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选择-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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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
—— 制度的选择
目 录
前言 4
第一章 高斯定律 8
第一节：庇古的分析 9
第二节：庇古的公路与奈特的回应 11
第三节：蜜蜂惹来的争议 12
第四节：高斯的音波频率 14
第五节：高斯定律的三个版本 17
第六节：高斯的贡献 19
附录：中国农业的反证 21
第二章 产权结构与合约结构 22
第一节：一脉相传的三个范畴 23
第二节：三个边际相等的量度 24
第三节：市场与非市场处理社会成本问题 25
第四节：私有产权的结构 28
第五节：合约结构与界外效应 35
第三章 租值消散与价格管制 38
第一节：从公路使用到公海捕鱼 39
第二节：否决价格准则的效果 42
第三节：价格管制理论的性质 45
第四节：三个基础的价管理论 48
第五节：租值消散 51
第四章 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 54
第一节：传统的工资理论 55
第二节：选量作价与履行定律 57
第三节：佃农理论的发展 61
第四节：交易费用与选择定律 64
第五节：分成合约的选择 67
第六节：件工合约浅而重要 70
第七节：小账安排深不可测 73
第八节：失业的理由 74
第五章 合约理论与公司性质 79
第一节：合约的一般理论 80
第二节：公司的成因 83
第三节：界定公司的困难 87
第六章 从齐家到治国 90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第一节：中国旧家庭与伦理治国 91
第二节：工业发展的影响 93
第三节：从袖珍国家说起 94
第四节：民主与独裁 96
第七章 产权制度的转变 99
第一节：自私的难题 100
第二节：维护私产的困难 101
第三节：中国的产权转变 103
第四节：天下只有三种权利制度 106
第八章 后记 109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前言
制度的选择是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个人之见，这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
范畴了。几年前美国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会」，今天举世知名，而最近又加上「高斯学院」，
并驾齐驱，好不热闹。然而，从经济学分类中的比重看，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不及在中国那
样受到重视。
中国的偏爱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虽然数学在今天的经济学无处不在，但谈到新制度经
济学，不懂数的也可以一抒己见，没有谁会说你不懂数就不懂。制度是真实世界的事，是每
个人的经验，只要有洞察力就可以作出贡献。那石破天惊的高斯定律是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有
机会想出来的。
第二个原因，是今天在中国比较年长的人，在经验上对制度的认识一般地超出西方的
经济学者。制度的不同对生活的差别有决定性，他们都知道而又相信，虽然可能只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或对那所谓市场经济还有存疑之心。不管怎样，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对不同制
度的运作与效果好奇，提出质疑，希望多知一点。
第三当然是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了。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革命，不管我们认为
还有数之不尽的问题，贪污成市，法治糊涂，但制度的改革使生活的改进一日千里，有目共
睹。同样重要的是思想的开放。不是放得像香港或欧美那样宽，但比十多年前是宽得多了。
今天在国内大学的求学气氛，我遇过的只有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可与之相比。
这几年，我到大陆讲学不下三十次，所到之处，学生与老师朋友所提出的，大都是关
于制度或产权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答来容易。但我想，如果时光倒流四十年，以作研究生时
的经济学知识，我是不能回答他们大部分的问题的。当年的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历史与一些
不知所谓的数字，加上几张清单，说资本主义什么好什么坏，社会主义什么好什么坏之类的
文字，又或是马克思怎样说，熊彼得怎样说，等等。这样的学问是一潭死水，不可能回应今
天中国青年需要知道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 H。 Coase）到瑞典领奖，我到那里与他相聚，大家谈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我们数十年耕耘的所得很有点失望。我们还需要知道的多的是。认
真研究的人永远都觉得没有寸进。但一分一分地进，日以继夜，过了二三十年，蓦然回首，
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还是发现今非昔比，觉得世界是比昔日的简单得多了。
好些人说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始作俑者，那大概是对的吧。六十年代初期起
全力参与其事的，只有四个人。一个是我的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艾师后来被称为
产权经济学之父，主要是他当年的口述传统。
第二个是德姆塞茨（H。 Demsetz）。此君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他的改卷员，不觉
得他怎样。但六二年他转到芝大，遇到了史德拉（G。 J。 Stigler）及高斯，一下子变作天
才。六三年艾智仁秘密地给我阅读一篇隔行打字六十多页长的、德姆塞茨写的关于交易费用
的文稿，清楚而又有说服力，对我的影响很大。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第三个应该最重要。那是高斯。他在五九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与六○年（印
迟了，六一年出版）发表的《社会耗费问题》，深不可测。这两篇文章我反覆重读，从六二
年读到六五年。高斯定律始于五九之文，定于六○之作，但定律之名是一九六六年，史德拉
再版他的《价格理论》一书时提出来的。高斯本人不认为他有什么定律，我也是那样看，但
定律大名一起，要禁也禁不住。以人名为定律，经济学从来没有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
那样大名。此定律将会百世流芳是可以肯定的吧。
第四个轮到我。不是说我的功力如何，而是说早期全力研究产权及交易费用的，我是
四个人之一。当时我是研究生，最年轻，可谓童子无知，躬逢胜饯。
六三年读了德姆塞茨的长文稿，而更重要的是受到高斯及艾智仁的感染，我决定博士
论文要在产权及交易费用那方面下注。艾师当时是反对的。他认为这些题材太困难，不是一
个研究生要染指的。他说得清楚，要拿博士，找些比较肯定有收获的下注，产权及交易费用
是博士后才可以下赌注的。
坚持己见，转了几次论文题目我归宿于佃农理论。影响这理论的有三部分。其一是洛
杉矶加大三位老师传授的价格理论；其二是以高斯的想法推理；其三是戴维德（A。 Director）
的捆绑销售口述传统的启发。于今回顾，虽然我在《佃农理论》中没有感谢戴维德，但主要
是他的影响使我后来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始创人。戴老的捆绑销售显然是一种价格
安排，是电脑租用合约中的一部分，而这安排是一个选择。于是，考虑佃农分成，虽然没有
明显的价格，一开始我就把分成作为一种价格安排，而佃农是一种合约，是选择的结果。要
是我不从合约与竞争的角度看佃农，其理论我可能永远想不出来。
今天盛行的合约经济学，是从佃农理论开始的。想不到，今天盛行的雇主与代办
（principal…agent）的分析，也是始于佃农理论。我从来没有刻意地研究过雇主与代办的
问题。我的兴趣是合约：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制度》，六九年发表的《合约的选择》，
七○年发表的《合约的结构》，七二年发表的《旧中国的婚姻合约》，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
神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八三年发表的《企业的合约本质》，九二年发表的
《新制度经济学》，九八年发表的《交易费用的范畴》等，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都是
与合约有关，以合约为重心下笔的。
我是六七年到芝大去的。当时该校的经济系如日方中，加上商学院与法律学院不分彼
此的经济学同事，其实力之强史无先例（当年的同事后来有八个拿得诺贝尔奖）。是紧张刺
激的学术气氛，研讨会天天有，图书馆好得出奇。虽然是博士后而又转为助理教授，我在芝
大的意识是自己是学生。从早到晚疲于奔命，旁听呀、研讨呀、授课呀、评审呀、写文章呀，
跟就是晚上的酒会，半醉回到国际学生宿舍，要工作到凌晨三时才睡觉。
在芝加哥的日子中，与我谈得最投入的是高斯。我们的兴趣相若，而他喜欢先假设一
个答案才思考的方法，吸引我。戴维德与德姆塞茨当时在芝大，六八年艾智仁到那里造访一
年，而史德拉的研究兴趣，有一部分是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当时的研究，是集
中于合约选择与租值消散这两个题材上。前者我认为是唯一可取的探索企业（或公司）的本
质的途径；后者是产权的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高斯定律。时间没有白费，我在芝大写了
关于合约的选择与合约的结构两篇文章，是比较重要的作品。但当时我日思夜想的关于企业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的合约本质，却要到十四年后才发表。
因为西雅图的海，六九年我转到那里的华盛顿大学。该校的经济系不知我是何方神圣，
从来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只是听说一个中国学生听而不闻，思想怪异，就给我一个副教授，
一张终生雇用合约。莫名其妙，只到了那里三个月，同事们就投票一致通过升我为正教授。
我可没有提出要求。
麦基（J。 S。 McGee）在华大第一个认为我怪得有理。他是戴维德的嫡传弟子，是首屈
一指的反托拉斯专家。我知道他得到戴老的捆绑销售的口述真传，就求教于他。研讨了个多
小时，他就奔走相告。巴赛尔（Y。 Barzel）是收到麦基的广告才读我的文章的。
华大的回顾，永远是巴赛尔的影子。他和我共事十三年，互相影响，我欠他实在多。
但他今天成为举世知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元老之一，我受聘于华大可能有点作用。我这个人
不可救药，自己有兴趣的天天想，说个不停，没有兴趣的我不管。巴赛尔和我合得来，是因
为他喜欢听。我是看他的脸部表情来衡量自己说的是对还是错。巴赛尔的思想细致紧密，不
容易过得他那一关。
华大两年后，我开了一个研讨班，是为伸展自己的研究而开的。这班只有十多个学生，
其中两个天分奇高（J。 Umbeck 与C。 Hall）。他们今天还不是大师人物，是不为也，非不能
也。在座的还有系主任诺斯（D。 C。 North）。加上巴赛尔及麦基等人，华大当年在新制度经
济学上热闹过一段日子，使外人后来有间中称为「华盛顿学派」的。但结果能杀出重围而名
满天下的，只有诺斯一个。他以新制度经济学搞历史而获得诺贝尔奖。
回头说六八年在芝大写好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内，我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概
念，是说合约签订后双方都会有不履行或散漫或欺骗对方的意图，而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
同卸责意图的「边际」。我不重视这概念，是因为不同的卸责意图可用不同的交易费用角度
来处理。二者只能选其一，二者皆用是重复了。我和高斯研讨了好一阵，决定选交易费用而
弃卸责。原因是交易费用在原则上比较容易观察，可以量度，因而有机会推出可以被事实验
证的假说。卸责呢？我想不出怎样量度，想不出有什么假说可以验证。但跟艾智仁与德姆塞
茨本卸责这概念，于一九七二年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关于经济组织的文章。是这篇文章触
发了后来以威廉逊（O。 Williamson）为首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理论及博弈理论的卷
土重来。
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不会勒索、欺骗，或不会看风驶，识时务者为俊杰地争取机会
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从来没有说过人不会博弈。困难是我想不出怎样可以把卸责或博弈作
为理念，而推出一些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当年我认为不能；今天还如是看。事实上，
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些理念下有学者提供过有说服力的假说验证。
因为上述的原因，本卷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他家所说的有好些地方不一样。虽然这
门学问在六十年代兴起时，我算是个正选人物，但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我与他家分道扬镳，
一士谔谔，感到寂寞。我是顽固的。我的顽固是因为我坚持如果推不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
说，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费心思。既然没有证据经济学可以改进社会，解释世事是剩下来的
唯一用途了。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究竟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在哪里呢？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历
来有两方面。其一是资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其二是收入的分配（ine
distribution）。加上货币，把一个经济的整体加起来，就成了宏观。传统的制度分析也离
不开这两方面。很不幸，这传统完全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产权、价格与合约的
安排。这样，不仅旧一套的制度分析与制度无关，而就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漠
视了价格与合约的安排，行为或现象的解释就不可能有大作为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与交易费
用会导致不同的安排，而不同的安排会影响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安排就是制度了。选择安
排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全部。
前两卷对行为的解释，或明或暗地我都以一些制度的安排为基础。本卷是回到基础那
方面去。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第一章 高斯定律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定相同。这分离是大话题，有百多年的争议，曾经波涛起伏，
一九六○年高斯发表了他的鸿文后开始平静下来，但今天还是余波未了。
简单地说，一个人的行为是按自己个人的利益与成本作决策的，外人或社会受到的影
响他可能不管，或者要管也管不来。这个人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利，但不一定收到回报；他
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损，但也不一定要负责任。
举个例。我到某机构讲话，有酬金，收到的酬金私利是机构愿意付的，在边际上我的
利益与机构的利益没有分离。但如果我讲话时有记者在场，内容发表于报章上，社会可能得
益，但我不获回报。没有回报，从社会的角度看，在边际上我讲话的供应是太少了，传统认
为是无效率，违反了柏拉图情况。这是指在边际上，社会产值（social product）与私人产
值（private product，我的私人回报）有分离，前者高于后者，政府是应该补贴我多讲的。
这是传统之见。
反过来看问题也类同。如果我的讲话在报章发表后对社会有害，但我却不需要赔偿给
社会大众，那么在边际上，我的私人成本（private cost，这指准备与讲话时间）是会低于
社会成本的——我的私人时间成本加社会受损的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边际，因为我不需要
赔偿给受损的，我是讲得太多了，于是无效率，违反了柏拉图情况。政府应该强逼我赔偿给
社会，或要抽我讲话税。这也是传统之见。传统之见，是如果在边际上社会的产值高于私人
的产值，或社会的成本高于私人的成本，市场是失败了。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应该干预，以
补贴或抽税的方法（或其他方法）来修改上述的产值分离（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products）或成本分离（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
最早提出近于上述的分离概念的，应该是英国的卓域克（E。 Chadwick）。此君于一八
二九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警察或公安的文章，指出盗窃或抢劫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