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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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一些具体现象重叠，需要合作才能解决，因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相互重叠，二者必须合作才能解决一些专门问题。事实上，已经有几例合作的情形，如现在日益兴起的身心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研究，这个名词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可分离性。身心医学的基本前提是，人类行为的有意义方面存在于与其物理的和生物的方面之直接相互作用之中。焦急和其它心理状况的效应通过一系列的生理症状如消化性溃疡、关节炎和敏感性的变态反应症等显示出来。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支持科学的科学家和外行应该考虑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即科学（sciences）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整体。
让我们更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一问题。在一些实际社会问题中，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得出的结果，似乎比我们刚才所说的更容易分开，但是，即使在此情况下，双方的合作也是富有成果的，而且对于实际的成功可能是必需的。在工业与管理工程的应用科学中，作为社会科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现在已公认为与机械工程本身同样必需。“工业理性化”运动开始于工程师F·W·泰勒、甘特（Gantt）和弗兰克·吉尔布雷斯（Frank
Gi…lbreth），——他们事实上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像社会科学家——但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出身是社会科学家的领导人物，如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和罗特利斯伯格（F。J．Roethlisber－ger）。梅奥、罗特利斯伯格与其他人一起在西部电气公司霍桑工厂（the
Hawthorne Plant of the Western Electric －pany）搞了一项著名研究，此研究始于灯光线路工程师企图找出光照与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因素”是工业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终于发现它必须把社会科学包括在内，事实上二次大战亦显示了这一事实。如，一位战时与自然科学家密切合作设计空中传播工具的心理学家说，“如果没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心理学家的合作，空降武器的效率之实验研究就不可能成功”。现在举最后一个例子，最近越来越清楚，人口学（或这个领域常称的人口问题）中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研究，都发现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一样不可缺少，出生率和死亡率涉及到社会因素与生物因素的紧密相互作用。
现在回到那个基本问题上来，即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发展成几乎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概念框架的可能性问题。无论对于外行或是见多识广的专家，现在都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在力度和自主性（Power
and autonomy）程度方面比自然科学要低得多。见多识广的专家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社会科学缺乏高度发达的、受经验检验的概念框架；外行知道这一点，那是因为社会科学缺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曾给予深刻印象的自然科学那样的广泛的实际应用。虽然每个人都确信社会科学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然而一些专家和外行在其观点上走得太远了。有些人甚至觉得社会科学不仅是暂时薄弱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不可能成为科学；另一些坚信人类行为本质上是无规则的、反复无常的和不确定的，因而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妄想，它只是愚蠢的浪费时间的一种追求。
如果我们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社会现象是确定的，因而高度发达的社会科学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如何证实这一点呢？让我们先证明第一点，采用我们在第一章更直接地谈论自然科学与理性的社会根源时的方法。不仅社会现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一样是经验事实（empirical
matters），而且在所有社会中都有大量关于经验社会现象（empirical
social phenomena）的理性知识。的确，我们可以像对待自然科学的情形那样强调下列论点，如果没有大量的关于经验社会现象的理性知识及其相应的社会技术，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在所有社会中，至少有不发达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举一个最粗略和一般的例子，在任何社会，人们都知道如何培养年轻一代使他们担当基本的社会义务；知道如何安排日常事务和对付应急事件；知道如何实施统治；总之，他们知道如何至少尚可地使社会事务有秩序、可预见和稳定。当然，他们还没有高度抽象的、普遍的或系统化的这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高等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但是，不能因为现在没有高等的社会科学，就意味着原则上他们就不可能有，相反，就他们总是可能沿着科学的方法获得通常的理性知识并不断使之完善这一点来说，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可能的，因为它现在至少已处于一个相对较不发达的阶段。
然而，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可能的这一陈述只是最低限度的主张。假定社会科学在现时代比自然科学在智识上迟钝得多，但或许这并不是我们要作的唯一比较，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与在其它任何地方相比，与其它任何“文明”社会相比，甚至与“原始”社会相比，那么我们将对社会科学的真实可能性采取一种较为乐观的看法。从这种社会观出发，就容易明白，社会科学在我们美国社会比其它任何地方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时常看一看现在的社会科学是怎么来的，比其它社会强多少，则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科学很可能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反之，如果我们只集中在离赶上自然科学还差多远这个问题上，恐怕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我们也最好记住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即最近一百年来生物科学及其主要的直接得益者——医学科学，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展！
当然，这种对发展一种成熟的社会科学 （a
mature socialscience）持大有希望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自然科学大大超越了社会科学，然而它却建议，由于在我们的社会这二类科学比在其它社会发展得快，因而现代西方社会显示了某些特征，它支持各种科学的发展——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这种“某些特征”就是一套社会价值和社会环境，它十分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见第三章），并且我们认为，它有利于所有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即使如此，我们仍对社会科学为什么落后于自然科学不太明白，而且事实上一点不比我们至今对自然科学为什么没有更迅速地成熟、或生物科学为什么不比物理科学发达这些问题更明白。我们的社会科学至少不足以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二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我们在第二章曾经粗糙地解释过为什么十六、十七世纪出现了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大量不同的社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简称之为“科学”的社会活动、社会价值与理论的复合体的出现。任何试图对社会科学发展的不足作出的解释，都必须超越一些简单化的公式（如社会科学就是不可能的），而深入到社会科学与其它一些社会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之中。着手这项任务的有效方法可能是研究社会科学的现状与前景。
社会科学家日益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科学任务的本质，这是一种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之成功发展的好征兆之一，他们的自我意识中所希望的成分越来越多的是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创造一套高度明确的理论，用来解释经验社会现象。社会科学家日益认识到，抽象的、系统化的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日益抛弃那仅仅是逻辑的、经院式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猜测，去寻求工具，利用这些工具能够在可靠的社会资料中经验地检验他们的理论；能够自觉地把理论应用于经验研究的情况，则肯定地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相当参差不齐。但是，我们所指的五门学科却都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去构造哪怕是有限的概念框架，并且都在寻求检验这些构造之正确性的新工具。其中一些新工具，如直接谈话法（interviewing）、问题调查法（questionnaire）和抽样技术（Polling
techniques），这些工具对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大有应用前途。事实上，现在甚至提供了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构成基础的一般的概念框架，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形成了关于社会行动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的明确目的是为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提供最抽象、普遍和系统化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的结果如何，只能通过长期的把这一框架置于进一步的经验确认之科学检验之下才能加以判断。无论如何，就目前来讲，它可以用作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发生的理论掺杂（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的模型，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将为不可避免的概念框架的进一步进展提供一个焦点，而这一概念框架的进展迟早将成为令人满意的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第一章讨论科学的本质时提到，与系统化的自然科学相比，“常识”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还指出了自然科学影响和改变“常识”认为是正确的内容的方式。或许正是由于“常识”涉及的是社会现象，才使它显示明显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不一致和情感表达，而不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精确且真实的陈述。如果谁想弄明白“常识”有多真，那他所要考虑的就是许多被公认为“人类本性”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正反映了社会科学的缺陷，而社会科学至今的确还不能近乎自然科学那样去影响“常识”。尽管如此，影响还是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并非微不足道，比如，比较老练成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近年来已渗入我们全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语方式之中。也许随着社会科学的成长壮大，随着社会科学对“常识”公认的影响的增强，有一种至少还未形成的观点将会进入“常识”之中，即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比“常识”优越。无论社会科学在实际社会行为中的真正应用是多么少，仍然必须反对“常识”的信念，认为在社会事务中，每个人都是本行的最好的专家。实际上，许多关于社会行为的“常识”是过时的社会理论，如现今社会大量充斥着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整套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理论，这一理论已证明是不充分的。由于要抵消许多“常识”的信念和观念所形成的惰性，社会科学的观念进展步履艰难。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大力支持社会科学的繁荣的。“自由”社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主总体上一致这一结论（见第三章），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价值和职业系统的结构——这里只择其我们曾讨论过的二种社会条件——都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职业系统，它不仅使一群专业社会科学家可以致力于社会研究，而且反过来需要大量的社会技术以使研究工作能有效地进行，这是社会科学进展的重要刺激力量。我们曾经指出，“工业理性化”运动有赖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有赖于机器技术的改善。我们的确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一个把社会价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会，社会科学也能达到甚至是现今相对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在讨论科学的社会后果时我们看到，在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过程”的程度上，美国社会是绝无仅有的，这一过程包括并建立在对所有社会组织结构、所有社会价值的批判性审查基础之上；这是一项其它任何社会都没有像我们那样经历过的社会工程。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才形成了社会科学，也由于有了这种自由，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才有了保障。
社会科学的社会组织，总的来讲也与自然科学的情形类似。社会科学家也在大学、学院、工业和政府机构进行研究活动，虽然在工业界，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少。职业社会科学象（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tists）只是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与自然科学一样，在社会科学工作成为专业职业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科学只是“业余爱好者”的课题。下列数字（摘自：《国家科学人员名册》［National
Roster of Scientific Personnel］）大致显示了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
人类学 683
经济学 7，349
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 2，742
心理学 6， 985
社会学 2，729
控制着社会科学家的行为的文化价值，与我们在第四章所说的对自然科学家很重要的文化价值一样；与较大的“自由”教会的价值有同样的重叠，也与比如我们称之为科学财产的“公有性”价值有同样的分歧。社会科学家在实践中恐怕不太能认识到自然科学家的某些价值，比方说情感中性价值；即使认识到，这种价值在他们之间也不会很强烈，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技术不够强大，以致于不可能像比较发达的自然科学那样构筑起防卫外界侵扰之墙。自然科学那高度发达的概念框架的一个较重要的功能是，使科学研究以一定结构方式进行，按照这种结构方式，能消除错误和纠正对科学规范的偏离。
在对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的公众评价上，情况有点比自然科学家的情形更加模棱两可。从诺斯和哈特关于公众对职业声望的评价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科学家所列等级是高的，他们同自然科学家一起处于职业声望等级的较高的群体。但是，这种明显的同自然科学家的平等关系，这种在民意测验中表现的普遍尊重，似乎并不存在于美国公众的所有部分。在诺斯和哈特的民意测验中，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声望等级之所以高，也许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群体，以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社会科学家职业地位类似于一般的“教授”或“科学家”的令人钦羡的地位。在美国社会中，某些有影响的群体所表达的对社会科学的评价，实际上涵盖了广泛范围的赞成与反对。因为这些群体可以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略微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某些这样的群体，对于我们将是有益的。
首先，在自然科学、教育以及把社会科学的地位安排得比较低的公共事务中，存在着一群有影响、有声望的人。例如，1946年就把社会科学包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提议举行了国会听证会（Congressional
hearings）至少从这次听证会上的言行一定可以推论出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些人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在那天表达出来了，社会科学也就没有被包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里。这一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的观点，社会学家乔治·A·伦德伯格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作了如下总结：“（1）人类及其行为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像基础的，‘纯’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那样去研究它；因而，社会科学属于非描述范畴（a
non－descr－ipt category），它主要包括改良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学说。（2）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