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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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几个阶段实现将比斯开湾各港口用作潜艇基地之目的。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7月2日第1049号密件。
第一阶段：使各港口具有燃料、给养和淡水的补给能力。
第二阶段：使各港口具有短期修理能力。
第三阶段：在比斯开湾各港口具有对大西洋作战的多数潜艇进行补给和维修的能力之后，即可将指挥机关迁来。
第四阶段：使各港口具有潜艇大修能力。
后来，经总司令部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比斯开湾各港为潜艇驻泊作好了准备。7月7日，U…30号潜艇作为第一艘潜艇从大西洋到洛里昂港补充鱼雷和燃料。8月2日洛里昂港的船坞便开始维修潜艇了。打那以后，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如要检修就不需要再返回德国本土了，只要回到比斯开湾沿岸就行了。8月29日，我将威廉港的森克瓦尔登指挥所暂时迁到巴黎，等到洛里昂港附近的凯纳韦指挥所的通信设施扩建完毕后，再将指挥所迁移到比斯开湾海岸地区。
由于比斯开湾洛里昂修船厂的潜艇维修能力超过了负担过重的德国本土的修船厂，因此前面提到的潜艇从比斯开湾出发在作战行动方面所处的优越地位就更加明显了。如果说从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这一时期每2。35艘作战潜艇中才有1艘潜艇在海上活动的话，那末到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这个数字就下降到1。84艘；就是说现有潜艇的经济使用率提高了22％。这样在海上活动的作战潜艇的总数就比以前增加了。此外，潜艇的航海日增加了，而用于往返作战区的时间却减少了。1940年7月之前，潜艇驶往大西洋必须穿过北海，绕过英国北部，航程达450海里。而现在每次行动可节省一星期的航行时间。因此，潜艇在作战区逗留的时间就相对延长了，对敌作战的潜艇总数也就更多了。
由于发挥了大西洋基地的直接作用，尽管有一段时期前线潜艇的绝对数有所减少，但实际参战的潜艇甚至增加到8…9艘。而且与战争头几个月相比，战果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在那几个月拥有更多的潜艇，那会取得多大的战果啊！潜艇数量的增加除了能提高每艘潜艇击沉敌舰船舶数量外，还会给我们带来间接的好处。潜艇的数量越多，则海上耳目越多，发现敌运输队也就越容易，从而可节省潜艇等待敌运输队的时间。这样一来，每艘潜艇每天在海上击沉敌舰船的能力就可大大提高。
然而，1940年夏要想增加前线作战潜艇的绝对数量是不可能的。当时潜艇的数量正处于减少的趋势；如前所述，到1941年2月，前线潜艇只有22艘。1940年夏季，有人反复向我建议，完全停止在国内为装备新潜艇而组织潜艇训练，把训练艇腾出来用于前线作战，以便充分利用当时在潜艇战中颇有希望获得重大战果的良机。
我没有采取这种措施。这种措施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前调这20左右艘训练艇（其中大部分是小型的），能击沉更多的敌舰船，因而能迫使英国求和。但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始终认为，只有大幅度地提高英国舰船每月被击沉的吨位量，才能迫使英国求和。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应象我在和平时期所要求的那样增加大量的潜艇。我一直认为，尽快地组建一支庞大的潜艇舰队是海军最重要的任务。其中也包括对那些即将登上新潜艇的艇员的及时培训。因此，抽调训练艇到前线作战并非上策。相反，如有必要，还应把前线的潜艇交给潜艇训练部门使用。
1940年夏季，我仍然认为战争将是长期的。当时一些正在受训的年轻潜艇军官对我说，他们担心在战争结束前可能没有机会到前线作战。我回答说：“别着急！几个月之后你们就可能对战争感到腻烦。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强国作战。”
1940年6月18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它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战斗下去。我认为这表现了他们真正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这符合英国民族的特性。英国人打仗从不会半途而废，而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也符合以丘吉尔为首的国家领导人的精神状态，符合英国的作战传统和实际情况，只要他们的岛国及其生死攸关的海上交通线还没有受到致命的威胁，英国决不会采取停战的政策。其盟国——法国在大陆上的失败对它当然是不利的，但这并没有直接影响英国的生存。因此，我全然不信在法国被我们打败后，英国会接受德国提出的任何一个和平提议。除了与这个海上强国继续战斗下去之外，我们别无他法。问题在于我们需要采用一种最终会使他们准备进行和谈的作战方式。
当然，在这方面，最彻底、最省时间的办法是占领英国，也就是入侵英国。1940年夏，德国国防军就着手准备实施代号为“海狮”的作战计划。在这一计划中，也准备动用全部潜艇（包括训练潜艇）。我对这次入侵行动缺乏信心，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海军总司令向希特勒提出要求：应具备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即德国在英吉利海峡作战区必须拥有绝对的制空权。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除此之外，我方掌握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也是入侵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要将部队一次运过去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尔后要长期依靠海路向这些部队提供各种物资补给和人员的补充与加强。无论是制空权还是制海权，我们当时都还没有能力去获得。因此，我觉得海战指挥部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入侵英国的态度是正确的。在取得海战指挥部的同意后，我在德国为入侵英国而进行准备的阶段，一方面继续在大西洋进行潜艇战，另一方面仍在本国加紧对新潜艇人员进行训练。1940年9月5日，我向海军总司令汇报了上述情况，他对我的做法表示赞同。他本人对有可能中断潜艇的训练，把训练艇也用于入侵行动的做法持保留意见。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9月5日战争日志。
对英国还可采取另一个战略行动，即由轴心国占领地中海地区，把英国赶出近东。这样做将会对英国造成严重的后果，从而大大改善我们在欧洲南部的地位。但是，对英国来说，失去地中海地区和近东地区的阵地，如同失去法国这个盟国一样，受到的打击虽然是严重的，却还只是间接的。因为这对英国本土的安全和通向英国的生命攸关的海上交通线未构成直接的和致命的威胁。再则，要占领地中海地区仅靠意大利是不行的，只有在德国的支援下才有可能。在那里，也肯定需要投入德国的海军兵力。这支兵力只能从主要战区——大西洋战场抽调，尽管面对最强大的海军强国英国，我们本来就感到大西洋的兵力已十分不足。在制定地中海地区战略行动计划或向国家领导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时，海军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
我认为，要迫使英国求和，只有采取第三种办法：就是袭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这对英国是直接的打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与英国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英国要进行战争非依靠海上交通线不可。一旦海上交通线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英国的政策必定会作出反应。对法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取得了极有利的对英战略态势。当前，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一态势，将德国的整个作战战略转到从这一态势出发对英国进行海上战争，除了这一主要任务之外，没有什么比这更为迫切！
显而易见，消灭敌舰船必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任务。1940年英、美造船厂每月的造船吨位估计为20万总吨位。当然，再过几年这种能力肯定还会提高，但需要经过一个逐步发展和日臻完善的过程。此外，敌人对舰船吨位的需求量也会不断增加。因为英国任何一个扩大战争的行动，都需要相应的舰船吨位作后盾，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地减少敌人的舰船吨位。其前提是，我们必须快速、大量地建造经济战中的主要兵器——潜艇。这就是我随时随地明确强调的观点。1940年10月，我8艘潜艇一举击沉了敌63艘舰船，共计352507总吨位。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它大大减少了英国舰船的总吨位。如前所述，我一贯认为要取得对英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作战区同时参战的潜艇就不能只有8艘，而是需要100艘。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千方百计地在“大西洋战役”中尽快投入强大的潜艇部队。众所周知，我过去和现在一直反复强调的这个观点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丘吉尔有一个观点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他认为德国潜艇对英国来说是主要威胁，仅这一点就使他感到诚惶诚恐，并认为，如果德国人不惜为建造潜艇而孤注一掷，那就聪明了。详见附件5。
丘吉尔本人在战争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是反潜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同时又是“大西洋战役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为解决与大西洋战役有关的所有问题而专门成立的。战时内阁成员、各部部长、第一海务大臣、空军总参谋长和一批技术顾问均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见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64页。
就这样，大不列颠在首相的领导下集中了一切力量来对付潜艇的威胁。
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又做得怎样呢？即便在战争开始之后，也没有将各个有关的国家部门组成一个由国家首脑领导的统一的主管机关，否则的话，这个机关就能集中一切力量尽快地铸造潜艇部队这把利剑，以构成对英国的严重威胁。在潜艇建造方面，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
看来我们对这场海战的认识是不足的。我们缺乏象英国国家和军队首脑以及英国公民那种对“大西洋战役”的清醒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目光较多地盯着陆上战役。有人认为，通过夺取陆上战役的胜利，我们同样也能战胜海军强国英国。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只注重陆上战争的德国的国家和军队首脑们，始终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大西洋战场，德国的少量潜艇担负着同英国进行决战的重任。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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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CJ
投笔从戎
第九章 潜艇部队的组织和战争第一年的潜艇建造
潜艇部队司令应具有哲那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式的头脑。他既要看到大西洋的情况又要看到本国的情况。其中一个面孔要向着在远海活动的潜艇。他和他的作战参谋部在考虑问题和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前线潜艇部队的战斗行动、所面临的威胁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必须随时传递潜艇部队的报告、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和指示。他与艇员们共享胜利的喜悦，共尝失败的苦果，为他们的命运而牵肠挂肚。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因得不到某艘潜艇的音讯而万分焦急时，如果突然得到了这艘潜艇的音讯，他立即会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一艘潜艇返航时，只有当他顺利地通过了敌潜艇潜伏区和布有水雷的近岸航道，终于平安地返回基地之后，潜艇部队司令才能放心。潜艇的每一次损失都是对潜艇部队领导一个沉重的打击。这种情绪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消除，然后重新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再干。
只要条件允许，我经常在艇员们返航后立即去看望他们。当他们带着消瘦、苍白和满脸胡须的面孔，系着因油污和海水浸蚀而变得污渍斑斑的革具指制服上的皮制腰带，肩带等疲倦不堪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的心会一下子本能地紧缩起来。我们觉得彼此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在问候和交谈的同时我又以海军总司令的名义授予艇员们应有的荣誉称号。当然这首先要由艇长提议，然后我再加以考核，尽量做到公平合理，一视同仁。在潜艇部队的表彰工作中不存在文牍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问题。艇员在潜艇进港后，可佩戴在最近一战斗中获得的奖章回家休息几天，他的乡亲们也会为此而感到自豪。我认为，及时地给那些浴血奋战的前线官兵授予荣誉称号，将会在心理上对他们产生重要的作用。凡是官兵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和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我们都应该立即去做，否则的话，在下一次战斗中一旦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拥有授奖权的上级就会因没有行使这一权利而深感内疚，会觉得很对不起他。
潜艇部队司令的另一个面孔要向着国内，因为人们渴望得到的潜艇在国内建造，新潜艇艇员的训练和新服役潜艇的试航也在国内进行。
在简述潜艇训练任务之前，有必要先谈谈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德国潜艇部队的组织情况。
在和平时期，训练是主要任务。这些任务应结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出的战术和战役任务在同一海区遂行。因此，这两个方面的计划可以在我的领导下由一个联合的作战和组织参谋部去制定。然而战争一爆发情况就不同了。对敌作战成了本人最重要的职责，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潜艇部队的指挥所必须设在最便于与作战潜艇和海军其它高级指挥机关联系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新潜艇人员和新服役潜艇的训练只能在无敌人骚扰的波罗的海进行。战争爆发后，在改组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时，必须考虑上述情况。
潜艇部队的作战和训练这两项任务必须由统一的领导机构来组织实施；当时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对新潜艇和艇员的训练，必须坚决地按照今后作战的需要进行。为此，必须把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每天收集到的前线作战潜艇的经验教训、敌情的变化发展和敌方的防御情况，经过必要的整理之后，迅速地不断地转告国内的训练部门。要设法将这一训练原则尽快地落实到实际训练中去。为此，必须从前线抽调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担任教员和训练员，在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和国内训练部门之间，有必要经常相互通报各种命令、信息和兵力调动情况。只有通过这种密切的合作才能使新潜艇做好必要的参战准备。也只有这样做，才完全有可能使潜艇避免因训练不足或不适应敌方的防御措施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此可见，潜艇的作战指挥和训练始终应该在统一的领导下实施。
1938年，当时的海军中校冯·弗里德堡被调来协助潜艇部队指挥官工作。根据战前海军总司令部制定关于军官调动的长期计划，他将于1940年4月1日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指挥官。我本人则在预定的东亚之行结束之后，将于1940年10月1日率领一个由4艘刚服役的“希佩尔”型重型巡洋舰组成的大队作一次较长时间的环球旅行。但战争改变了这项计划。
弗里德堡是一个聪明而精力充沛的军官，他具有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经常被选派到重要岗位上任职。尽管他的军龄和年龄对适应潜艇生活都偏高，但我还是先让他当艇长，然后再到我的参谋部工作。与每一个来自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一样，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前，他需要用较长时间来适应潜艇部队的另一种生活。他曾对我说过，他参加了1938…1939年冬季举行的那次军事演习，当时我们在辽阔的大西洋采用了狼群战术，因此他终于相信了德国潜艇的重要作用。直至他1945年5月逝世，他一直是我忠实的战友和部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潜艇部队的忠实“奴仆”。弗里德堡及其参谋部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1939年9月17日，我派弗里德堡乘坐我的指挥舰“埃尔温·瓦斯纳”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