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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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堡及其参谋部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1939年9月17日，我派弗里德堡乘坐我的指挥舰“埃尔温·瓦斯纳”号从威廉港（那时我的潜艇部队指挥所就在该港附近）前往波罗的海。陪同前往的有我的参谋部中主管组织、技术和武器技术工作的负责人，其中有与我共事多年的亲密的同事机电长特德森海军中校。弗里德堡的任务是在波罗的海对新服役的潜艇和艇员进行训练，以及处理各种人员、技术和武器技术方面的问题。前线各潜艇支队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由他负责解决。
　　1939年10月17日，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个组织。弗里德堡任潜艇部队的组织处处长，该组织处是一个独立机构，归我领导。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壮大，在尔后的几年中他的职务也不断变动，起初任“潜艇部队第二海军将官”，后来成为“潜艇部队海军指挥将官”。以后，这个组织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该组织经受了考验，一直保留到战争结束。
　　年青的潜艇人员，不论其军衔级别如何，都要到弗里德堡的各潜艇教导总队里学习理论，然后到各总队附属的潜艇教练支队进行实际训练。未来的艇长要学习鱼雷射击课程，而对技术军官则按照对潜艇机电长的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在军官训练结束后，已服役的那些潜艇还得进行一次彻底的试验性训练。在实际训练中，都是以狼群战术打击假设的尽可能近似真实的有强大兵力护航的敌运输队，作为训练的高潮而结束的。
　　在训练中，我们对潜艇尽量进行类似实战的下潜训练。该训练科目由前机电长汉斯·米勒上尉负责，他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此外，还对潜艇进行各种干扰试验，如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的攻击，直到主机和升降舵在水下航行中完全失去作用为止。因此，新艇员都能满怀信心地参加他们的第1次战斗航行，因为他们即将遇到的战场情况和危险情况已在本土的训练中预先演练过。对于这些情况他们从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已有了准备。
　　当弗里德堡同组织和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离别之际，正是我的作战参谋部与戈特领导的作战处合并之时。当时，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戈特海军少校任作战处处长，他后来晋升为海军少将。这个组织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我在法国西部海岸的指挥所里关注着国内的情况，因为我非常重视对未来潜艇战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迅速而大量地建造新潜艇。在第五章中已经指出，这项任务由海军总司令部新成立的潜艇局来执行。潜艇局在潜艇建造方面应重视潜艇部队司令提出的要求。
　　1939年9月8日，我在一份综合报告中再次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了上述要求潜艇部队指挥官1939年9月8日第482号机密文件，详见副本即附件6。。此外，我在报告中还重申了以前提出的关于建造3艘潜艇供应舰的要求。这些供应舰将用于海上为作战潜艇补充燃料和食品，以延长作战潜艇在作战海区停留的时间。我还向总司令部提议，继续建造在和平时期就已着手建造的火炮巡洋潜艇，但应减少火炮，加大活动半径，作为快速鱼雷潜艇使用。
　　1939年9月28日，希特勒到威廉港视察潜艇部队。我当着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大将的面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
　　“4。　潜艇部队在通讯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今天可以按计划将潜艇派遣到最遥远的海区去，并使之进行协同作战。这样我们就具备了集中使用潜艇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先决条件。敌护航运输队就会成为该海区所有潜艇的攻击点。1939年5月11…15日在比斯开湾举行的演习已经证明了这种作战方法的可实施性。
　　“5。　经过对与潜艇战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检验之后，我深信我们能给英国最薄弱之点以致命打击的有效武器仍然是潜艇。
　　“6。　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潜艇，才能卓有成效地遂行潜艇战。为此至少需要300艘潜艇。就是说有必要建造300艘以上的潜艇，才能弥补因战斗损失和设备破坏而造成的数量不足。
　　“7。　以这些数量的潜艇为基础，我相信潜艇部队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9月28日战争日志。
　　我曾亲自对国家领导人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提过我对建造潜艇的要求。希特勒对我的要求没有表态。
　　1939年9月，海军总司令就舰艇建造一事命令如下：撤消战前制定的舰艇建造计划；新的舰艇建造计划包括下述几个紧急项目：
　　1。　按潜艇部队司令在建议中提出的型号建造新型潜艇；
　　2。　继续建造5艘大型军舰，即“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战列舰、“欧根亲王”号和“赛德利茨”号巡洋舰以及“策佩林”号航空母舰；
　　3。　建造驱逐舰、鱼雷艇、探雷艇、扫雷艇和控制近岸水域所需要的拖网渔船，以及快艇。海军总司令部海战指挥部作战处1939年9月10日第233号机密文件，1940年9月28日海军武器局和经济局第935号机密文件，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参谋部参谋长1939年10月23日第2630号机密文件。
　　按照这个新的计划，每月要建成29艘潜艇。每艘潜艇从定货到交货的时间规定在1年7个月到2年半之间。海军总司令部海军设计局一处（ZB）1939年12月8日第1870号机密文件。这个期限未免太长了。按一般经验，一艘潜艇在交付前线使用之前还要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和试航。因此，在1941年下半年前，即在开战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供前线作战用的潜艇了。
　　实现海军总司令部这一新的舰艇建造计划的前提条件是，海军应使工业界认识到这项任务的紧迫性，应获得必需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1939年10月10日雷德尔海军元帅请求希特勒授予他这方面的一切权力。希特勒口头上同意他执行海军的建造计划，但没有授予他处理紧急问题的权力。海军总司令还从国防军统帅部那里得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书面的决定：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参谋部参谋长1939年10月23日第2630号机密文件。
　　1。　领袖同意海军下列建造计划：
　　a。　继续建造5艘大型军舰；
　　b。　限制轻型舰艇的建造；指前面提到的用于袭击近岸海域航线的小型作战舰艇和快艇。
　　c。　执行所建议的潜艇建造计划；
　　2。　鉴于戈林元帅拥有统辖各方面的广泛权力，领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认为，无需再为实施潜艇建造计划另授特权。
　　这项决定使海军在潜艇建造过程中得不到所需要的指示。海军总司令出于无奈，在1940年3月8日把潜艇建造计划中规定的每月造艇总数暂时降低到25艘。
　　尽管海军为了获得更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再三努力，但帝国元帅戈林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始终没有应允。例如，海军用于生产军备的钢只占全国钢产量的5％还不到。而海军提出的增加用于建造潜艇的钢材分配额的要求却一直得不到满足。
　　1940年6月，海军总司令部不得不规定，原来暂时将每月潜艇建造数削减到25艘的计划将长期有效。
　　然而，连这样的建造计划无论是在每月的交货数量还是在建造时间方面也都是难以实现的。为了能在潜艇战中迅速投入强大的兵力，当然建造时间越短越好。海军总司令部各有关部门和潜艇部队领导不得不反复强调时间问题的重要性：
　　“……在当前潜艇的损失率还较小，敌防御措施（其中包括美国的商船建造，它要到1942年底…1943年初才能达到较大的规模）尚不完善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办法是通过最快的途径使作战潜艇的数量达到最高水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天所耽误的，即使今后再增产也是无法弥补的……”海战指挥部1941年战争日志，第UII2495号机密文件，第C4部分。
　　在1940年上半年，每月新潜艇的实际交货量只有2艘，下半年提高到6艘。1941年上半年每月只有13艘，而不是原计划的29艘或25艘，下半年才上升到平均每月20艘。
　　那时德国海军没有花大力气去组建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以发挥它们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战时我们在军备方面所犯的这一错误使英国人大得其利，他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
　　1945年7月我被囚在蒙多夫监狱时，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给我一张英国海军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征询意见表。开头两个问题是：
　　1。　当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对潜艇进行了全面试验，并深知潜艇的威力后，为什么却不竭尽全力建造潜艇？
　　2。　为什么拖延到战争爆发，直到放弃入侵英国的念头后还不加紧建造潜艇？证书号码：驻德英国海军总司令办公室，1945年7月20日，第3061号。
　　战争一爆发，英国人如何估计德国会大规模地迅速地建造潜艇，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叙述1939年9月的形势时说：
　　“显然，德国将大量建造潜艇，其数量当以百计，而且毫无疑问，无数的潜艇也正在造船架上，处于各种不同的建造阶段中。我们预料，在12个月或18个月内必然会发生大规模的潜艇战。”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文版第1卷，第392页。
　　在《海上战争》这部英国出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的著作中，英国海军上校罗斯基尔就德国在战争的头几年潜艇建造数量不足一事评论如下：“德国发展潜艇的速度如此之慢，乃英国之大幸也。”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0页。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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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笔从戎
　　第十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　贫困和四分五裂的一年
　　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人们普遍认为，顾名思义潜艇多半是在水下航行，偶尔才上浮到水面，这才符合“水下艇”的真正含义。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直到1944年，无论外国的还是我国的潜艇，只有当必须保护自己或者在白天为了攻击时才下潜，而一般情况下总是浮在水面。因此，实质上它们是能下潜的水面舰只，即一种能通过下潜而不易被发现的舰只。潜艇之所以尽可能浮出水面，是因为它需要有尽可能广阔的视界，保持最大限度的机动能力，以便能根据攻击的需要而高速占领有利阵位。这些在水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当时各型潜艇的水下速度最高不超过7节，而且只能在短时间内保持这种高速。潜艇要接近速度比自己快得多的敌水面舰船，并占领必要的攻击阵位，靠这样的速度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在水下几乎是静止状态的潜艇其作用犹如一枚水雷，它只能盼望、等待着敌舰船意外地直接向它驶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潜艇一直保持这样一种水下待机状态，那就犹如一只饿极了的野兽，趴在草丛中静候某个牺牲品偶尔落入它的利爪之中。潜艇采用这种办法是不能取得重大战果的。
　　在晴朗的天气里，当一艘潜艇在辽阔的海面上远远发现一艘敌舰船时，其首要任务是从水面占领有利的攻击阵位，换言之，即占领敌航向正前方的阵位。由于鱼雷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还得有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目标本身也在运动。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从前方阵位发射鱼雷才能击中目标。如果从敌舰船后面发射鱼雷，鱼雷就要追逐运动的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追赶不上的，鱼雷到了其航程终点时就自行停止前进而沉入海底。
　　由于这些原因，1935年以来德国潜艇部队的训练指导思想和基本战术原则都是强调机动地使用潜艇。新的集群战术是一种非常灵活机动的战术。这种战术充分地利用了潜艇现有的速度，使潜艇可以连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去接近所发现的敌舰船，并且可以把多艘潜艇配置成巡逻幕或侦察幕向目标逐渐接近或与敌保持接触，有时则可进行夜间协同攻击。
　　由此看来，潜艇的水面机动是其作战成功的前提。但潜艇能否长时间地在水面机动行动，这是我从1936年以来甚为担忧的问题。潜艇水面机动的主要威胁来自飞机，因为飞机可迫使潜艇下潜，使它静止不动。因而我希望能提高潜艇的水下速度，但在组建新潜艇部队的那些年中我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潜艇仍然缺少合适的水下推进器。天才的工程师瓦尔特在1936年拿出了设计方案，他使用一种过氧化氢的主机提高了潜艇的水下航速。当时我和特德森海军少校异常兴奋地拿起设计方案跑到海军总司令部那里请求对瓦尔特的重大发明给予有力的支持。对瓦尔特的发明情况，留待后面再加以叙述。在这里，在叙述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况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下潜艇机动的重要性问题。当时各种型号的潜艇只在水面才有较好的机动能力。
　　第八章已叙述了1940年10月底以前大西洋战役的情况。现在我们接着将大西洋战役的情况提纲挈领地介绍到1941年12月为止。
　　在法国我的指挥所里，有两间名叫“情况研究室”的房间，潜艇的作战计划就是由我的参谋部在这里拟定的。这里每天举行情况报告会，并对潜艇战作出决策。墙上挂着我们所需用的海图。海图上用针或小旗标出潜艇的位置和我们所掌握的敌情数据，例如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及其航线或敌防御兵力的活动范围和作战半径等。另外，我们还通过图解注记对海图加以补充。这些图解注记主要说明不同于指挥所所在地区的战区（特别是大西洋西北部）的时差、海流、潮汐、冰和雾的情况以及每天的气象、作战潜艇的续航力，港内潜艇的出厂和离港日期等事项。面对一个直径1米多的地球仪，使我们有亲临大西洋之感；它为我们精确地测量较远的距离提供了方便。从海图上我们只能获得近似的数据，因为地球曲面对利用海图测量较远的距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除了“情况研究室”外，我们还有所谓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挂有各种图表，上面标绘了被击沉的舰船，潜艇的损失和护航运输队的活动等情况。为了便于分析，在战况图上，首先形象地标上我方作战的效果。潜艇的战果，即每个舰日击沉敌舰船的平均数，是用曲线表示的。被击沉敌舰船的总登记吨位只能根据潜艇的报告来计算。经验证明，这些报告虽然难免有些夸大，尤其是在报告夜间的击沉数时更是如此，但是曲线还是相当准确地显示了潜艇每月战果的升降情况。我特别重视经常观察这些下降或上升的曲线。就象病人的体温曲线可给医生提供病人的健康状况一样，上述曲线也可使潜艇部队领导掌握敌区近期的形势，是向有利于我的方面发展还是向不利于我的方面发展。不过，这种曲线对战场瞬间的战况变化（是成功，还是失败）似乎还无法表示。
　　通过对图表曲线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的这几个月中潜艇的作战效果仍处于高峰状态，但与前几个月相比却有所下降，因此必须找出其原因。
　　原因之一是天公不作美。那一年强劲而持久的暴风席卷着整个大西洋，视界受到很大的限制。艇员们说他们是在海上艰苦条件下进行“操作”的，因为潜艇在风浪的颠簸下难以实施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