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选择-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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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说过了，人的自私行为对社会有利也有害，但不是利害参半。如果害大于利，人类早
已灭亡。人类的存在是因为自私对社会的利大于害。但这只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在一段历史
时日中，自私害大于利是可以发生的。既然可以害大于利，人类可以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
道更斯（R。 Dawkins）的经典之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976）——说自
私是遗传的，所有生物皆然。
问题是在怎样的情况（局限条件）下自私对社会利大于害，怎样的情况害大于利？一
得一失，人类的幸福系于一线。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依照我对柏拉图情况
（Pareto condition）的阐释，在既有的局限条件下，社会整体的利益只会加不会减。那为
什么同样的自私（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会给社会带来害大于利的情况呢？这是我在经济学
上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
答案是重要的。我在本卷第五章分析合约时提出了合约的第二定律。这是说合约安排
的选择永远是向减低交易费用那个方向走。这也是说，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自私行为对社
会只有利，没有害。然而，这定律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存在不变，即是说产权的局限条件不变。
由此引申，不管产权局限是哪一种，只要维持不变，人的自私行为会在这权利制度的局限下
减低交易或运作费用。换言之，产权制度划定了竞争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不变，竞争者只
会在规则的约束下进步，不会退步。
问题是自私的行为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以社会经济而言，这就是改变产权的局限条件
了。以田径比赛为例，改变了游戏规则可能所有的竞争者都跑慢了，可能一些跑慢了一些跑
快了，但平均的速度是慢了的。要改变规则的人是为了增加自己取胜机会，如果规则改变后
自己跑得比以前快更好，但他不会考虑整体的速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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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维护私产的困难
私有产权在中国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商代的甲骨文有些是合约，其中有价。这是私
产存在的铁证。是的，以农业最重要的土地资产而言，合约的存在证明私产早就出现，用不
著跟历史专家辩论的。合约不一定需要文字，口头之言或指手划脚的认同也算是合约，但我
认为文字的发明很可能是因为合约的需要而起的。我自己考古所得，中国的文字起源早于众
人皆说的商代起码一千年。
我不怀疑古时弱肉强食，没有法治，产权的维护不是陶渊明所说的桃花源内的境况。
以武力维护产权某程度今天还是。古时的强人皇帝也要维护人民的产权才拿得饭吃的。皇帝
不是土匪，他手下的猛将士卒要吃饭，而一粥一饭来处不易，他们是要替老百姓服务赚回来
的。维护产权是这服务的重点。不要相信那些不知所谓的历史或小说。
转看今天的世界，维护人民的权利也是任何政府首要的任务，虽然在共产政制中，这
维护不是从产权入手。另一方面，维护私产的费用不菲。然而，数千年来，私产或近于私产
的制度安排驱之不去。那是为什么？
答案是只要私产保障得宜（不是说很完善），这制度的运作有四项经济效益，远超任何
其他制度。其一是资产的使用个人自己负责，自负盈亏，鼓励了自力更生的意欲。其二是私
产的转让容许资源的使用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其三是在无可避免的竞争使用资源下，私产的
租值消散最小。其四是基于私产的市场，市价传达的讯息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比起其他制度
还是远为可靠的。
私产的困难有二。一、你的私产他人欲得，而且可以不择手段；二、改变了私产制度，
游戏规则不同，在私产市场竞争的败军之将可以反败为胜。撇开无法无天的掠夺不谈，我们
可从二十世纪的经验中体会到侵占私产与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法。
（一）选取治理方法是间接地改变了游戏规则，而这规则的转变可以侵占产权。我在
上章提到的民主投票就有侵占产权的效果，而投票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使私产的拥有者防
不胜防。是的，先进如美国，一块私产土地的发展虽然有明文规例，但信之者是傻瓜。申请
通过按规例建筑时，有环保、有海旁管理、有压力团体、有几个委员会要投票通过。分明是
按正规例，有反对之声就可以阻你三几年，你的律师费用可能高于地价。
这是说，以维护私产与个人权益而知名于世的美国宪法，在有不协调的治理方法下事
与愿违。不协调的治理其实是改变了产权的性质，游戏规则也跟著变。
（二）无知或讯息不足给予特权分子可乘之机，为一小撮人的私利而损害整个经济。
香港一九四八年推出的战前楼宇租金管制，维持了三十多年，严重地损害了住宅楼宇的供应。
当时港督与几个行政局委员考虑要管，拿著纽约的租管参考一下，开了几次会议就拍板定案。
委员中一半以上是律师，可能无意，但后来这租管使律师行业生意滔滔。说明是暂时性的，
只管一年，又一年，后来索性不说暂时了。租管是明显地侵犯私产权利，竞争的游戏规则有
大变。但无知有时对经济有好处。香港战后是考虑过推行外汇管制的。但前财政司郭伯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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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因为不懂得怎样管，结果不管。
（三）执政者可以瞒骗，大手瞒骗，间接地侵犯了私产权益。最明显的例子是国民党
在大陆时以货币政策瞒骗，推出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大印钞票，面额以亿元算，到最
后市民弃用国币，通胀率曾经一日越千倍。通胀是间接抽税。抽税越位也是侵犯产权，而搞
通胀是比较含蓄的手法。
好些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也有瞒骗的成分。土地供应，建筑法例等，前言不对后语的
更改可使政府收入增加，而暗中预知政策的官员有巨利可图。
（四）为祸最大应该是政府滥用权力。国民党当年的恐怖故事今天记忆犹新。私产被
削弱到某一点，上自贪官，下至警察，无不胡作非为。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得厉害。到了那一
点，要更改游戏规则的可不是政府官员，或大富强人，而是民不聊生的普罗大众。毛泽东当
年搞革命是不难理解的，但杀地主却是杀错了人。应该杀的是贪官及其作威作福的手下，及
那些因为关系而获巨富的。
私有产权保障得好，政府不朝令夕改，不私相授受，一个私有产权的制度是不会弄成
财富两极分化的。幸运的人成巨富可能，但整体的两极分化的或然率近于零。回顾我在本卷
第五章分析的件工合约，如果所有生产合约都是件工的话，社会会有财富不均，但不可能两
极分化。转换了生产合约形式，因为有天灾人祸，际遇不同，财富不均的程度会增加，但整
体两极分化怎样也谈不上。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两极分化是是政府与特权分子做出来的。
原则上，整体的财富两极化与私产制度是有冲突的。这冲突的继续存在，私产制度不保。但
若私产制度管治得好，很小部分的大富的人不仅存在，而且会被穷人视作英雄。
结论如下。无论是哪种产权制度，一旦安定下来，人的自私行为会选择交易费用较低
的安排来生产。然而，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另一回事。这后者转变也是因为自私而起，转变后
的交易费用可能不减反加。是的，人的自私可以灭绝人类。考虑到所有局限条件，灭绝也是
柏拉图至善点（Pareto optim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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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国的产权转变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是从一个近于极端的
无产（property less）制度改革成为一个近于私产的市场制度。风雷急剧，一日千里，人
民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止十倍。东欧与前苏联的共产党下马，也大谈改革，但于今尘埃渐定，
中国胜出了十多个马位。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多于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整个世界
因为中国的改革而转变，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会超出我们今天意料的。
一九七九年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邀请我写一篇五百字的关于中国去向的短文。我为此
在该年到广州造访数天，听亲戚朋友们细说他们的生活情况。一九八一年，五百字的邀请我
写成了二万多字，八二年以小书形式出版。该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近于私产及市场经
济的路。八一年把文稿给行内的朋友看，无不哗然，不相信我的推断。
推测与预测不同。后者需要水晶球，而前者要靠指定的局限条件。在什么局限下什么
会发生，其推理逻辑是理论。条件有变，结论也会跟著变。经济推测的困难，是我们往往不
能指出有关的重要局限条件的转变，而就是能指出，局限变后再变其推断就前功尽废。有时
间性的经济推测很困难，因为我们既要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转变，也要肯定转变后的局限不
会再变。短暂的经济推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长远的大势比较容易，但也要时机巧合，让经
济学者能看得准局限条件的转变与方向。
一九八○年推测中国的路向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关的局限条件清楚明确。一方面，
一九七九年的广州行，所有的亲朋戚友天天都在谈搞关系、走后门，希望能买到几只新鲜的
鸡蛋或一尾鱼之类的琐碎物品，而在东方宾馆见到的国家职工的工作态度，做是三十六不做
也是三十六，其散漫令人叹为观止。我立刻下了一个结论，中国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
入的比例上，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高得惊人。
差不多每个遇到的中国人——其中不少是干部——都是交易费用专家。我于是问：哪
些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中国制度的转变呢？答案是：
（一）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下降；
（二）改变制度的费用下降，而后者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特权分子放弃他们的权利，
接受另一套游戏规则。
当时邓小平说中国会坚持门户开放，对外的讯息大门再不会关起来。这样，只要讯息
大门继续开放，外来的讯息必如洪涛奔涌，讯息费用急速下降，而惯于搞关系、走后门的中
国同胞，虽然没有听过交易费用这个学术名词，怎会不知道这些费时失事的玩意是外间没有
的？当时贴著中国大陆的香港欣欣向荣，市民都是同胞，容易相信，而亚洲又有什么四小龙，
人口密度与天然资产不比中国有利，中国的制度不济是容易相信的了。是的，外间的示范有
说服力。
讯息费用大幅下降，说服特权利益接受转变游戏规则的费用也会随之而降。但后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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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远为顽固的。比较低级的干部接受转变的代价低，好些在八十年代初期弃「官」从商。
高一级的选走亦官亦商之路，今天这情况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两头热中间冷」
的说法，这是说比较有权势的干部最顽固，显然是因为这阶层接受转变的代价最高。我当时
数次建议用金钱或资产，一次过地把特权利益买断。北京同意的朋友很多，但大家都知道是
纸上谈兵，说说罢了。最顽固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一九八一年我这样说，不幸言中，
今天还是如此。
掌握了重要的有关局限转变，观察到这些转变的发生而又可以安心地假设会继续存在，
推测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很准确的：历史可以预先写出来！然而，这转变的细节程序八一年我
没有写清楚。一九八二年初我突然惊觉，八○年末开始推行的「包产到户」，如果顺理成章
地推到尽头，是私有产权的制度！八四年十一月，港大同事蔡俊华毫无保留地把他苦心搜集
多年的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乾」》（《信报》
发表，结集于《中国的前途》）。
农业搞包产（即承包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是比工业远为容易的。农业
的生产程序远为简单，土地的划分易于明确，而大致上土地是不会贬值的资产。农业承包还
有一项方便之处，那就是昔日人民公社之后的生产大队、小队、小组等的队长与组长，一般
而言，都按著职位的排列而获得或大或小的土地承包，减少了队长们的反抗。
我为工业承包想了好些时日，因为会贬值的资产很麻烦，写了好些文章，提出了彻底
承包制。但这些是学术上的兴趣，没有刻意改进什么。后来见到中国的工业承包发展与我建
议的不谋而合，但有些却始于我的建议之前，更使我觉得对社会改进的建议，书生之见是无
足轻重了。
为了理解工业承包，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住了几天，卧薪尝胆。今年
（2002）四月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接待我的院长提及八五年我在首钢的讲话他是座
上客，而我当时提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私产不需要有所有权等观点，他们同事之
间觉得新奇，引起争论，但后来还是相信了。私有产权需要有私人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
由转让（买卖）权，但只要年期够长，所有权是不需要的。那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的结
论。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可以做到与私产一模一样。就是有大量会贬值的资产的工业，也可
以由承包推行私产制，但要再推尽一点。我曾数次为文解释，这里不说了。
邓小平可能是二百年来头脑最清晰的中国领导人。他也看到所有权可以分离，提出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这是一著高棋，因为名义上最重要的土地资
产还是国有。邓老明白改进社会要从个人做起，对个人生产力要有鼓励与保障。这是我们中
国老子与西方史密斯的思维了。不是什么理论家，不多说话，但邓老把人的自私重心拿得准。
他主张的经济政策先后有误，但复出以还，方向从来没有错过。
更重要的，邓老是难得一见的杰出政治家。曾经三上三落，他对中国的政治了如指掌。
于今回顾，邓老当年推出的反精神污染之类的玩意，声东击西，是政治上需要的。当年好些
香港朋友嘲笑邓老搞的经济特区，这嘲笑是看歪了。可不是吗？比起八十年代的特区，今天
整个中国任何地区都有较大的经济自由。
我对邓老的唯一批评，是他对民主人士过于敏感。他独裁改革我毫无异议，但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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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当年不禁制方励之，我们可能不会听到这个人。一九八九的「六四」事件，因为其他国
际会议使天下所有传媒都跑到北京去，希望时势造英雄的青年多得很。
时势造英雄。没有七十年代末期的天下大势，世局稳定，邓老不会轻于军备而重于改
革。英雄也造时势，没有邓老中国的改革是不会那样成功的。
一九八一年我以邓老坚持讯息开放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路向。但如果只坚持讯息开
放，没有邓老，我的推断还会准确吗？会的，但不会发展得那样快，不会超于东欧那么多。
当然，今天中国的体制还需要商榷的地方不少，但这里要谈的只是制度转变的粗枝大
叶。书快写完，悲观的话我不想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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