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宗教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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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干涉中国内政，夺回办教自主权，挽救中国教会；第二阶段从1955年下半
年起至1962年召开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此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是1957年7月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1958年3月汉口、武昌二教区自选
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为第三阶
段，在此10年间教堂被封，经书被烧，神职人员和教徒遭批斗，宗教活动被
迫停止；从1978年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第四阶段，主要任务
是恢复和发展中国天主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中国天主教虽然开始实行所谓“圣统制”，
但外国传教士却没有把教权归还给中国主教。一方面，在全国20个教省中只
有3位中国籍的总主教，在 139个教区中，中国主教也只有32人，不足1/4；
另一方面，罗马教廷继续把中国天主教会置于素有“殖民部”之称的罗马“传
信部”控制之下，并不断委任外国传教士任总主教和主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马教廷与外国修会采取敌视政策，以
“有神无神势不两立”为理由，一再发布“通谕”和“命令”，禁止中国神
职人员和教徒群众与政府合作，不许他们参加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组织，
并以“违者将开除教籍”相威胁，强制实行“三不主义”（即不看、不听、
不讲热爱新中国的道理）。他们破坏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参军参干以及捐
献飞机大炮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种种行径，自然激起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
教徒群众的愤慨。
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王良佐神父与500多名教徒率先发表了《自
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联系”，“建立
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同年12月，归绥市天主教徒也发表了“与帝
国主义割断一切关系”的宣言。在政府和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天主教界的爱
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各地先后成立了200多个
爱国组织。1951年6月，政府封闭了罗马教廷在我国设立的指挥中心“天主
教中央局”，同年9月将罗马教廷总代理人黎培里驱逐出境。1955年上海市
公安局又破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此前后，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也
破获了一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反政府活动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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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53年的反帝斗争和1955年的肃反斗争，由37位天主教人士发起
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于1956年7月在北京举行。1957
年2月又在北京召开了发起人扩大会议。同年6—8月，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中
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第一届代表会议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来自全国26个省市
自治区的241位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徒会聚一堂，共商爱国爱教大
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皮漱石 （1897—1978）为主席的第一届天主教爱国会
领导人，通过了对罗马教廷无理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 《抗议
书》，以及摆脱罗马教廷控制、坚决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决议》。在
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上，《决议》明确地将政治与宗教区别开来：
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
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教
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自尊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
宗教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认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
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
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当时在全国145个教区中有120多个教区主教空缺，为了教会的根本利
益和教友灵性福利，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天主圣神的光照指引下开始自选
自圣主教。1957年12月，来自35个县市的成教教区的100多名代表，经过
充分酝酿和讨论，投票选举李熙亭为成都教区正权主教。以此为起点，宜宾、
苏州、昆明、济南、广州、太原、南京、荷泽、汉口、武昌、杭州、永年、
开封、西湾子、宣化、永平、益都、正定、周村等教区也先后选举了各自的
正权主教。1958年3月，汉口与武昌二教区选举了董兴清和袁文华二主教，
并及时呈报了梵蒂冈，但却遭到否认和“超级绝罚”。由此罗马教廷主动断
绝了与中国教会在教务上的联系。
十年动乱后，中国天主教会逐步恢复和发展。1979年7月，北京教区在
主教出缺15年之后，由神长教友选举傅铁山为主教。1980年5月，中国天
主教爱国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届代表会议，并推选宗怀德主教为主席，会议还
成立了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1981年6月，罗马教皇
约翰—保罗二世非法任命邓以明为广州教区总主教，遭到中国天主教会的严
厉谴责。
至1986年11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和中国天主教第二届
代表会议召开之际，全国已有圣堂和祈祷公所近4000座，大小修院24所，
修生近千人，女修会初学院37所，初学修女1214人，各教区新祝圣的神父
423名，每年有领洗的新教徒约5万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朱世昌先
生在 《中国天主教四十年》（《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中，从五
个方面概括了当代中国天主教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第一，广大神长教
友内在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自尊感情，已冲破重重阻力和压制而迸发出来，并
成为中国天主教徒的思想主流；第二，实现了自主自办，摘掉了强加在中国
教会头上的“洋教”帽子；第三，作为神职人员和教徒自己组织起来的政治
性群众团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已
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第四，神职人员和教友加强
了团结合作关系；第五，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增进同各国神职人员和教徒
之间的友好交往中，体现了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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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中国的基督教
1950年7月，以吴耀宗为首的40位基督教领袖联名发表了 《中国基督
徒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为“三自宣言”，9月23日《人民日
报》全文刊载），其主要内容为：第一，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在政府的领
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
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第二，使教徒群众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
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
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第三，中国教会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
动，已有相当的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此项任务；第四，在宗教工
作方面应注重对基督教本质的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
的改革等。
从1950年“三自宣言”发表到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
会”正式成立的短短4年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
就：①中国基督教在人事、行政、经济等方面基本上摆脱了西方教会的控制，
逐步成为中国教徒自己所主持的宗教团体，实现了中国近代基督教历史上许
多主张独立自主办教会的先辈们的愿望；②通过控诉运动消除教牧人员和广
大教徒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热爱新中国的
爱国主义觉悟；③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了深入的了解和信
任；④团结中国基督教各个宗派和各种神学背景的绝大多数教会领袖与代表
人物，使之聚集于三自、爱国与反帝的旗帜之下；⑤揭露并消除中国基督教
内部的腐朽与罪恶，挽救了一大批受帝国主义毒害较深的的教牧人员和青年
基督徒，使之转化为爱国爱教的积极因素；⑥开办了金陵和燕京二所协和神
学院，培养爱国爱教、坚持三自方向的神学生，其中的大多数至今仍是中国
基督教的中坚力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展，不仅在国内促进了政
局的稳定和经济建设，而且引发西方的不少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反思其传教事
业，并且为仍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亚非拉各国基督教会树立了独立自主
的榜样。
50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在礼仪和神学方面都有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是1958
年出现的“联合礼拜”改变了宗派林立（原有70多个宗派）的局面，二是经
过“神学再思”达成信仰上的共识：①人类社会中尽管有罪恶的污染，但其
主宰与管理之权仍在圣善之上帝手中，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罪恶可能成为人类
社会的主要方面，但在另一历史时期中，如建国以后的新社会，美与善可能
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方面；②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亚当犯罪之后给人
类带来了罪的本性和犯罪的倾向，但人类并没有完全丧失上帝圣善仁义的形
象，基督教之外仍有来自上帝的真、善、美，这就是建国以后新人新事产生
的缘由和根源；③历史在上帝的主宰与运筹之中，上帝圣善的意旨和计划，
有时是藉非信徒来实现和完成的，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带有道德内涵的事
业，基督徒理应肯定和参与；④基督徒的信仰和他的道德实践是统一的，因
而他对人民、对民族和祖国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十年动乱后，中国基督教界于1980年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会议，除保
留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外，又成立了具有教务机构性质的中国基
督教协会，二会均由丁光训担任主席和会长。自 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
中国基督教在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好、养好、传好的口号，
出版了包括数种民族语言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圣经》，编辑出版了共计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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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其中百首为中国基督徒自己创作）的《赞美诗（新编）》，出版《天风》
与《金陵神学志》及数十种灵修读物，开办13所神学院校及数以百计的义工
短期培训班，重新开放的教堂近6500余座，此外还有2万余处简易聚会点。
中国基督教在80年代进行的神学思考，将50年代的“神学再思”提高
到基督论的高度：①集中于基督的“道成肉身”，即永恒的道显现于肉身，
显现于人性之中，这不仅肯定了物质世界和人性的积极意义，并使基督徒的
宗教生活、灵性生活以及内心的敬虔和对上帝的爱，力求表现于伦理道德的
追求，爱人与服事人的努力，乃至人性的升华与净化之中；②集中于基督的
“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追求一种舍己为人，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人生，追
求一种以自我的付出与耗尽换取他人幸福与温暖的人生，追求一种谦卑、默
默无闻，甘为人仆的人生；③集中于基督为“大祭司”的经历，与自己的人
民和民族认同，有分于人民的疾苦与欢乐，肩负人类的错失与徨惑面对上帝
为之代求，却又将上帝的恩惠与力量，平安与安慰，带给人类；④集中于基
督的受死与复活，追求一种以人类忧患为忧患，以一己之牺牲换取人类平安
与医治的大人类精神和泛爱情怀，以20年中国基督教和中华民族死而复苏的
历史经历直面人生，直面未来。所有这些神学思考均集中于神—人耶稣基督，
而不同于西方的神学框架；渊源于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社会实践，而不同于西
方一般神学研究之从理论到理论；带有浓厚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而又有所补
充和注入；带有中国人的实践精神而又有所提炼与升华。
近十几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外事往来异常活跃，中国基督教出访的足迹
几乎遍及世界各地，来访的基督教友好人士中包括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朗西
及美国布道家葛培里等世界知名人物。所有这些外事往来都增进了外国朋友
对中国基督教的三自原则的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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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代佛教
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末由释迦牟尼创立以来，盛衰荣辱、流传嬗变，顺
时而昌者有之，逆世而亡者亦有之，经过2500多年的优胜劣汰，至今已传遍
5大洲，成为3亿多民众的精神支柱，其信徒不再仅仅是亚洲人，而且还有
白人和黑人。当代世界性的佛教组织除了创立于1881年的巴利圣典会、创立
于1891年的摩诃菩提会继续活动之外，还有创立于1950年的世界佛教徒联
谊会 （WFB），创立于1966年的世界佛教僧伽协会 （WBSA），创立于1967
年的西方佛教僧团之友（FWBO），创立于1970年的亚洲佛教和平会（ABCFP），
以及创立于1975年的欧洲佛教联盟。
1。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复兴运动与佛教社会主义
当代南亚与东南亚的发展大势是各国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
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斗争不仅是政治的和经
济的，而且也是思想文化的。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以佛教为其民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某些爱国知识分子与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一方
面大力振兴佛教文化以抵制外来殖民的宗教文化的侵袭，另一方面也着手改
革佛教内部的某些积弊以适应现代社会民众的精神的或心理的需要。
（1）当代各国佛教的基本状态和作用
①尼泊尔。如今的尼泊尔虽然将印度教奉为国教，但作为释迦牟尼的故
乡，这里依然有87万人信仰佛教，他们或者信仰混合印度大乘佛教与藏传佛
教的“大乘佛教”，或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二大系统的佛教徒共占全国总
人口的6％强。
尼泊尔的大乘佛教属于密教系统，修习先密后显，兼容印度教的礼仪和
神灵。现信仰大乘佛教的民族有谢尔巴族、塔芒族、塔米族、塔卡利族、逊
瓦尔族、瓦隆琼果拉族、洛米族、拉尔凯族、西亚尔族、马南巴族、潘查高
莱族、巴拉高莱族、洛巴族、多波尔族、呼姆拉族、雷布查族、部分尼瓦尔
族、马嘉族和古隆族。在这些民族中，尼瓦尔族是尼泊尔最大的和最有影响
的民族，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现在该族人信仰佛教的虽然居少数，但却独具
特色：一是将印度种姓制度引入佛教，朱古巴种姓为最高、负责司祭；二是
号称佛陀后裔的巴雷种姓居寺剃发娶妻生子，有世袭为僧的资格。
现代尼泊尔上座部的开创人是摩诃婆罗哥耶和甘露喜，他们几经坎坷终
于在1942年在加德满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