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11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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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林又说：“我现在全身都痛，不知道后天还能不能走？”
　　吴东明握着郑晓林的手更紧了，他说：“能的，后天你就能了。后天你还不能，我背着你走！”
　　郑晓林说：“到车站可要翻过一座山呢！”
　　“翻两座也不怕，咱们可以慢慢走。”吴东明说。
　　郑晓林见吴东明这样说，胸口涌上了一股暖流，吊着的心缓缓地放下来。他端详着吴东明说：“东明，你的脸很肿了，是不是很痛？”
　　吴东明举起另一只手，轻轻地抚了一下脸，说：“比刚才好多了。你呢？”
　　“我的也好多了。”　郑晓林也抚了下脸，继而说：“东明，咱们可一定要去天堂喔！”
　　吴东明说：”是啊，咱们一定得去。”
　　郑晓林仰望着窗外暗暗的天空，喃喃自语：“到了那里，咱们就有得吃，有得穿，还没有人欺负咱们。”
　　
　　13
　　
　　郑晓林和吴东明相互搀扶着来到了火车站。
　　那个男子已早早地守候在那里。他见了郑晓林和吴东明，不由得吓了一跳。他盯视着他们的脸，惊讶地问：“你们这是咋了？”
　　吴东明知道他是指自己的脸，有些不好意思开口，郑晓林却不以为然地说：“是给打的。”
　　男子问，干嘛被打？
　　郑晓林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男子满面惭愧地说：“伯伯对不住你们，伯伯不是人，伯伯应该早点带你们去天堂的。去了天堂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郑晓林他们听不懂男子说些什么，但紧张的情绪缓解了，开始一个劲地问：“咱们没有了钱，还能去天堂吗？咱们做了错事，天堂的门还会跟咱们开吗？”
　　男子说：“你们是两个好孩子，你们没有做错什么，是你们村里的人做错了。天堂的门会永远跟你们开。”
　　郑晓林和吴东明就彻底放心了，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朝这边走来。男子一见，急忙迎上去，压低声音跟他说话。
　　过了很久，男子走回来。他对郑晓林他们说：“我叫蒋保法，如果那个人问起你们，你们就说是我的儿子。”他指了一下郑晓林：“你叫蒋晓林，是弟弟。”又指了一下吴东明，“你是哥哥，叫蒋东明。”
　　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我这次不领你们去天堂了，由那个叔叔领着你们去，他对去天堂的路比我熟。”　
　　
　　14
　　
　　郑晓林和吴东明如愿以偿地乘上了开往天堂的火车。他们望着车窗外渐渐远去的小镇，心头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快乐。
　　年轻人瞧着这两个五六岁光景、高矮悬殊的小孩，觉得有些蹊跷，便开口问郑晓林：“你叫什么名字？”
　　郑晓林刚说出一个“郑”字，吴东明暗中拉了一下他的衣角，郑晓林便一下子醒悟过来说：“我叫蒋晓林。”
　　“你呢？”年轻人将脸转向了吴东明。
　　吴东明答：“蒋东明。”
　　年轻人又问：“你们想去哪？”
　　吴东明脱口而出：“咱们要去天堂！”
　　“天堂？”年轻人以为自己听错了，皱了一下眉头。
　　郑晓林解释说：“就是有得吃，有得穿，还不会让人欺负的地方呀！”
　　年轻人哦了一声，说：“我会领着你们去那里的。”
　　郑晓林和吴东明就不再吱声，开始各自想着心事。
　　这时，火车穿过了小镇，逐渐加速行驶。郑晓林他们望着窗外飞驰而去的小镇，眼前展现出一个梦想中的天堂——一个有得吃，有得穿，还不会让人欺负的地方。
　　
　　作者附记：郑晓林和吴东明乘上火车的当夜，那辆火车在行驶途中因故脱轨，造成了三十六名乘客死亡，其中包括郑晓林、吴东明和那位年轻人。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男，1972年出生于绍兴。在《当代》、《中国作家》、《上海文学》、《江南》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有作品被《小说月报》、《短篇小说·选刊版》等刊选载。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在街上奔走喊冤》。曾获“贝塔曼斯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短篇小说奖。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现居杭州。
　　


卢江良和他的乡村故事（评论）
■　　张　柠
　　卢江良的小说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必然的。我当时想，他一定会引起平面媒体的关注。现在，他的小说刊登在许多专业杂志上。我读到过他的《谁打瘸了村支书的狗》、《在街上奔走喊冤》、《狗小的自行车》等短篇。卢江良的小说语言简洁有力，叙事清晰，故事结构出人意料。更重要的是，他将目光指向了乡村，以及乡村无助的人的命运。他将当代农民生活的荒诞性，揭示得淋漓尽致。我不愿意用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乡土小说”来命名卢江良的小说。我宁愿说它是一个“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人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在当代中国农村，这种“奇迹”无疑在经常发生。它已经引起了整个知识界，乃至地位更高的人的关注。作为一个写作者，卢江良是无法控制乡村的“奇迹”的。卢江良只不过是敏感地捕捉住了它们。因此，我们丝毫也不要因为卢江良的小说结构奇特、结局的悲惨而感到吃惊，让我们吃惊的是生活本身。
　　乡村生活中荒诞的“奇迹”时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但也时常被人们忽略。因为在这个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信息都会被淹没，就像BBS中的帖子一样，刚刚贴出来，转眼就被后面的帖子所覆盖。为了防止一些含有重要信息的帖子被覆盖，BBS的版主只好采用“置顶”的办法，也就是让某些帖子在较长的时段内，一直在页面的顶部。文艺形式（叙事）就是将正在发生的零散经验结构化、形式化，让它“置顶”。卢江良的小说，通过他特有的叙事形式和故事结构，将当代农村的信息、故事、农民的命运，以及各种精神秘密，“置顶”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之中。
　　我们现在读到的短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并不算他写得最好的小说。与《谁打瘸了村支书的狗》、《在街上奔走喊冤》等小说相比，这个小说前半部分有点拖沓，结构有点松散。但它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童年生活的寓言，平静如水的叙事语言，却能够产生让人战栗的效果。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跟着马戏团去流浪》。这是我一个童年的梦想。我梦想加入那种在乡村居无定所、四处流窜的马戏团，达到逃离乡村的目的。我将“流浪”作为一种反叛的核心意念。卢江良这里更决绝，他将“逃亡”作为核心意念，逃往一个叫“天堂”的地方。在两个孩子心目中，这个“天堂”就是有吃的、有穿的、没有打骂、不被人侮辱的地方。两个孩子的奢望无疑很高。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有吃有穿，而且还没有侮辱的地方？但由于他们是孩子，任何要求都不能算是过分，应该满足他们。但是他们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满足这个要求。倒是“人贩子”很爽快，立刻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将他们带上了通往“天堂”的道路。
　　卢江良总是能够在乡村发现“故事”。这是一种能力。当所有的写作者自以为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故事的时候，他们正在迷恋“如何讲出来”这一点上。于是，写作就成了讲故事比赛。卢江良是一个发现者。他乐此不疲地注视着当代中国乡村的动静，并及时将它“置顶”在杂乱的当代文化论坛中。
　　


叶三儿
■　　席星荃
　　叶三儿的大姐得过天花，二姐有脑膜炎后遗症，哥哥有一只玻璃眼，头上也秃。只有叶三儿长得最漂亮，高挑儿身材，白净脸盘，眸子亮亮的，做事麻利。插秧割麦她是队里第一快手，农忙时按件记分，叶三儿的工分总是拔尖的。但是，叶三儿身上有一股子冷冷的东西，压抑住青春的光彩，总叫人感觉到一点儿阴郁气息。如果说她正处于人生的春天，那么，她的气色就是春天里连绵的阴霾天气。
　　因为她没有欢笑，从不快乐。
　　她跟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少男少女一样，心里窝着一团阴云——她生下来就是受人歧视的富农子女。
　　叶三儿跟我同岁，住在村东梢。印象中，小时候我们并不跟她玩，似乎她也不接近我们。也不知道她都在哪里躲着，不知道她跟谁做玩伴，也许没有玩伴。人们没有在意这个小姑娘。后来，忽然有一天人们就发现村里突然多了一个姑娘，聪明能干，是一把干活的好手；当然，她的父母没让她上过学，是一个漂亮的年轻文盲。人们在意她的时候，她已经是那种冷冷的、默默不语的、不合群的气色了。工间歇气时，青年们打牌、下棋，疯疯打打，或者三五一伙唱歌；叶三儿都不加入进去，在一边纳她的鞋底。父亲到大队挨斗时候叶三儿也去参加，队里也给记半天工分。默默坐在人群里，听着台上的批斗，叶三儿没有表情。
　　人们慢慢知道了叶三儿是个生性好强而性格内向的脾气，不会讨好人。自然别人也疏离她，久了，也会惹恼一些青年人，说一些指鸡骂狗的话。叶三儿也不答理，只是脸上木木的。
　　我记得一个晚上，小队团小组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叶三儿。当然跟批斗地富分子不同，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是“分子”。那晚上月亮很亮，会场就在我家大门外，队里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坐在大碾盘上，七嘴八舌，虽然说的不多，也不十分上纲上线，但毕竟是批判。记得那回批她打棉花药的事。从初夏开始，棉花苗一出土就需要打农药，一直打到初秋。打药需要好身体，只有健壮的黄花姑娘才行，称为“棉花姑娘”。她们是专班，活儿轻松自由，只在早晚凉爽时干活，天一热就收工。“棉花姑娘”又是一种政治待遇，为防止阶级敌人投毒破坏，一律挑成分好的。叶三儿不够格，只能下大田干活。那一回大约是虫害暴发，人手不够，叫叶三儿去顶了一阵子，就是这几天，上边给小队团小组布置下一次批判会的任务，团小组长就找了叶三儿一个茬儿，在月夜开会走了走形式。小组长带头发言，批判叶三儿打药不认真，思想没改造好，要她检讨。那晚上叶三儿有些异常，不再沉默，坚决不承认自己打药不认真，更不承认思想有问题，语调激动，反应强烈。大伙的发言都是强凑的，当然经不起事实检验，所以叶三儿回答之后冷了一下场子，然后就散会了。批判会有点轻描淡写，但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却是很难堪的。叶三儿是个内心要强的人，她的心情与感受谁能体会呢？
　　　从那以后，叶三儿再也没打过药。　　　　
　　改变命运的唯一机遇就是嫁人了，但成分好、条件好的人家不会娶叶三儿这样的姑娘，除非男方有生理缺陷。那时候盛行“换亲”，就是成分不好的两家交换姑娘为媳妇。“换亲”是怪胎，年龄多不般配，美丑智愚差距大，缺乏感情基础，常常酿出悲剧，引出自杀事件。叶三儿的哥哥已经三四十岁，虽然老婆死了多年，却有个儿子，无需再婚。但叶三儿的婚姻一直没着落，那时的风俗是，每到元宵、端午和中秋节，小伙子要接对象过节，有吃喝有打发。节日前后，村里就充满喜庆气氛。大路上姑娘小伙子来来往往。叶三儿二十出头了，没人接过她一回，过节的时候仍旧在大田里干活。因此她每年要比别的姑娘的多挣许多工分。
　　也有人要撮合我和她。对她我还是有好印象的，记得有年冬天下塘挖藕，叶三儿正好在我前边挖，她的裤子高高挽起，紫泥上露着修长白雪的大腿，塌下身子挖藕时，腰肢显得特别细特别软，臀部丰满突出，那个姿态真美，以至我不敢多看。亲事没正式提过，只是热心人私下探探我家的口风。我家是贫农，我也有文化，但得罪了干部，不受重用，看不出有什么前途；家里也穷。如果她嫁给我连房子也不够住。我的父母虽然为我的婚事焦心，但对叶家这门亲却相当冷淡，我也持同样的态度。叶家大约也知道我家的意思，并没表示太多的愿望，于是说说就算了。我倒是对叶三儿的堂妹莲香暗暗恋着，虽然叶三儿的爹跟莲香的爹是一母所生，但一家是富农，一家是中农，莲香的爹又是国家供销社的职工，所以莲香的身分就特别高贵了，莲香比我小好几岁，我也只是心里暗暗喜欢着，并不存什么幻想，如此而已。
　　后来跟我同岁的道兴复员回来，没有招上工提上干，说媳妇搁了浅，一来二去岁数大起来，于是有人给他提叶三儿。道兴一家人仗着是转业军人，成分好，在人前说话气粗，跟队长也敢干仗；照说叶三儿嫁给他后娘家人就会有靠山，但叶三儿家里却不太看得起这家人，又不敢明说，就拖着。
　　开始道兴家以为对方不会不答应，道兴对叶三儿大咧咧的；可是叶三儿表现冷淡。道兴的父母感到情况不秒，就加紧行动，道兴的小叔是副队长，有几回就故意派道兴和叶三儿两人单独干活，想制造机会。叶三儿去了，但两人依然不投机。后来，一个阴雨天，副队长又派他们俩到仓库里的粮囤上翻仓，这时道兴听了家里人劝告已经改变了态度，想抓住这门亲事。五间大仓库就他俩，传说道兴在粮囤是动了手的。具体情况没谁知道，但叶三儿肯定没有顺从。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没有希望，男方说起了难听话，叶家只好装着没听见。
　　　一天，是一个阴沉的早晨，许多人都朝村东梢跑去，相互传播消息：“叶三儿喝药了！叶三儿喝药了！……”我到她家时已经挤满了人，叶三躺在东梢间，双眼紧闭，煞白的脸没有人色，看了人心里打寒颤。叶三儿的床在空空荡荡的东梢间，土墙上满是大裂缝，想来冬天一定会灌冷风。没有一件箱柜，土坯砌的床墩上铺着秫秸箔子。人们手忙脚乱地给她灌肥皂水，却怎么也灌不进去，肥皂水灌得满身。她好像已经不醒人事，任人摆弄，我却觉得她还有知觉，只是不想说话而已。她的妈在撕心裂肺地哭，老父亲则在一旁呆呆地吸旱烟。
　　人们忙一了阵终于明白，叶三儿是不会再活过来的，她是有心人，选的是剧毒农药，又喝得多多的，她要让人们回天无术……
　　叶三儿妈说，她死前的头天晚上没吃晚饭，只说头有点痛，早早睡了，谁也没管她，第二天一大早就出了事。那一夜叶三儿是安宁的，始终没有一句话；但是她的心也是安宁的吗？她那一夜都想了些什么？她为什么没一句话留给亲人，留给这个世界？后来我想，临终无言，正是对这个匆匆走过的人世最后的遗言：一个决定天亮就去死的姑娘，她的痛苦与怅恨，无边无涯，无论活着的人怎么去体察，都是难以抵达的吧？
　　我又想到，现在的少女们，她们的日子与当年多么不同呵。在叶三儿死的时候，生活中不仅没有欢乐，没有人性，也没有音乐，而音乐正是对人生痛苦的慰藉或对困境中人的心灵的引导。然而，在叶三儿活着的时代，社会没有为他们准备精神呼吸的空气，它从不考虑人们情感生活的消费，它除了“革命”的高喊，什么也不给人们准备，不管是活着，还是将死的，甚至连哀乐也没有，那时的农民死了，不吹唢呐，不放鞭炮，悄悄地消失掉在无声无息的原野上。那就是那样的时代。现在，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电脑里播放着深沉低婉的女声《等你到天明》：
　　塔里木河水在奔腾，孤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