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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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古希腊的遗产是怎样由古希腊式的亚历山大人（the Hellenistic Alexandrians）传送到阿拉伯地区，并因此转送到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欧洲也通过教会直接接受了古代科学；最后，我们也不知道中世纪教会和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科学的再发现是怎样对近代科学的建立做出了基本的贡献。我们也没有看到，在进化过程中的各个时期对整体所做的附加贡献。科学的成长更多地是通过许多小步骤而不是少数大飞跃进行的，它更多地是像一种缓缓扩大的珊瑚礁，而不是像帕里库廷火山（a Paricutin）那样由剧烈的火山喷发而产生的。
不幸的是，我们将无法勾划出科学成长中连续性的轮廓。但是，如果我们还必须根据大的时期和伟大的运动来进行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总是要试图说明早期事件与后来事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总是存在的，即使我们无法谈论它们。以后，当我们描述发现与发明的社会过程时，我们将回到科学进化的连续性这个主题上来，但是那时将采取一种分析的方式，而主要不是历史的方式。到那时，我们将表明每一位科学创新者与那些在他之前去世的科学家们的密切依赖关系。
然而，对科学进化之总体的统一性如此强调，并不是要否认在此过程的细微之处存在某些多样性。在科学历史进程中，并非任何一步都是不可避免地、直接地在前人基础上迈出的。在前进的细节上，一直存在着独立的发展路线，但是在更大的洪流中，这些涓涓细流都汇入一条单独的大渠之中。在科学中，一直存在着重复的独立发现，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在一个更适当的地方给出一个重复独立发现的长长的清单，但是从更大的眼界来看，所有这些只是连续的和统一的科学进化的组成部分。当然，随着在人类社会之间交流程度的提高，科学成长的统一性大概也提高了。随着过去的许多社会已经通过交流联系更加紧密地与现在的世界相结合，科学在细微之处以及大的方面都几乎变成了一个统一体。即使在今天，社会之间交流的效果都有提高，但科学之偶然的多样性仍然存在，人们仍然看到重复独立发现之现象的残存。由于交流的政治障碍的增多，这种多样性甚至可能会稍稍增多一些。但是，这决不应该模糊科学之远大的前景，科学在此之中因其基本的本质而成为一种进化的统一体。
我们对科学之总体的进化统一体的理解不应该使我们犯这样一个错误，即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达林顿（C．D．Darlington），一位英国生物学家，说过这种错话：“大多数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科学的进步就像一辆蒸汽压路机，以不折不扣的和不屈不挠的力量一个一个地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较近的对科学史上任何单独的进步的考察，揭示出这种观念是多么谬误。科学总是艰难的，其进化总是“蹒跚的、复杂的、几乎是非理性的。”当我们在以后讨论发现的社会过程时，我们将看到在科学中每迈出新的一步是多么困难，多少新的发现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需要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总的说来，大的进化连续性依然是存在的。
我们的第三个主题，科学在整个历史上活动与成就水平的变化性，对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补充，而且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关于科学进化的观点中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我们就必须总是联系起来考虑这两个主题。如果只是因为它所表达的一致性一直是具有代表性地得到过分的强调而不是遭到忽视，那么关于第三个主题就没有多少必须说的。对于从经验理性的不存在到其在近代得到高度发展的所有途径，都考虑到了变化性，对这一点一直是过分强调的。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迹象表明，变化性的范围比实际存在的要更加宽广。继续保持的变化性的范围是足够真实的，而且对这一范围的不断认识是有价值的，如果它致使我们探究其来源的话。
这直接把我们带到了第四个主题，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是这样一个主题，即到这一时刻，尤其是在它以这种非常概括的并且是相当含糊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时，它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似乎是像一种老生常谈。然而，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即使是在相当近期之内也并非如此。存在着某种所谓的“纯粹科学”的东西这种观点至少是迟至二十年代才出现的，我们以此来指一种完全未遭社会因素作用所污染的科学，这种观点已被广泛接受。那么，关于科学本质的主导观点，或许在科学家们自己当中并非就是最不主要的。
现在，如果我们对这一事物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不可能如此之多地是一种更伟大的理智理解的结果，尽管我们的确也有这种理解。这种变化大概更多地是由于一系列完整的社会事件，它们自1930年以来纷至沓来，如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加上它“对科学的破坏”，我们将在以后谈论之；纳粹德国的兴起，它对“亚利安科学”的鼓吹，以及它对犹太科学家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原子弹的爆炸中它对科学之急迫的、大规模的应用达到顶点——所有这些社会事件使科学家们，也使我们中所有其余的人，都深切地感到存在着对科学的重要社会影响。“纯粹科学”之陈旧的幻想再也站不住脚了，至少在一度所持的极端形式上再也站不住脚了。在什么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谈论“纯粹科学”，是我们必须推迟一会儿才能讨论的事情。无论如何，人们最好去读一读自三十年代以来科学家们的讲话和著述——例如，英国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度主席致词——看一着旧观念是怎样消失了的。我们的社会智者在哪里使我们失望，历史就在哪里迫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科学的社会本质。
然而，智者实际上并没有使我们失望，关于科学的社会观点，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有相当明确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就曾相当直接并且详细地断言，科学依赖于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经由一群德国社会科学家扩展为Wissessozioloyie［即知识社会学——译者注）或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试图说明，科学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是怎样直接地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三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群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和学者进行了大量历史研究，企图说明他们经常提到的“科学的社会根源”。在这些研究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杰明·法林顿（Benjamin
Farrington）对古希腊科学的研究；苏联人黑森（B Hessen）对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牛顿物理学的研究；克劳瑟（J．G．Crow－ther）对十九世纪英格兰科学的研究：贝尔纳（J．D Bernal）对二十世纪英国科学的研究；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对整个科学史的研究；以及最后，由美国数学家德克·斯特罗伊克（Dirk
Struik）对十九世纪早期美国科学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无论它们有什么缺陷，我们都在思想上获益匪浅，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特殊信息，而且也因为它们促进了我们提高对科学之社会联系的认识。这种积极的获益是巨大的，即便它并不总是明显的。即使是消极的获益，即从修正其错误之中的获益，也是伟大的，因为对他们的工作的改进对于在整体上加强科学社会学是有用的。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遭到拒绝，这有许多原因，当然并不都是理智上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无论是什么，它们中的大多数在这里与我们无关，事实上，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的观点在理智上的不充分性。我们之所以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所持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是非理性主义者，或者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所蒙蔽，而部分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确实需要修正和纯化。通过指出这些一般的不足，而且从正面阐明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更令人满意地解释科学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从中获益。
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事物的观点，重点在于科学完全依赖于社会的其他部分，基本上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因此，在科学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间也就没有什么相互的影响。做为对这些问题的一种恰当理解，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用“经济因素”所指的常常是一种意义不确定的范畴，充斥着实际上不同的成分；例如，有时是生产的社会关系，有时是技术，有时则是在某一给定时期盛行的经济模式。只有经济因素（无论怎样加以解释）对科学有影响，这是不正确的。就像我们在我们的第四个主题中已经阐明的那样，以及就像我们将通过我们对科学进化的历史描述所表明的那样，许多不同的社会因素曾经并且一直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在所有条件下，这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重要。例如，理智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因素，与经济因素相比，其影响一般并不差，当然也不强。时而是这一个，时而是另一个，有时是其中的几个因素联合起来，可以被视为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影响。的确，最艰难的分析工作也许就是几个因素联合起来发挥作用，并且经常是同来自科学本身之内部条件的一种影响一起发挥作用的那种情况。然而，这种情况正好为科学社会学留下了工作，这就是寻找在何种特殊的条件下，几个可能的社会因素中的每一个，或者许多因素加起来，对科学的进程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不能列举许多不同的社会因素确实发挥其影响的明确条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用某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例如，在十九世纪初，政治因素对法国科学具有一种有益的影响。在大革命期间，议会建立了（巴黎）综合工科学校，首次组织了专门的科学家通过见习研究来指导学生的实践。这种新的实践训练出了一代杰出的科学家，不久这种训练方法从法国传播到德国，传播到英国。以后，我们将有机会提到政治影响科学之许多其他的例子，尤其是纳粹德国与共产主义苏联科学的例子。或者，我们可以举理智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为例。我们将在短暂的片刻之后看到在十七世纪期间基本的理智前提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一次向存在着怀特海（Whitehead）所谓的“自然的秩序”这一理智信念的变化，我们将看到这个变化怎样对近代科学之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最后，让我们举宗教因素的影响为例。我们已经提出，中世纪人们对宗教的理性主义要比对经验的理性主义更感兴趣。这可能不会不对科学的进化有一种部分的和暂时的阻碍作用。确实如此，就像我们将在整个这本书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的那样，时而是这个，时而是另一个社会因素对科学有影响，有时是相对有利于科学的成长，有时是相对妨碍之。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则，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与社会相脱离的。
当然，在“社会因素”之含意的范围内，我们包括了经济因素。在我们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不足时，我们一定不能走到相反的极端，把马克思主义强调得如此之多的因素视为不重要而不加以考虑。例如，就像我们将在以后再次看到的，技术的现状对科学有重要的影响。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原子回旋加速器和电子计算器的技术可能性，对物理学以及其它科学的发展有最有利的影响。或者，举另一个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例子，一个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讨论的例子，即现代工业给予科学的资助无论是对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还是方向，都有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以这些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经济因素对科学社会学都是重要的。
当然，我们应该完全澄清，当我们谈论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时，我们没有暗示任何有关正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之个人动力的事情。当我们讨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时，我们想说许多许多关于动力与社会组织之关系的问题，但在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到，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萨谬尔·利莱（Samuel
Lil－ley），一位自觉关心科学之社会方面的英国科学家说，“事实上，科学家动力的一览表，实际上会包含人类需要与渴望的整个范围。”无论科学家们之特殊的动力是什么，以及有时任凭科学家们的特殊动力是什么，社会影响总是在起作用。的确，这只是关于所有种类的社会行为的一般真实性的另一个例子。在个人动力和社会影响之间存在着差异，接下来的问题是科学家们也许能也许不能认识到某个或另一个社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当一个人并未有意识地关心社会运动时，它们可以影响他的工作。事实上，个人之意识的缺乏在某些情况下或许会由于失去了有意识地修正其影响的机会，而实际上增强社会的影响。”就像我们将在后面详细看到的，正是科学的本质，使得科学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非故意的，是以科学家们并未意识到的许多方式为媒介的。
最后，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这就是这些影响不仅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时而较强，时而较弱，从未连续均一过。社会对科学影响的程度是一个难于捉摸的过程，我们仍然只有粗略的技术来度量；但是，这种粗略的度量不应该使我们保证渐变是存在的，并且是重要的。时而是一个社会因素可能对物理学有重要的影响，时而可能是另一个社会因素；时而有关的社会因素更强烈地影响生物学而对物理学则相对来说没有触及，时而这个相对的重点可能逆转，或者完全转到某种其他的科学，像化学。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性的，其意义并不在这种复杂性内在地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而是一方面在科学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多重的不同联系，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多重的不同联系，我们必须尽量多地认识它们。
这种对社会影响之相对强度的考虑，把我们引到我们的第五个主题，即被视为社会要素之一的科学的相对自主性。尽管所有的社会影响都决定着科学的进化，但科学总是保持一定范围的独立性，就像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这只不过是因为科学有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和行动过程。我们将在本书中随时随刻研究这种内部结构和这种特殊的科学过程，我们将看到它是怎样在科学与社会的几个其他部分互动的同时为科学提供了一种相对独立性。在科学具有的相对自主性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发展了高度概括化的概念框架。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之核心的概念框架越高度发达，科学具有的独立性范围就越大，当然，无论发展的程度如何，社会影响仍然会起作用。由于这种原因，社会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强度现在大概要比对物理科学的影响强度更大，因为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较弱。随着它们的发展，概念框架决定着它们自身的某种发展路线；因此，概念框架并不是简单地根据某种“社会需要”来塑造自己。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