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考察公众对于社会科学的评价。关于这些职业评价,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指出。据诺斯和哈特教授报导,他们的样本在作出这些评价时,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对于专门职业,有较高教育和经济水准的美国人所给的评价要比那些教育和经济水准较低的美国人所给的评价略微高一些。这似乎表明那些直接受过自由教育或某些科学训练的人,要在更大程度上受那些支持科学的价值的熏陶,也更加懂得科学在自由工业社会中的至关重要性。    
  现在我们要问,在金钱收入这种“更为可见”的形式中,公共评价是如何表现自己的。自然,对于整个美国社会来讲,在一种工作的公共声望和表现为金钱收入的社会奖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和固定的关联。这对于科学家的收入来说肯定是正确的。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使我们可以说,科学家所挣的钱的确比大多数其他职业群体的平均收入要高,但是,只有极少几个科学家享有在美国职业系统的其他一些地方出现的极高的工资待遇。只有寥寥数人,他们是工业研究群体中的科学家兼经营者,每年所挣的钱超出二万美元。在所有科学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收入超出一万美元。那些在学术机构工作的科学家要比那些受雇于私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科学家收入少。以下数字取自《幸福》杂志对科学家所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它们显示了在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和工业界供职的科学家的相对经济收入:    
  学术界   政府   工业界      
  $ 2,000以下      8%    一    1%      
  $ 2,000-$4,000   20%   10%   10%      
  $ 4000-$6,000    33%   35%   31%      
  $ 6,000-$8,000   18%   32%   24%      
  8,000~$10,000   10%   16%   15%      
   10,000以上      
  11%    7%   19%      
  个人不仅对于在其供职期间所能达到的工资最大值感兴趣,而且对工资增加的方式感兴趣。在科学中,工资的顶峰并不像在相对非专业性的美国职业中那样,很早就出现。与大多数专门职业类似,科学中工资的增加方式毋宁说是高龄、成就、及经验带来缓慢、微小然而却是稳定的工资增长。例如,在我们已经提到的《幸福》杂志的问卷调查中,百分之六十五的二十五——三十五岁的人属于四千——六千美元工资组。而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所挣的钱超过一万美元。所以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的收入,即使不是非常之高,也已在中年和老年时达到了相当舒适的水准。    
  我们刚刚给出的数字适用于所有科学专业。我们可以将其与有关一个单独群体——化学家——的收入的数据作比较;后一数据是由美国化学社团的经济状况委员会收集的。在大战即将来临、就业机会很好的1941年,从事化学专业的人的年收入的中值是三千三百六十四美元,百分之五十的人挣的钱少于这一数目,百分之五十的人多于这一数目。最低的百分之十其收入少于二千美元,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五收入少于二千五百美元。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于五千美元,百分之十高于八千美元。在具有四十年以上的经验、年纪较大的成员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于九千六百九十四美元;这一组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收入超过了一万九千二百美元这一相当高的工资数额。这些自然只是战前的数字。在战争中,同一委员会在与美国劳动统计局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化学家的收入增加了十四至将近百分之八十。当然,自战后以来,他们的收入仍然一直在增加。    
  虽然总的说来,如我们后面所要看到的,科学家是一个相当知足的职业群体,但他们对所获得的表现为公共声望和金钱收入的社会奖励并不完全满意。为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而准备的一项对科学家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科学家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他们应得的金钱和荣誉奖励。”当然这种感觉是很普遍的,但并不表明与实际收入水平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这种感觉及其普遍性所反映的倒不是科学家是一个吃亏的职业群体,而是说明科学家与其他美国职业、收入群体非常相似,觉得只要他们的收入再增加百分之十,他们就可以过得很舒适。    
  我们关于金钱收入所谈的这些也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在科学界所起的作用与在其他职业中完全一样。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工商界,金钱收入的变化范围要比在科学界大得多,而且它更直接地反映一个人在职业中的相对地位。这一点甚至可以从隶属于工商界的科学家中看出:工业科学家的工资变化范围要比他们在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同行的大得多,也比后者高得多。在每一种从事科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内,工资收入与所作工作的声誉粗略相关;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例如在学术工作和工业研究工作之间,就金钱收入而言是无法作出确切比较的。在工商界,高收入被认为是取得成就的一种适宜的刺激。而在大学科学中金钱收入并不被看作是取得成就的基本动力,人们非常警惕金钱奖励制度可能导致一种动机的变化,即由为了正当的目的而作出发现变为仅以获得发现所能带来的金钱为目的。如我们所知,科学中的“公有性”和“无私利性”价值观不提倡精心地构筑基于金钱收入基础之上的、易招致反感的等级差别。    
  在表示敬意方面,金钱收入对科学和工业所具有的这种不同含义也许也反应在这两种职业所认可的不同“生活风格”上。对于工商界人士,成就的象征是昂贵的物品,如豪华的房屋,高级小汽车,夫人用的高贵的服饰等等。而在科学家中,即使有少数人由于继承遗产而有可能购置这些物品,它们也会被视作不合适的象征。科学家间的竞争严格限制在取得科学成就上,维布伦所说的“钱的竞争”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    
  在科学中最恰当的成就象征是一个人的工作,工作的相对声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般的公众评价,但更取决于专业同行所作出的评价。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有少数美国大学中的教席给予占有这些教席的人以其所属领域中最高的声望。在工业界也是如此。某些公司的研究机构具有较其他机构高得多的声望,而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人则能分享这一声望。但是,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对于工作的这种评价都不是终极不变的。相反,它们随现任者的成就在有关专业群体中所受到的赞诩的变化而略微变化。在科学中,需要不断地重新求助于取得成就来支持自己。    
  由于这种过程是如此的迅速,也由于科学家个人明白能评判他的专门工作的同行是多么之少,所以他非常看重其同行非正式或正式表达的意见。在科学中也与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我们很难得到关于非正式意见这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之运行的可靠证据,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并感到其影响。正式的荣誉表达方式倒还比较容易把握,例如专业社团领导机构的选举,对于卓越科学成就的奖励等。基于这一考虑,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有关科学中的奖励和报偿的问题。有一些这类的奖励可供我们用来作为例证,它们只面向全国或某一地区范围内的美国科学家,它们几乎每周都出现在《科学》杂志的新闻专栏里(《料学》是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一份杂志,几乎所有实际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都读它)。但我们不准备这样做,而准备采取另一种方式。为了表明科学中奖励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普遍性,我们将选择诺贝尔奖作为考察对象;这一奖的授予是不考虑国籍的。从各方面来看,它作为科学声望的象征所具有的奖励的性质是很典型的。    
  负责颁发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委员会,大都由一些本人已取得了相当出色的科学成就的人组成,因而他们的意见会受到特别的尊重。不仅不允许个人直接申请诺贝尔奖,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推荐自认为是合适的候选人。在有权提名候选人的人员中包括瑞典科学院的成员——他们实际授予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方面的奖;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中的某些教授;前诺贝尔奖得主;及世界各国中某些被选中的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最后提到的这组被选中的科学家,其任期仅有十二个月,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新选出的委员会。这有助于防止偏袒现象的发生并能不断将科学发展的新的代表人物包罗进来。例如,为了帮助评选1949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二百三十七名瑞典以外的科学家(包括四十二名美国科学家)被要求提供候选人。当然,能够被指定为提名委员会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因为只有有造诣的人才可能被选中。不过,最大的荣誉——任何科学家有可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却是本身被授予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得主会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欢迎,通常在科学界之外也是如此。    
  诺贝尔奖还说明了科学荣誉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即它们通常是迟到的而非迅速的。在科学奖励的全部历史中,只有一次奖是直接授给一年前宣布的发现的,那就是1923年授予班廷(F.G.Banting)和麦克列奥(J.J  R  Macleod)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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