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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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知道我所面临的任务很重要，也很艰苦，但仍为我的任命而感到高兴。我希望能随着我职务的提高，我的影响能力也有所扩大。在已往的战争年代中，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不得不经常忍受我们的政治领导和国防军统帅部所坚持的大陆主义的态度，尽管雷德尔海军元帅多次进行规劝，但他们仍没有认识到英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海军没有及时和充分地得到为完成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作战任务所必需的兵力兵器。我打算改变这种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亲自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光靠书面报告是不够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通过在领袖大本营里担任要职的将军来反映海军的要求也是不够的，必须由总司令亲自出面来说明。根据以往的经验，仅仅满足于在希特勒那里作一次简短的汇报是不行的；应该长时间留在那里，直到一次汇报所产生的影响得到充分的巩固为止，这也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得准备应付以后的反对意见，如有必要的话有时还要反复恳切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其生效。事实证明，自由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可以激发希特勒生动的想象力，而不是“仅触及他的表皮”。
　　为了使那些为实施海上战争而必需提出的要求得以实现，我必须在工作上取得希特勒的信任，没有信任就根本谈不上给他施加足够的影响。要使他了解我，只有经常或间隔几天就到大本营去。我相信，我上任之后采用这种办法就能巩固我在希特勒那里的地位。
　　一开始我就遇到了麻烦。当我在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的那天向他汇报时，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为什么要大型军舰退役的问题。他讲完后，我对他说，我对我现在这一新的职务的使命还没有充分的领会。
　　1943年2月8日，我看了一下大型军舰的退役计划，这个计划是我的前任拟订的。起初我对该计划没有提反对意见。
　　但很快我发现有关大型军舰的报废问题必须重新研究。经过调查我认为，大型军舰退役，尤其是军舰报废需要花费劳动力和工业力量，这两者都不会给人力和物力带来值得一提的好处。这些措施必然会在军事和政治上产生不良后果。
　　根据与我前任提出的同样的理由，我得出结论，上述计划是错误的。1943年2月26日我向希特勒作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汇报。我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了我不能同意他的命令的理由，并请求他撤消这个命令。当时他感到意外的难堪，因为他万万没有料到我这个一向要求大力支持潜艇战的前潜艇部队司令会有这种态度。他十分恼怒，但最后还是愤愤地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对我下了逐客令。
　　打这次汇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曾怀疑，我担任海军总司令的日子是否能长久。但很快我发现，我反对希特勒的结果完全不象我所想的那样，后来他对我异乎寻常的客气，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1945年4月底。他喜欢用我的军衔称呼我，而不用别的。当着我的面他从没有打破这个惯例，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在向希特勒作了首次汇报后，我仍然遵循我的原则：在他的面前开诚布公，不隐瞒海军的弊端或失误。例如，我曾毫不犹豫直接了当地向他谈了我对潜艇战的忧虑。1943年5月当潜艇战崩溃之际，我丝毫没有受到希特勒的责备。此后不久，在一次大规模的形势讨论会上，有人向他报告，说一艘重要的油船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被英国潜艇的鱼雷击中，这艘油船是从黑海驶往被我占领的希腊途中遇到潜艇的。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说：“当然，英国的潜艇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可是我们的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却一无所获！”当时我站在他的对面靠近地图处，周围约有20人，都是国防军的首脑人物。这时我立即用强硬的语气答道：“我的领袖，我们的潜艇必须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作战。假如我们的潜艇也能象英国潜艇在达达尼尔海峡前方海域那样如入无人之境的条件下作战，那么它们起码也会取得同样的战果。我派往直布罗陀海峡的都是一些地中海优秀的艇长，他们比英国人要能干得多！”
　　由于我的回答措词激烈，当时整个会议厅鸦雀无声，希特勒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但即刻就恢复了平静，并对那位向他报告情况的约德尔将军说：“请说下去！”我对希特勒的这种评语十分恼火，随即离开了会议桌走到窗口旁。当讨论会结束的时候，我走在后面，但希特勒走到我面前，用亲切的口吻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进早餐，我表示同意。他把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打发走后，只留下我一人。
　　我所以这样详细地描述这一次争论的场面，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事业带来了重要的后果。此后，希特勒再也没有干预过海军的事情。他似乎相信我会尽力而为的，对我可以信得过。当其它人向他提出对海军的建议或要求时，或在他面前以某种方式指责海军时，他经常这样回答：“海军元帅一定会尽快按要求去办的！”
　　这种关系的逐步发展，大大方便了我对海军的领导。
　　但是，这种关系对我的地位也带来了反作用，使我面临其它军种和帝国当局的非难。
　　戈林喜欢在希特勒面前指责其它军种。他的这种行为给我的前任雷德尔元帅带来不少困难。当雷德尔移交最高指挥权告别希特勒时，为了助我一臂之力他对希特勒说：“请您在戈林面前支持海军和我的接班人。”
　　很快我觉察到了戈林所耍的手腕，那就是经常把其它军种的失误当作头条新闻不切实际地告诉希特勒，结果我与他之间发生了冲突。最激烈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发生在一次大的形势讨论会上。会议一开始戈林就报告，德国的快艇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某港受到英国飞机轰炸，损失惨重。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很可能是海军的快艇没有分散隐蔽，为了图舒服“一古脑儿”地集中在一起。
　　我立即反唇相讥：“我不允许您抨击海军的事，元帅先生，您最好还是去关心关心您的空军吧，那里够您忙乎的。”
　　顿时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后来希特勒要求那位作报告的军官继续讲下去才打破了这种沉闷的空气。
　　这次讨论会结束后，又出现了与第一次同样的情况：希特勒有意挑逗性地留我吃早饭，而与戈林握手告别。
　　打这次后，戈林再也不敢象上次那样指责海军了。他似乎也打算与我和解，这次冲突后短短的几天他出乎意料地给我送来了用钻石做的航空兵徽章，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姿态我无法回敬。
　　我在希特勒面前仍然坚持我的坦率而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原则。在好多情况下我曾讲过：“我这个海军总司令可能干不长了。”
　　希特勒曾命令，凡是与瓦解国防军战斗力有关的刑事案件均应交给人民法院处理。但由于我的抵制，这项命令对海军来说等于无效。只有在海军中，由于我的反对，才使得1944年委派的民族社会主义指挥官没有对部队的指挥活动产生多大影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总为海军作出特殊的规定。
　　1944年7月20日以后，希特勒不再邀我与他共餐。我只能在大庭广众中见到他，与他说说话。但他对我的亲切态度仍一如既往。
　　由于在工作上我幸运地得到希特勒对我的信任，从而使我能为海军争取到他的许多支持。凡是海军装备方面需要的物资，一般都能如愿以偿，虽然当时正在进行的轰炸要求德国工业生产力大大超过前几年。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十九章中谈到。
　　限制每个负责人的职权范围是希特勒的原则，与海军无关的问题他从来不问我，更谈不上征求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实际上我想关心一下其它方面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1938年以来不再举行内阁会议，我只好要求在其它部门的首脑向希特勒汇报情况时我能参加旁听，或者能得到这些报告的文字材料。但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因而我对职权范围以外的一些主要问题缺乏系统和足够的了解。由于不了解情况我对这些问题无法进行客观的判断，因此我在希特勒面前除了过问少数的特殊情况外，无法过问我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凡是我对这些问题提的建议，总是被希特勒用相反的理由加以驳斥。这主要是我对事情缺乏全面的了解，不得不同意他的理由。但是，这种对我的任务范围的限制，并不能打消我作为海军总司令想经常了解整个军情的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经常性地参加大本营召开的大的军事形势讨论会是很有必要的。
　　纽伦堡法庭对我判刑的原因之一是，我在“战争期间与希特勒就海军问题进行过120次会谈”。
　　世界上哪里有直接隶属于国家元首的某军种总司令是采用其它办法来完成他的每一项任务的呢？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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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笔从戎
　　第十八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六阶段（1943年1月至5月）　从最大规模的反护航运输队作战到潜艇战的失败
　　1942年12月，有9艘新型潜艇调到前线作战。这样，到1943年1月前线作战潜艇的数量分别为：大西洋64艘，地中海24艘，挪威海21艘、黑海3艘。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1月1日战争日志。
　　关于向黑海派遣潜艇的情况我将在下一章谈到。
　　12月，在大西洋的作战潜艇，平均每天有98艘在海上，其中39艘在作战区，59艘往返于作战区的途中。
　　在1942年潜艇战战果最大的那个月，大西洋潜艇部队平均每艘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为220吨。人们还记得1940年10月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反而是920吨。这有力地证明两大海上强国的反潜力量已发展得多么强大。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经过3年的战争之后必然的发展趋势。由于我们预料到肯定会出现这种趋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战争期间曾多次敦促有关部门尽快建造大批潜艇。现在要取得象战争头几年那样的战果，就必须投入比当时多3倍的潜艇。因劳动力和原料不足，新潜艇的建造速度和数量一时还上不去。所以对我来说，如何尽量经济地使用现有兵力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1942年12月8日我在柏林再次请求海军总司令，把挪威海区的潜艇用于大西洋作战。挪威海区的潜艇从194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只击沉敌船262；614总吨位，而同一时期相同数量的潜艇在大西洋却击沉敌船约91万总吨位。由于把潜艇调到挪威海区，使击沉敌船的吨位减少了约65万总吨位。1942年1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反对把潜艇派到挪威海区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趋势。被击沉的敌舰船吨位数的减少，给我方的整个战争行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对敌人、尤其是对通过挪威海区和大西洋的敌运输船队则极为有利。海军总司令接受了我的意见，并下令在挪威海区只允许留下6艘潜艇。见本书第107页（第8章）。
　　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北大西洋狂风大作，白浪滔天。从这时起一直到1943年1月，风暴连续不断，势不可挡，给潜艇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夜里看不到星光，航行特别困难。各潜艇阵位之间常常产生很大的间隙，要想系统地搜索敌舰船是不可能的。即使偶尔与敌船遭遇，天气也大大限制了武器的使用。陆地上的人们可以想象一下，1943年1月在大西洋上风暴呼啸、恶浪滔天的气象条件下潜艇艇员特别是舰桥上的值更官们处境是多么艰难。用皮带牢牢拴住的艇长和指挥塔上的嘹望哨不仅要忍受怒吼的海浪对潜艇劈头盖脑的冲击，还得冒着被卷入漩涡的风险。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潜艇只能偶尔取得一些小小的战果。
　　但是天气条件并不是1943年1月头两个星期里找不到所要打击的4支护航运输队的唯一原因。在这个月里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英国护航运输队对以往保守的做法已有所改变。英国人似乎又采用了规避航线，让他们的护航运输队分散在广阔的大西洋上。显然护航运输队又变得灵活机动了。我们在指挥所里每天标绘出“潜艇配置图”，标出的潜艇位置与敌人根据观察和无线电报告而对我潜艇配置情况可能作出的估计一样。然后我们问自己：敌人对潜艇的这种配置将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考虑，敌人护航运输队要么改变航线绕道而行，要么敌人料到我们的潜艇会根据敌规避机动情况而转移阵位时，它径直进入了我潜艇原来的配置海区？
　　为了针对敌人多变的措施而及时采取对策，我们作以上“第一步或第二步”考虑都是必要的。1942年我们在这方面多次作出正确的推断，而现在1943年，我们觉得“这盘棋”越来越复杂了。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1942年11月英国海军将军马克斯·霍顿爵士接受“西部海防区”最高指挥权，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英国潜艇部队总司令。从那时开始，丘吉尔把指挥“大西洋战役”的重任托付于他。在霍顿海军将军的指挥下，英国的反潜作战在物质和技术方面有了重大改进，尤其在战术指挥和增强士气方面的进展更为显著。霍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潜艇部队指挥官，最善于判断德国潜艇战的实施情况。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给我们的作战造成了重大困难。“他的学识、才干、果断和旺盛精力无疑使他成了邓尼茨的劲敌。”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7页。
　　在北大西洋，由于风暴和敌人采用规避机动战术，使我们在年初头几个星期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未能取得较大的战果，而同一时期在亚速尔群岛以南海区的战斗却特别富有成效。
　　1942年12月底，我在纽约…加那利群岛的大环形航线上部署了一个代号为“海豚”的潜艇群。该群从北向南散开，配置成一个侦察幕，向西搜索。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海区发现驶往直布罗陀、增援北非登陆部队的敌护航运输队。与北大西洋的航运密度相比，经过这个海区的护航运输队是比较少的。此外在这些低纬度海区护航运输队分散航行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不会去延长它们的航线。鉴于这支护航运输队对美国在北非发动攻势来说极其重要，我当然想发现这样的护航运输队并与之作战。
　　1943年1月3日，U…514号潜艇（艇长奥尔曼海军上尉）在“海豚”艇群西南900海里处的特立尼达海区活动时发现了一支向东北方向航行的护航油船队。到那时为止，“海豚”艇群已进行了4天无效的搜索。
　　U…514号潜艇用鱼雷击中一艘船，此后与敌船失去接触。
　　我可以断定，这支护航运输队来自库拉索…阿鲁巴石油区，而且是从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驶往直布罗陀，为美军在北非登陆提供大量燃料的。这批燃料运到后，对尔后几周和几个月内的敌方北非进攻作战的开始和进展都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发现该护航运输队的地点与“海豚”潜艇群的位置相距约1560公里。敌护航运输队会走什么航线，我们并不知道。但我认为，它必定会采用大环形航线上那条最短的航线。因此，我决定派相距甚远的“海豚”群前往截击，尽管我们刚刚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而且对它的航向只能估计而已。如果把这种情况换到陆上来解释，这就等于位于汉堡的潜艇奉命向东南方向航行，去捕捉一支大约在米兰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