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11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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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者Pratibha Prabhkar Gosaui1981年提出，纸是印度发明的，而且是在公元前4世纪，想想咱们东汉造纸比它晚了多少年？其实请教一下季羡林先生很快就得到回答——印度梵语kakali这个词（纸），是公元7世纪才出现的。福柯说“词和物”之间的关系是对应关系，如果印度纸是公元前4世纪发明的话，那么它的相关的“词”就比“物”晚了一千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的纸只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考古“神手”叫藤村新一，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长达28年地作伪，作什么伪呢？就是把日本的历史从三万年前推进到七十万年前。大家想想，一个考古学家长期作伪是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他是在为他的国家证明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他要证明历史呢？七十万年的历史比咱们周口店还要多二十万年，你想想是什么道理？鉴于这样的情况，“四大发明”被人质疑，中国应该重新来清点自己的遗产，重新发现自己文明的四个部分：哪些文明永恒地变成了消逝的文明？哪些文明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电脑硬盘一样需要整合？哪些文明经过了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后，事实证明它已经失效了，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哪些文明我们中国人是站在人类同一起跑线上，可以向人类说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像几百年前的中国一样，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佼佼者？
我认为“发现”是重新用新的人类的眼光去发现，再也不要有简单的、抹煞性的、毁灭性的什么“打倒孔老二”等等这样的语言，因为我们审父，审了一个世纪我们很少审判自己，我们也很少审判人类一切不合格的脏乱差的文化。所以今天中国的眼光不再是区域性的、局部性的、个体性的、狭隘性的眼光了，再也不是落后就要挨打的那种“刺激－反应”理论下的产物，而应该是带有人类大同性的新的角度。
现代化其实是有不同争议的。一种就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这又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还有一种说法是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这是第二次现代化，也有人称其为后现代化。大家注意，第一次现代化基本上是物质输出，落后就要挨打。而第二次现代化就不一样了，强调多元差异，强调精神价值的合法性，不再是用物质文明来简单地评述。所以，“发现东方”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问题。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途径，而不是西方的途径，也不是人类只需要单一模式的途径，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著名学者赛义德刚刚去世。赛义德写了一本书叫《东方学》，这本书可以说他基本上把东方称为一个东方和整体东方。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用“东方学”这么一个题目呢？他说我对远东不了解，所以我谈的是一个东方，那就是中东。问题就出现了，中东当然是西方文明的很多的文化基础，包括宗教、文字以及某些思想的断片，今天还包括中东的石油。同样如此，可以说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思想的启迪性源远流长，但是“远东”却被长期忽略了，就连赛义德这样的思想家，在美国以白人为中心的话语圈中可以代表东方发言的人，他的《东方学》中居然只出现了不到十次“中国”，而且只作为名词性出现。我的问题就是，谁来为中国文化说话？是洋人吗？是中东的学者吗？还是我们一心考托考出去以后，发誓不再回国的那些朋友们吗？我想应该思考了。今天的西方没有谁可以代中国发言，中国学者应该走出来，不再是谈自己一己的温饱，谈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工资这种知识分子，这叫做是“稻粱谋”的知识分子，还应该有一批赛义德说的“业余的知识分子”出来谈文化的走向。基于现在的情况，我想到了关于东方，尤其是关于远东的问题，所以提出来“发现东方”。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它是对我知识结构的一次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学者在一个世纪“拿来主义”以后的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发现东方”？发现东方我首先关注到一个“形象”问题，就是“中国形象”的变化。我这儿有一份材料，就是Angus Maddison 的一本书《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巴黎2001年版），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简单地说一千八百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这一千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也就是说当时中国这么小的一个地盘，但是占人类的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而公元1000年到1500年占23％。这一千五百年当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诸君如果不相信，可以看看唐代我们的长安，是当时多少人梦绕神牵的地方，犹如今日的巴黎、东京和纽约……
但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准确地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公元年1500到1800年这三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准确地说在公元1820年左右，GDP第一次和中国达平并且超过。换言之，我们落后了200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落后一辈子，或者永恒落后下去。在中国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公元1820年到1850年中国第一次最大限度拉开和西方的距离，欧洲的人均GDP当时和中国相比，在1820年是2。1，也就是中国两倍，但是很快30年以后就达到了10。6，高到了10倍，美国比中国人均GDP高到15。6倍。就是短短30年，中国人一下就被拉开距离了，这是经济方面。
在文化方面，他们看中国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眼光都要高看一眼，觉得可是了不得。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伏尔泰的一些作品。说起东方，说起遥远的中国，他充满了向往，对中国极尽赞美之词。仅仅过了20年，1765年他却说了这样的话：“中国的汉字叽叽喳喳的听起来特别难听”，中国的文化有很多很多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西方人眼中仰视的中国，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中国丝绸、中国的艺术还包括中国的餐饮，一下在他们心中就失效了呢？除了他们发现了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他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汉字文化的灵魂里去体会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妙处，所以他们往往在听了传教士的很多说法以后就出现了问题。到了19世纪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移转，中西双方都是由一种理解到了仇视，到了敌视、憎恨。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1949年冷战时代开始，双方的对峙又非常厉害，一直持续到1972年。到1989年以后同样又出现了很多反复，包括“中国威胁论”等等，包括最近一次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提法等等，都是在“遏制中国”。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遏制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威胁论”？其实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文化深层问题没有理解。朋友们可能觉得，说得太悬了。好，有一部电影《刮痧》，大家看过。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刮痧”是虐待儿童，居然把儿童的背刮得如此的红，那不跟殴打一样吗？而中国人认为很简单，刮的痧背后是经络，经络背后是阴阳，阴阳背后是哲学，这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我们“刮”的东西里边是有很深的含义的，但是他们不这么理解。从这一点点小的问题上可以看，文化的“误读”是无处不在的，消除文化误读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好好地把文化输出，以免被有意误读。
三、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新世纪方略
“发现东方”提醒我们注意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大部分被西化了，这没有什么不好，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对我们过去传统的反省。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对现代化、西化也做出一些反省吗？比如说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学术的问思方式已经失效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天还有吗？中国学术的言说方式是从《左传》开始的，那种散文性的、评点式的、悟感性的评点方式已经失效了。今天我没有看到一个博士论文一个硕士论文敢用钱钟书的《管锥编》的方式来写，敢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方式来写，我们必须用严格的西方的学术规范。谁在改造中国思想？谁在改造中国的言说方式？谁在改造中国的学术方式？谁在否定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东西呢？可以思考一下。难道这种反思或者这种改造它的正面和负面效益我们不可以思考一下吗？
还有翻译问题，我做了一个社会学调查，想弄清1900年到2000年一个世纪中国学者翻译西学的书有多少，包括英、德、法、意等文字，还有西班牙文字。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最后统计结果是十万零六千本左右。但是反过来我做了另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还不太准确，需要继续。调查的两个方面，一是说20世纪西方翻译了中国多少书，包括先秦古籍《论语》、《老子》等等，这个数量比较庞大（主要是传教士的翻译），《老子》有37个译本，《论语》那就更多了，但很多是重复翻译。第二项调查是，西方翻译20世纪中国有多少，这就比较悲哀了，不到一千册翻译20世纪中国的书。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做了一百年，十几亿人，只有一千本书左右被西方人看到。
因此，我提出“发现东方”是理念，“文化输出”是实践，“文化输出”不是王岳川的原创。我记得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宗白华先生曾经提出过，我们在20世纪初五四期间应该开窗让欧风美雨进来，在20世纪末的时候应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他用的是一个“走”字。季羡林先生在上个世纪末说“送出主义”，就说你不来，你不要，你看不上，我给你送过去，看你要不。我提出“输出”更主要的是强调一种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它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种政治表态，而是一种一代一代的人们坚定不移地输出去。
朋友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人家不要，人家看不上，你送了也白搭，有什么用呢？西班牙有一个传教士叫方济各·沙勿略（Framcos Savier），他从1542年到1552年步行10万公里以上，足迹遍及印度、新加坡，他后来发现，东方中国不能忽略。但是他生不逢时，正好当时的中国禁海进不去，他有一个想法，如果我把中国的皇帝都基督教化、天主教化了的话，那我岂不是就把我们传教的任务完成了吗？就这么一个人，在我们的广东，一直在澳门外边进不来，最后死在广东外面的上川岛上了。今天还有哪一个留学生，哪一位专家、教授敢于带着自己国家所谓的一种文化，到了别的国家被拒签进不去的情况下，徘徊若干年死在人家门口的？我看到的很少。这是一个文化担当和文化价值判断的问题。
中国今天应该意识到文化输出不是一个学理问题，它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怎样重新评价文化问题。“李约瑟之谜”提出，中国的科技曾经遥遥领先，却为什么突然就落后了呢？“韦伯之谜”提出，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有长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呢？这些问题应该去思考。我还要提出，为什么当代中国在学会“拿来”以后，没有思考一下要学会“输出”呢？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对人类负起责任来呢？它毕竟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
“文化输出”是一个工程，我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些实践。第一方面，就是准备翻译260本书：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就是说从先秦古籍《老子》、《庄子》、《论语》等开始，一直到清末；第二是要翻译一百本20世纪中国学者的书。这个我从1994年就开始做了，1994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一百本的《20世纪学术文化随笔》，主要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张岱年等等。为什么翻译他们这批书？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学者出去，只有靠马悦然这样的汉学家，把你某个人的著作翻成了以后才可能获什么奖，但是中国群体思想，那种集体性的智慧或者是东方智慧的代表没有了。第三，翻译60本的“中国当代文化生态”丛书，这个极其重要。我想纠正西方一种观点，就是认为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伟大的，19世纪以后的中国文化是西学的。我们所有的东西，你要唱卡拉OK，对不起是日本的；你要做行为艺术是欧美的，你要做任何一种东西才发现都是人家做过的做剩的，但是我们玩得还挺开心。中国的是什么？很多人说，既然是全球化就没有什么中国的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问题是谁在化？化给谁？最后你是否被化？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那全球化的鼓吹就是居心叵测。
从这一点上看，翻译这260本书，比如说建筑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电影生态，它向西方告诉当代中国已经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有自己的民族的创痛，有自己的精神的痛处，同时也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其实，在我看来，“文化输出”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种策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它是一种人类文化传承的方式，甚至就是传承方式本身的一种本体存在。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还是由西方人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相当的奇怪。因为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再也不是冷兵器时代，再也不是热兵器时代，今天是热核兵器时代。设想一下，今天的美国具有摧毁前苏联的核武器，可以摧毁350次；今天的俄罗斯，就是前苏联的，所存在的核武器可以摧毁美国135次。全球的核武器可以摧毁人类100次以上，在今天的战争当中没有赢家，既然没有赢家该怎么办呢？坐下来谈，谈什么呢？谈西化吗？谈一种单一的文化吗？谈文化的单边主义吗？不对，应该谈文化的多边主义，文化的多元主义。我们全球的人，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美好的资源，美好的文化都做一番清理，都开始“发现”一下自己。
中国首先要让整个世界知道，让整个世界了解它的文化。我们输出过文化，但那是京剧（武打），那是川剧变脸，那是我们的景泰蓝，那是我们的瓷器等等。您注意到没有，这些几乎都是物质层面的文化，难怪西方人会认为中国只有园林，只有折扇，只有一些他们所说的物质方面的文化。其实我们有艺术文化，我们今天的京昆艺术，今天的古琴正在申报或者已经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今天的书法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东南亚。但是您知道吗？前些年中国有一次重要的书法展总评委是位德国人。中国人出让自己的权力到了如此程度。最后这位德国人说，我不认识汉字，我更不懂书法，书法是你们的国粹，应该由你们来评价。中国“西化”已经西到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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