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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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直接或间接地，大学获得了社会对科学的认可，这种认可对于把科学作为受高度尊敬的社会活动的持续发展，以及对于社会对科学的财政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并非存在于社会真空之中。除了其它的社会建制如报纸以外，“自由艺术”大学与学院也是现代美国科学的主要支持者。当然大学和学院并不仅仅在于反复灌输价值观念和适当的态度。大学还通过为那些有能力并希望成为科学家的人提供通常受到尊敬的地位和职业的方法，把美国科学与社会的其余部分整合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职业名望等级系统中，“教授”和“科学家”的职业角色具有相对较高的位置。
除了促进科学的外部关系这一功能外，大学还有第二个功能，即推进科学的内部发展。美国大学为科学研究提供设备（在广泛的意义上这一设备包括社会环境和物质仪器），而这种研究正是形成日益变化的、更普遍的观念框架的基础。大学还不断地培养出新的研究者，这种培养通常与一些成熟料学家当时的研宪活动紧密相结合。生理学家W·B·坎农在他那本迷人的给人启发的书《一位研究者的道路》中说过，“教师同时亦是研究者”，“充满发现的激情，精通揭开自然隐秘的方法，将会唤起年轻人所固有的许多优秀品质”。当然，新科学家的培养，要包括比仅仅传授理论和技巧更多的东西，培养新科学家也是一个有关科学价值的精细的道德灌输过程。因此，大学又是道德共同体，它不仅实施科学标准，而且吸收新成员进入道德共同体。基于上述理由，科学的必不可少的自主性，不仅要求大学在社会中有一个稳固的位置，而且在大学内部科学也需要一个同样牢靠的地位。
在美国社会，大学对科学的职能，主要集中于较少的几个高等学术机构里。例如1939年，有九十所大学能授予当时所有学术领域包括科学的博士学位，三千零八十八人获得学位。“其中五分之四多是由其中的三十所大学授予的，五分之三多由十五所大学授予，五分之二多仅由十个著名大学授予”。这些著名大学是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耶鲁、密歇根、康乃尔、普林斯顿、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宾夕法尼亚和约翰·霍普金斯。像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之类的科学机构，在当时远不是美国科学的最重要的中心。所有这些机构，有大批研究人员被列入《美国科学学》之中，进行着大量的“纯”科学研究。
当然，除了这些主要的群体外，美国其它大学和学院也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最近这次战争前不久，国家资源规划署的一份报告，对美国所有大学和学院的状况作了如下描述。十年前，约有十至二十个学术机构是大学，所有各系的工作人员主要按研究能力来选择，在这些大学里，设备配置、时间安排都是专门为了研究活动。在大约八十至一百所其它研究机构里，只是有些部门才组织研究活动，其中又只有部分部门才进行高水平的研究活动，至少其中的部分工作人员是明显地按研究能力来选择的。在另外五十至一百个机构里，只给予研究一定鼓励。最后，在剩下的约一千二百所美国学院里，对研究活动只是稍作鼓励，甚至根本不鼓励，只有那些具有非常强烈的主动创造性的人，才能保持作为科学研究的兴趣者而留在这些学院里。甚至在有些学院，那些已获博士学位的教员都不做任何研究工作。
然而，由于在这些较小的学院里也有一些优秀的科学研究者，也由于这些学院为较大的大学培养并输送了一些杰出的毕业生，瓦涅瓦·布什最近在他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经常建议，用作科学研究经费的政府基金应该分配一部分给这些小学院。虽然大量研究在较大的大学中进行，仍应鼓励这些较小的学院为科学的整体结构作出它们的一份贡献。一位科学家在提出他的建议时说，“百分之一或至多百分之二应归功于这些小学院的研究者”，他观察到，虽然小学院里的教授不是经常地向国家生物和解剖学会的杂志提交研究报告，对科学作出哪怕一份贡献，然而他们却经常在州的会议备忘记录或地方科学院申报告他们的研究活动。例如，伊利诺斯州科学院的会议备忘录中的三分之一论文来自周围地区的一些小学院，甚至来自中学。一位《生物学文摘》的编辑最近也觉得，这些小机构中的生物学家的“研究产量有显著增加”。因此，支持那些在主要目标不是研究的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为美国科学做出贡献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当然，鉴于目前科学家和研究设备主要集中于几所主要大学，那么肯定地这些大学将继续作为科学生产力的中心，而在科学规划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一章曾经说过，大部分科学的内部社会组织是非正式构造、非正式协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对于大学里的科学同样有效，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为什么应该如此的某些原因。大学社会组织的理想情形是帕森斯所谓的“平等组合”模式（“the
－pany of equals” pattern）。也就是说，大学是一个社会群体，科学家与学者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权威、自我走向和自我训练、对发展概念框架的目标的追求（在同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精神的指引下）方面大致平等。成员的目标与权威的根源在于他的自我良心和对同行的精神评判的尊敬。如果他没有足够强的自我良心，那么其他成员会反对他并控制他，或导致他被驱逐出科学兄弟会。我们曾见到过科学价值抵抗外部权威的事例，老资格大学的科学家拒斥提出详尽方向和施加严厉控制的严格的社会组织等级模式。在大学的“纯”科学研究中，每一个研究者都希望极大的自主性作为其精神权利。
除科学价值这一点外，大学科学的“平等组合”模式有其另外的存在理由。此类团体中的一位成员为了效果而夸大其词地说，“大学教员由那些不会说彼此的语言，对彼此正在从事的工作只有最模糊的认识的人组成”。这表明，除了共享“自由”社会的文化传统外，每个学者都各自在知识领域的各个高度专业化领域做研究工作。当然这种高度专业化对科学进步有其特殊效能，即把以前没有联系的知识的各个专业化部分联系起来，就会导致科学进步。大学刺激了知识的这种横向繁殖方式。专业化同样引起问题，它使得对专家的评价与控制极其困难。例如，似乎不可能比较两个不同类的专家，因为每种活动都有其内在的标准，不可能出现有能力对这两种判断标准作出相对评价的第三者。当科学家在理论的最前沿进行研究时，判断其工作的价值是困难的，过分地控制他们的行为是危险的。这种困难与危险在科学史上已是老问题了。英国数学家列维（H。Levy）教授举下列典型例子以显示这一事实：即大多数科学家除了它自己的领域外，在其它所有领域均是一名新手。他说，“1811年底，博里叶（Fourier）把他的关于热传导这一经典问题的最新研究报告提交给巴黎科学院，他的裁决者，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和勒让德，几乎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三人组合，严厉地批判了这份报告，以致没能在科学院得到发表。十三年后，作为科学院的秘书，傅里叶发表了他的结果，这篇没作任何改动的论文现在成了该科学院备忘录中的一篇经典文献，这件事向人们展示了科学标准的易谬性”。
总之由于各种理由，在大学里，无论是科学系还是人文科学系，“平等组合”模式与非正式协调是必需的。每一个学术专家群体由若干终身成员（通常是教授或副教授）和一群有上进心的助理教授、讲师组成，终身成员与“新手”组成自我调节的共同体，其中的几类参与者都是相对自主平等的人。恶意的比较可能破坏科学的精神与目的，因而是着力避免的。维布伦说，“对于这样的高等学术研究的日常工作……很少量的等级式分层、轻微的官僚式服从是必要的或有益的”。
当然，“平等组合”模式和非正式组织都是理想情形。与其它社会理想一样，这一理想对科学家行为有影响，但绝不会完全实现。作为美国科学之核心的几个大学和科学机构可能是这一理想之完全实现的最接近的所在，少数几个自由艺术学院也接近于实现这一理想。然而，任何地方，尤其在其它大学和学院里，教员的日常社会现实的主要部分都是按正式控制和等级权威来构造的，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不一致甚至发生在最好的大学里，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根深蒂固的、无法解释的人类弱点的结果。相反，这是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二大功能的产物。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大学及其每一个科学的分支部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等级式组织和正式控制，以及较大程度的非正式协调。在每一个部门，需要一定程度的正式权威，以协调几个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并显示这些分支学科在与大学的其它部门或大学总体的关系中的联合与特殊兴趣。就大学管理这一方而言，它必然行使一定的权威，以便使各部门之间建立有秩序的联系，并提高其它有关社会组织对大学的兴趣程度。于是，大学内部的这两类社会组织（“平等组合”模式和正式组织的权威结构），需要最高级的管理技术，如果想让这二者很好地溶合在一起的话。理想的大学校长、理想的科学系主任，应该是一个既在专业科学成就方面又在管理才能方面有资历的甚至是著名的人。
美国大学的社会组织，与其它社会组织一样，有多种方式使得理想目标不能完全实现。虽然大学科学的理想目标是发展概念框架和培养新科学家，但到处都存在着以自我中心、崇拜主义（cultism）、发迹主义（careerism）为由的系统构造（system…
building）的形式偏离理想目标。可以肯定，这种偏离并非科学所特有。对这些产生自大学的其它特征和目标的对理想目标的偏离，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科学的发展作出哪怕很粗略的估测，都是不可能的。或许可以这样公平合理地认为，这种偏离是美国科学中永恒的然而却是很好地加以控制的有限部分。在科学的理论层次比较高的地方，在科学的精神共同体比较坚强的地方，对于这种对科学理想目标的败坏会有内容防卫。
美国科学中一个尤其与大学有关的问题是“纯”科学的力量问题。最近几年，特别是战时欧洲大部分大学科学被摧毁以来，一些科学政策制定者担心美国没有足够的纯科学力量。例如，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曾说，“我们把科学人力都放在科学原理的实际应用上，而不是创造性发现上。过去，国家远没有对基础科学作出相应的贡献……我们从国外引进理论”。现在，原来的欧洲科学，原来那种观念的自由交流状况都已不复存在。另一位学者A·L·克罗伯采取了与总统理事会相同的看法，这位人类学家说道，虽然在技术发明上成绩卓越，但“美国没有出现真正第一流的人物，缺乏欧洲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和领导才能”。
虽然美国人确实没有取得像爱因斯坦或巴斯德的科学成就，然而“纯”科学中的许多重要发现仍是由美国人完成的。人们可能提到这些工作，如约瑟夫·亨利的电磁感应；威拉德·吉布斯的热力学；米切尔森…莫雷的光速测定实验；密立根对电子的电本质的确立；摩尔根的遗传基因理论；安德逊发现正电子；戴维斯…杰默验证电子的光本性；康登的a…粒子放射性理论；斯坦利对晶状蛋白病毒之本质的揭示。这里仅举几例，并不代表纯科学中具有“二级”重要性的全部发现。诚然，无论在这一名单中加之几个，事实是美国不仅缺乏二流人物，也缺乏“在基础创造性发现中能与欧洲民族媲美的几个科学天才”。诺贝尔奖的授与情况证实了这一点。“在大约五十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和医学奖中，美国只有二十人获奖，相比之下，欧洲一百一十九人，仅德国就有三十六人”。此后，美国表现不俗，即使不把来美国避难的各欧洲国家的科学家考虑在内。正像克罗伯教授所说，“美国现在已处于一个时期的边缘”，“在这一时期，将寻求在科学界的领导地位，并可能占据这一位置”。
无论美国在纯科学方面的不足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无疑责任并不仅在大学，责任还在于美国整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对科学的态度。什洛克教授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这种状况进行了研究。大学，作为纯科学创造性的体制化的中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因而是一个直接的关注对象。对美国科学政策作一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大学的科学需继续保持，甚至加强，一方面这是大学的科学家们自身的任务，另一方面这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是美国政府的责任。美国政府与社会对这一责任的承担可从总统理事会强烈要求增加研究经费和奖学金中看出来。似乎没有理由为我们的科学将要失败而大鸣警钟，但必须明智地扩大科学界的申请能够最终获准的社会源泉。鼓励大学发展纯科学，既是精神上的需要又是权宜之计。
大学科学与实用相联系及其重要性，没有比在大学对于各种科学职业的重要性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专门科学职业（a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occupation）定义为这样一个职业，它需要大学传授范围内的某一方面的系统化、普遍化的理论和知识，以便使职业生涯取得成功。这个定义使得我们可以在应用各种科学知识的不同种类的职业之间作出有用的区分。我们可以与一个医生相区分，医生拥有大量一般的生物学、物理学和医学技巧方面的知识，却只有有限的专门知识；与一个“工程师”相区分，他对包含在他的活动中的自然科学原理有广泛的理解，或另一类“工程师”，他只是受过经验培训，做一些特殊机器或物质结构的有关工作。上述区分表明，为什么科学职业必须与大学保持紧密的永久联系，事实上，某种程度上应是大学的一部分。科学职业成为大学共同体的一部分，表征着美国职业“学校”统一在科学价值之下，同时也表征着科学职业队伍与正在发展着的理论（科学职业最终将会用它）保持密切联系。例如，美国最好的医学学校，都是与大学联络在一起的；最好的工程学校，要么与大学紧密联合，要么自身“部分”大学化，进行大量基础科学研究。大学里那些科学职业学校的人员通常综合二种功能，一方面是纯科学的研究者，另一方面在相应的应用科学方面又是著名的实践者，因而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