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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镈币和蚁鼻钱。秦本身新发行的通货有中有方孔的常见的圆币,这种形式在
今后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国钱币的标准形式。 《汉书·食货志》详细地叙述了
②
秦的改革: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
文曰 ‘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
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就是公元前221年制定的
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在中国
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对任何熟
悉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有人计算,战车车轮
的轨距从商代起,逐渐从现代的7。07英尺变窄到战国时期的5。41英尺或以
下,最后窄到西汉时期的4。92英尺(从发掘的同时代的国都长安的正城门遗
址可以看出)。最后的数字接近于用于现代铁路的轨距4。71英尺。(在古代
的西方,车的轨距一般地说有更加狭窄的倾向。例如,对罗马时代不列颠的
有些道路上车辙的测量表明,轨距在4。50至4。83英尺之间。)①
道路、城墙和宫殿②
在帝国以前的中国,由农民履行的徭役在传统上已经是营造城墙、道路、
河渠、宫殿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同时,农民还有服兵役的义务。随
着秦的统一天下,以远为巨大的规模组织这类劳役就有了可能。此外,为了
劳动和军事目的,还广泛地使用犯人和其他受歧视的集团以补农民劳役的不
足。这一切导致了下面将要讨论的巨大建筑、军事征讨和移民。
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建造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北、
东面和东南辐射的一批称为驰道的帝国公路;少数几条主要道路远及偏远的
倍于古”。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52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28—229 页,译文有改动)。
①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5 — 6 页注d。
② 这一节广泛地利用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1—16 页和第47—55 页中关于道路和长
城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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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因为咸阳在帝国西部边缘附近。根据一份后世的材料,这些公路之宽
合50步,路两旁植树的间隔为30尺。前一个数字相当于近70米,显然太宽,
可能是文字有误。(这个问题将言附录3中进一步讨论。)
从公元前212年起,帝国最重要的将军蒙恬奉命建造名为直道的一条南
北向的主要大路。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
沙漠,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最后止于九原 (现今内蒙古境内包头之
西约100英里的五原),总长约800公里(约500英里或1800秦里)。秦始
皇在公元前210年死时直道尚未完成。残址至今犹存,许多地方与大致沿同
一路线的一条现代道路平行。在其地形多山的南部,旧路一般只有约5米宽,
但在北部平坦的草原上,有的地方宽达24米。①
一个必定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得出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
(4250英里)。据吉本的估计,约公元150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
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3740英里(5984公里),
两者可以互相对照。在汉代,随着帝国的扩张,秦的道路系统大为扩大,但
从公元3世纪起,中国与罗马一样,道路也损坏了。在中国,除去政治因素,
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水路交通有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华中更是如此。
当然,远为突出的是筑造长城。象直道那样,这也是蒙恬的成就。从公
元前221年起,在长达十多年的期间,他号召30万人,不但征讨北方的戎翟,
②
而且建造长城和直道。考虑到长城的宏伟, 《史记》的记载(在蒙恬传中)
①
却是极为漫不经心和简略的: “'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
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黄'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在其他早期的史料中缺乏蒙恬筑城的任何详细记载,这使人们不能确定
长城是否事实上真象文中断言的不间断地延伸万余里(近4100公里或2600
英里)。但还有两个进一步的考虑值得一提,一个考虑是今天存在的长城(其
几个主段,而不是它的几个弯段),据估计总长度为3440公里,或2150英
里。这当然大大少于文中所称的蒙恬筑城的长度。第二个考虑是《史记》的
这段叙述中关键的字是“万”。这个字有时在《史记》的其他地方及其他早
期文字中也碰到过,从这些文字的上下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此字的使用是
比喻性的,而不是表示字面的意义。在这类段落中,“万”似乎不再指确切
的数字。相反,它应被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用来表示一个很大的、但
不确定的数字或数量。这种用法的例子将在附录3中讨论。我们认为,除了
这些例子,还应加上 《史记》的这段文字中出现的“万”字的例子。
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远不是定论,但似乎是很可信的——是,
蒙恬筑的城很可能短于《史记》中的“万余里”之所指。另外,我们认为,
在缺乏充分材料的情况下,妄加猜测是不明智的。也许有朝一日考古学会解
① 关于附有很不清楚的图片的此路的报道,见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载《文物》,1975。10,
第44—45 页。
② 蒙恬传记载于《史记》卷八八,卜德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53—67 页有译文及讨论。
在 《史记》卷六中,长城只在前213 年被提到一次 (第25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69
页'),但不说也能明白,修筑长城需要的时间必定长得多。
① 《史记》卷八八,第2565 页 (卜德:《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54 页)。临洮即今甘
肃省的岷县,在西安之西约300 英里,辽东在今东北南部沿海,在朝鲜之西不远。阳山在今内蒙古包头之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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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个难题。
但是,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
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
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
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象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
运输材料的手段。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
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对蒙恬能
够使之在现场进行真正建设的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几十人建造工地上的通道
和运送物资供应。死亡的人数也必定是非常巨大。尽管完全缺乏统计数字,
并姑且承认大部分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这意味着大部分建筑材料就地取
得),但以上所述似乎是很合理的假设。对这个工程和其他同时进行的工程
来说,蒙恬的30万人,不象以前所见到的那些数字那样,决不是夸夸其谈。
如地图二所示,秦的城墙向北延伸的距离,远远超过现存的城墙,后者
主要可追溯到明代,其中很多用石建成。如果一个多世纪以前几个国家在北
部所建的原来的城墙没有经过一定程度的加固,蒙恬不可能在10年内建成。
大致由西往东列举,原来的城墙包括约公元前300年建造的秦城墙,前353
年的魏城墙,约前300年的赵城墙,最后是约前290年的伸向东北辽河下游
的燕城墙。魏、齐、楚也在不同时期在其他方向修建城墙以保护自己。似乎
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表现出更浓厚的筑
垒自固的心理。长城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把定居务农的中国人与塞外游牧的
夷翟隔开的预期目的,这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最后,还要叙述关于营造宫殿之事。在公元前221年,据说12万户豪强
被迁往咸阳,还据说在渭水北岸秦都上下游的许多英里的距离内,建造了细
致地仿照他们原来住所的建筑物。
因为不满意于咸阳的祖先的宫殿,秦始皇在公元前212年开始在渭水南
岸上林苑内营建新的宫殿。由于离对岸的咸阳不远,它取了阿房宫 (附近的
宫)这一流传甚广的名称。鉴于这个宫殿不可能具有所说的巨大规模 (约
75600平方米),读者可再一次去参考附录3。
另一个下面还会谈到的工程是秦始皇的陵墓。早在公元前246年就计划
建造,但它最早被提到是公元前212年正在营造的情况。建造陵墓和宫殿共
同使用的劳动力据说达70万人,此数为蒙恬同时进行军事征讨、造路和筑城
墙活动所使用的30万人的两倍以上。可能70万之数是精确的,但也可能因
为这些是皇帝的工程而加以夸大,使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武功和移民
公元前221年内战停止,仅仅经过一段短暂的间歇期,随之而来的是对
外的军事和殖民扩张。这一行动的进行既向北,也向南,虽然《史记》卷六
记载的进行时间是在公元前214年,但它持续的时间必定大大地超过一年。
例如,蒙恬传记载,“暴师于外十余年”——换句话说几乎从公元前221年
①
后不久直至他于前210年死去——“是时蒙恬威震匈奴”。他在北面征服的
① 匈奴是蒙古和更往北的游牧民族,他们有时被确认为“Huns”。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
年—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有鲁惟一的导言 (莱顿, 1979 ),第71 页注4;及本书第6 章《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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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包括黄河北部河套内的鄂尔多斯地区,以及更往北的今内蒙古的领土及
向西北延伸远至今甘肃省兰州的其他领土。
南征也正式地记载于公元前214年,但可能可追溯到更早的前219年,
结果设立了三个、可能是四个新郡,其辖区包括今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
和今福建省的部分地区。这些征服的地区比北方的征服地区具有更大的社会
的和经济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新郡包括的领地土质肥沃,灌溉良好,因此有
利于中国农业生活方式的普及。但是大部分新土地在秦末的动乱时期丧失
了,不得不在汉代去收复。
与南征有联系的是建于秦始皇在位时的第三个大水利工程。这就是灵
渠。《史记》从未提其名,但有一段提到公元前219年挖渠运粮以支援军事
①
远征之事,可能指的就是灵渠。 此渠穿山开挖而成为三英里长的连接河道,
把长江一条南支流的河源与西江一条北支流的河源连接起来。这样就能把粮
食和其他物资通过长江往南经洞庭湖,最后经西江一路不间断地运往现在的
广州。灵渠至今仍在使用,只是在汉以后有过几次间断。它成为河系中的一
个重要接连渠道,这个河系最后由于在长江以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了
其他任何文明无法比拟的内河系统,它自北向南延伸约2000公里,或1250
英里 (从北纬40度到22度)。②
大批中国人被派往新领土进行殖民和征战。迁移的人中有许多囚犯和其
他受歧视的人,尽管不是全部。第一起移民的事例发生在公元前219年,当
时秦始皇在帝国作广泛的巡游,在东部沿海的山东南面的琅邪呆了三个月。
当时这个地区无疑人烟稀少,因为在他结束逗留时,他下令运送三万户到那
里定居。他们都是平民,不是囚徒,所以得到免除一般劳役12年的奖励。③
以后几次大的定居活动是与公元前214年的北征和南征一起进行的。在
北方,数目不详的“谪”(囚犯“徒”的另一个称呼)被遣送去占领新征服
的领土,同时这些地区被划定为34个县。同年在南方,由所谓的逃亡者(逋
亡)、奴仆(赘婿)和店主(贾)组成的一支成分复杂的杂牌军被派往新郡
桂林、象和南海三地去作战 (可能就在那里定居)。“逋亡”也许是指那些
曾躲藏起来逃避劳役和军事义务的农民。“贾”则反映了抑商的偏见(见前
文)。“赘婿”是穷人家之子,据秦以后的史料,他们因债务而在另一家劳
动。如果三年后自己的家庭未能清债,他们就将成为长期奴隶。偶尔他们也
①
可能入赘而成为控制他们的那家的女婿。(关于秦代社会的这些集团和其他
地位低下的集团,下面将简单地提到。)
公元前213年,被放逐者再次被送往北方去筑造长城和送往南越 (广东
②
和越南北部的一小部分)。这段记载之所以特别使人感兴趣,是因为这时被
一节。
① 《史记》卷一一二,第2958 页。
②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299—306 页对“灵渠”有详细的叙述。
③ 关于劳役制及对人民推行的劳役的法定义务,见杨联陞:《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情况》,载他所编:
《中国学概览》(坎布里奇,1969),第202 页以后。
① 见仁井田陞:《汉魏六朝债权的担保》,载《东洋学报》,21:1 (1933),第91—103 页,特别是第
97—99 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第136 页、152 页注163。别列洛莫夫:《秦帝国:中国的第一个
中央集权国家》(莫斯科,1962),第103—104 页。
② 《史记》卷六,第253 页 (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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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的人不是囚犯或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集团,而是“治狱吏不直者”——
换句话说,是官场的成员。法家相信严刑峻法,他们还准备对社会一切成员
行使法律而不管其地位如何,在这方面他们又是平等主义者。
公元前212年,“益发谪徙边”,同年,在更靠近京都之地出现两次大
的移民运动:三万户被送往秦始皇未来的陵墓郦山,另外五万户被送往秦廷
的夏都和位于蒙恬直道南端的云阳。这些户与公元前219年的30万户一样,
不是罪犯,因此他们因这次迁移而免除劳役10年,以之作为奖励。
最后,在公元前211年,三万户被迁往鄂尔多斯地区。对他们的奖励是,
每户按原来商鞅所定的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