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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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a　　　　
　　non－descr－ipt　category），它主要包括改良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学说。（2）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随着其它科学而广泛变化，于是企图在同一组织中管理社会科学研究是不明智的，因为（a）担心丧失其它科学的名誉；（b）能胜任指导其它科学的研究的人，不能裁决什么才构成正确的或人们希望的社会研究。（3）社会研究尤其面临陷入成为压力群体之牺牲品的危险，或面临被政府本身收买的危险。最后，（4）我们毕竟能通过过去与现代的圣哲们的历史性声明而获得社会问题的答案；然而要传播这些箴言并唤起社会对此的道德支持，需要大力发展教育。”我们已经研究了其中的一些批评意见，如认为“常识”要比科学好，稍后我们将考虑其它反对意见，现在先专门就这些意见作一说明。　　　　
　　这些关于社会科学的观点，在较少受到良好教育的公众中也有一些市场和影响力。虽然我们没有关于这些人想些什么的直接证据，但可以通过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布朗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听证会上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去推断这些人会说些什么。布朗在他那措辞有力而富有色彩的建议中指出，他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比起学术群体来更像一般公众的态度，他说，“除我之外，我想所有其他的人都自认为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我确信我不是，但我想所有其他的人似乎都相信自己具有上帝赋予的特殊权利，去决定其他人应该干什么。一般的美国人都不希望专家围绕着他们，窥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私人事务，并替他们决定应该怎样生活。如果下列印象在国会流行，即要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立法，以便成立某种组织，以保证许多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侵入人们的个人事务和私生活，并调查询问是否爱他们的妻子或者不爱之类的问题，那么我敢说你们不会想让你们的立法通过”。以后我们还将谈及国会议员布朗提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似乎向已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惯例提出挑战的问题。　　　　
　　虽然一些很有影响的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家持否定态度，但仍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并非如此。据《幸福》杂志的抽样调查，有证据表明，希望政府既支持自然科学也支持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家事实上占多数，在回答“你认为社会科学是否应享受联邦研究基金？”这一问题时，百分之八十一的大学自然科学家，百分之八十三政府自然科学家和百分之七十六工业自然科学家回答说“是”。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最近表示了支持的看法，由于他不仅在自然科学家方面而且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公众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因而更具重要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到，康南特只是最近才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转而支持社会科学。他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发展到这一步，通过应用这一方法，有才能的社会研究学者能为那些在与一系列人类关系问题作斗争的实际工作者提供基本的信息帮助，这是我的一个信念”。最后，看看J·赫胥黎，一位自然科学家，关于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与前景所表达的最乐观的看法，他说，“我们不必为社会科学的未来担忧，它会从目前的幼稚期经历类似的阶段走向成熟。到那时，从事社会科学这一职业的人，无论是纯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将同现在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一样多；它将解决其关于新方法的主要问题，它所获得的成果将改变整个智力环境。正像中世纪的庸医（barber－surgeon，兼外科医生与牙医的理发匠）已让位于今日在科学上训练有素的医学人士，今天那些基本上是业余的政治家与管理者（amateur　　　　
　　politician　and　administrator）必将由新型的受过专业化科学训练的职业人士来替代。生活将会逆社会科学背景而继续下去。”　　　　　
　　这些不同的态度，显示了社会科学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既不是截然分明，又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获得广泛支持。目前仍有一些有影响的观点，把社会科学的声望位置看得较低，并反对扩大社会科学的范围。然而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不仅在现实可能性而且在现实必要性方面，正日益获得承认。　　　　
　　与自然科学家一样，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划分为二类。一类对“纯”科学比较感兴趣；另一类主要致力于由第一类人发展起来的概念框架的实际应用。这二类科学家之间有很大重叠交叉之处，比两类自然科学家之间的重叠交叉更普遍，因为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目前还相对比较薄弱。当人们还不太明白什么是理论、什么是观点时，集中注意力于发展理论是比较困难的。然而，正像自然科学所必然显示的那样，“纯”社会科学与“应用”社会科学之间的重叠交叉和相互渗透，必定彼此获益。比如，在态度研究（attitude　　　　
　　research）领域中，“纯”社会心理学与把这一纯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舆论抽样调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有益的联系。　　　　
　　“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在大学，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学科的学术部门。对现代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个不算小的有利条件，因为已经确立于大学之中，就不必再为进入大学而努力。在第六章我们看到，大学是文化遗产的主要受托人和革新者（trustee　　　　
　　and　innovator），大学的支持与控制将是社会科学成功进展的重要保证。通过与大学联姻，就要求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渴望并维持科学的价值与标准，但是，尽管社会科学比较强大，在大学的位置已不可动摇，但它仍没有获得公认的完全的支持，至少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不受赞同，有时遭到来自大学的二股势力的攻击。一方面，有些自然科学家不承认社会科学的现实可能性，如他们反对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包括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科学系的学者把社会科学看作是一种道德训戒，因而对美国社会精心培育的价值是一种威胁。后面我们还要论及社会料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任何关于社会科学的本质与前景的严肃的讨论总要涉及的问题。　　　　
　　“应用”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纯”研究）的最广阔的领域或许在于政府的各种活动之中。政府经常而持久地雇佣社会科学家是一个相对来说新生的事物，但是政府一段时间来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应用”社会研究，这些研究通常是为了发现某些特定的立法建议所必须依据的社会条件，比如，国会主持了一系列关于广泛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写成了报告。仅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经国会授权主持这类著名调查研究的单位就有：工业委员会（1907），国家金融委员会（1908），工业关系委员会（1917），农业调查联合委员会（1921）。而这类社会研究的范围是：工业委员会于1898年就搜集了大批的社会资料，集中于十九个报告中；移民委员会发表了四十二份报告；国家金融委员会发表了二十三份报告，这些报告曾导致了联邦储备系统（the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建立。当然，除了这些比较全面的报告外，国会的各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有限范围内的专门的社会调查与研究。　　　　
　　除了政府的由国会主持的研究活动外，行政部门的各类机构也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如三十年代初胡佛总统委员会对最近社会趋势的预测研究；国家资源规划署的精彩研究，我们曾多次引用过；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对经济活动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安托尼将军的三卷本，专利调查报告；以及最近，胡佛总统委员会对政府行政组织问题的研究及建议。在所有这些政府调查研究活动中，社会科学研究一直显示其并不小的重要性。　　　　
　　然而，政府对社会科学家的使用，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渡过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随着开始于那个时期的政府活动范围的日益增加，大量来自经济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被政府终身雇佣，这些首批雇员（其中有些人在那以后离开政府机构去大学搞研究）形成了一个连续扩展的政府社会科学家大军，与政府自然科学家的情形一样，政府社会科学家在二次大战期间急剧增加。作为一个对“应用”社会科学家在政府中目前及其将来可能的用处的例证，我们在此较详细地考察一下他们在战时所做的工作。　　　　
　　在战时为政府做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中，经济学家占了最大部分，他们研究诸如价格控制与粮食给养、税收与战时财政、战时生产、和人力计划等问题，他们还在军队智囊团、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和国外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工作。人类学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关于正在进行（或将要爆发）对外作战的地区的第一手知识的人类学家，在这些智囊团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然后，由人类学家进行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战争情报局（O　　W．I．）的外国道德分析部（the　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研究日本社会的道德风貌，以便揭示影响民众团体和战斗单位（fighting　　　　
　　units）的土气的方式。至于政治科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被预算局行政管理处（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Management　of　the　Bureau　of　the　Budget）所雇佣，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使旧机构提高效率。心理学家则在陆军、空军服役，他们进行人事分类测验，训练与选拔空军飞行员，尤其在陆军、空军，主要雇佣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帮助土兵维持恰当的心理状况，以激发高昂的战斗士气，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大部分在陆军信息与教育处（the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　　of　the　Army）的研究部门里工作，这些学者从广泛的社会状况去研究士兵的态度与士气：装备使用情况、官兵关系、黑人…白人关系、点名的退伍制度（the　　　　
　　point　system　for　discharge）、以及战时表现。上面举例说明了社会科学家战时为政府做的一些工作，这并非是他们所实际完成的工作的详尽无遗的例举，但至少标志着社会科学之应用的开始，尽管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研究工具不太发达。　　　　
　　社会科学知识及其研究方法的另一主要应用领域是工业和商业。在这一领域，要想获得有关社会科学的应用情况的信息，比得到自然科学的类似信息困难得多，至少国家资源规划署在完成《商业研究》（是三卷本的《美国科学研究》的第三卷）这份报告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写作前二卷分别关于工业与政府中的科学研究的报告时，研究人员能获得相当多的一般性资料，以及研究工作进行情况、科学资源情况的详尽的统计图表。而在完成“商业研究”时，最多只能研究三十三个匿名的商业公司的实践，这些公司也是尽可能地从资历较深的不同领域的商业公司中挑选出来的，它们分别是五个工业物品制造厂家、十三个消费品公司、三个零售商号、四个公用事业公司和八个服务性组织。　　　　
　　在这项关于社会科学之应用的研究中，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最重要的或许是下列事实，所进行的大量社会研究既非被商人普遍接受也得不到他们的承认，因为他们只把“研究”这个词与物理或化学实验室联系在一起，许多商人并不认为社会资料的收集是一项研究，因而商业中的社会研究通常被叫作“商业分析”或有时叫“经济分析”。然而，最近几年来，由于实际需求而对这种自觉的社会研究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工业方面，社会研究也以非公认的方式进行。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报告说，“大部分现存的商业研究单位，于1920年后建立，最初是由一位经济学家与一位重要的行政官员联合创办的”。至今，在商业与工业界的社会科学家中，人数最多的仍是经济学家，其次恐怕就是做人事工作的应用心理学家。商业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人事、科学管理、运筹分析、行政组织、工业关系、市场与社会统计分析和政府关系，当然这些课题之间许多是有相互联系的。目前在商业中进行的社会研究的质量，在支持研究的各公司之间有巨大差异，因为几乎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几乎各搞各的东西；但是其中的一些杰出研究的确相当不错，它所形成的方法和所收集的资料对于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有用的。与此相关，国家资源规划署在报告中说道，“在商业事务的卷宗中，留有宝贵的资料、精巧的方法和结论的实际应用，所有这些，作为对经济与社会环境的知识的贡献，将会受到专业知识界的热诚欢迎”。然而这些材料没有利用起来，或则因为认识不到其重要性，或则因为害怕竞争者。除了这些由单个商业公司进行的社会研究之外，商业贸易协会、商业咨询与研究组织和与商业有关的政府机构和大学，也进行大量的商业社会研究，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在应用社会科学中，也存在着与自然科学一样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情形。　　　　
　　商业内部的对立面，即工会，也进行一些社会研究。但从总体上说，工会领导人并不比企业家或经理更能接受社会科学在商业的应用，近年来由于“工会与政府的联系增多；需要经常与各种公立的或私人机构进行书面往来联系；迫切希望对产生于磋商过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性评价；以及为了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价值的承认，必须仔细全面地把工会的情况介绍给公众”，而鼓励工会在商业中使用应用社会科学。不幸的是，这种由劳动工会使用社会科学家来“证明某一案例”，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下列倾向，即认为社会科学不可能真正客观。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工会所特有，应用社会科学家的作用问题在所有组织——政府、商业、或工会，它们希望雇佣社会研究者以形成社会政策，或管理执行既定的社会规划——都带来一些特殊困难，这些特殊困难正越来越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针对这些特殊困难，目前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已经作了一些仔细的有价值的分析。　　　　
　　这些困难的基本原因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家在充当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的顾问时，通常不能为他们所面临的选择提供很可靠的知识，因此，默顿认为，“针对社会科学家充当顾问，存在着不信任与充满期望的矛盾心理状态”；而且，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可能甚至非常可能会“曲解”社会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正是为了解决他们的一些当务之急）；因而进一步导致公众不愿支持据推测是由社会科学研究所牢固支持的政策。由于社会科学的相对不确定性，只能随着基础社会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地减少，因而我们所指的特殊困难暂时只能尽量减少，而不能根除。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困难在重要性方面也可以降低，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方面应小心谨慎地陈述自身工作的局限性，并且努力采取一些控制这类工作的措施。比如，人们日益期待着社会科学家应该使其专业团体对一些行动与“道德”行为之最低标准的形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