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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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学校中所教授的浮华理论从而给儒家经典的注疏注入新的生命这一方面
①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被正统的纯正统派人士指责为道家。他确实曾经注
释过 《老子》和《淮南子》，并且据说他在早年曾经拒绝过“非其好也”的
职位，而退隐到边疆地区。可是，夷狄民族的侵犯引起了饥馑，因此他最后
还是接受了官职，以免饥饿而死。他向他的朋友解释说，因细小的屈辱而抛
②
弃自己的生命，这“殆非老庄所谓也”；他也暗示过庄子的一段话，即人们
应该拒绝最高权力，谢绝爵位和荣誉，以便在有生之年勤修得“道”的功夫。
在马融的时代，受过教育的人们，甚至包括儒生在内，不象儒家教义所
要求的那样，都开始拒绝卷入公共事务，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他
们都有哲学的和宗教的爱好，这是因为受了庄子著作的启发。新趋势是恢复
庄子的荣誉地位。这也有几种理由和几种先例。儒家的禁锢已经不能约束王
充（约公元27—100年），他在他的《论衡》中掀起了一个运动，反对官方
学派在五经的注疏中所教授的文字使用不当和前后相违迕之处。这种注疏导
致了明显的学院式作风。据说，现在已经遗逸的前汉的一些注疏有时为了注
解五个字的一句话竟有芜累至二、三万字的。①
在公元2世纪之初，词典编纂家许慎在他的《五经异义》中认为能够很
容易地指出某些固有的困难。马融和他的弟子郑玄（公元127—200年）则想
挽救传统，他用的是把经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注的方法，目的在于引出
一套首尾一贯的学说，而不是象官方那样把它们单个地加以处理。这些人是
一千年后的宋代儒学复兴以前的最后几位经学注释大师，有机会在儒学的发
展历史中强调注疏的重要性。儒学的发展史便是经学注疏的发展史，正象基
② 《汉书》卷八十，第3324 页。
③ 《汉书》卷一百上，第4205 页。
① 《后汉书》卷60 上，第1953 页；米耶奇斯拉夫·耶尔齐·屈恩斯特勒：《马融的生平与著作》（华沙，
1969 年），第28—29 、37—38 页。
② 见《庄子·让王篇》，第76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三十，第1723 页（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 卷，第143 页）；又见上面第14 章《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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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发展史便是圣经注疏的发展史一样；佛教发展史的道理也是这样。
但是，公元2世纪注疏家们进行改革的企图，并没有能够挽救汉代的经
学免于它所面临的屈辱。正是在这个时期，象王符（约公元90—165年）的
《潜夫论》或崔寔（死于公元170年）的《政论》这些猛烈的抨击，都证明
②
了文人学士们对儒家正统抱有蹈瑕寻隙的态度。在整个公元2世纪，经学的
古文派和今文派之争促成了儒家正统的基础的破坏。用古文字——即汉代以
前的文字——书写的经书稿本被说成是新发现的，把这种典籍拿来和口头相
传并且用当时的文字书写的汉代版本作比较，马上就引起了关于经书教义的
解释的论战。
古文学派的支持者们反对官方注疏家们所做的专证性注释，也不接受孔
子的半神化和归之于孔子的奇迹。早在公元79年就在皇宫内召开过一次关于
③
经学的会议，其记录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今文学派的支持者们战胜了观点更
进步的古文学派的人们。一个世纪以后，古文经学派有马融和郑玄等注疏家
①
站到了它的一边，从而在公元3世纪的哲学复兴中必然地展示了它的光华。
为了把这个伟大的复兴放到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必须费些笔墨来谈谈汉
代为这个复兴铺平道路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在政治方面，汉代的灭亡始
②
于后宫的阴谋和宦官掌权；这二者是一再发生的祸害。从公元1世纪的末年
起，皇帝只是一些儿童，或者与摄政的太后们有关的外戚手中的卒子，他们
彼此争权。出身于平民的宦官谋取新兴的商人阶级和富裕投机商人的支持，
以打击代表宫廷利益的大地主家族和贵族。文人学士则联合起来反对这种政
治体制，努力保卫他们对行政权力的独占。
从公元165年起，窦太后成为摄政者。和她的前汉同宗一样，她也倾向
于道教。她的父亲窦武反对宦官，但她本人是犹疑不定的。她的父亲在公元
168年被处死，她丢掉了权力，宦官取得了胜利。他们追捕文人们，把他们
③
遣送回籍，投闲置散。这便是有名的党锢之祸 （公元166—184年），其后
便是袁绍搞的政变，他在公元189年大杀宦官，过了三年他本人也被杀害。
真正的赢家是军人，他们赶赴京师，尽量夺取好处，然后用一系列声明争夺
领导权。
整个帝国陷入了混乱。权力掌握在军人手中；政府四分五裂；贫困不堪
的农民开始在四乡游荡。然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伟大的道教起义；黄巾
军活跃于中国东部，五斗米道活跃于西部。在这种新的灾祸面前党锢之祸才
正式被解除。许多军人在这些镇压叛乱的战争中立了功，例如董卓就是这样，
他紧接着袁绍的政变，于公元190年也洗劫了洛阳，摧毁了汉王朝的档案馆
和皇家图书馆。但是，给予汉王朝的致命一击却留给了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
目的人物之一的曹操（公元155—220年）。
曹操出身微贱，是大诗人、大战略家，也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他
反对儒家的礼仪和道德束缚。在他于公元220年死后，紧接着他的儿子曹丕
② 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他的《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制：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
式》 （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198 页以下。
③ 关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见张朝孙 （音）：《白虎通》；以及上面第14 章《后汉时期的官学》。
① 见下面的《公元3 世纪的哲学复兴》。
② 见上面第3 章《宦官的作用》；第5 章《灵帝的选择》和《王朝权力的崩溃》。
③ 见上面第5 章《大放逐（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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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魏王朝（公元220—264年），它自称在中原地区代汉而兴。可是，另
外两个国家占有了中国其余的部分：蜀据西部，即四川（公元221—263年）；
吴据南方，最初都武昌，后来都南京（公元222—280年）。这就是所谓的三
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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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在汉王朝末年爆发的骚乱当中，长期隐藏的民间道教阶层在公元184年
爆发的一系列叛乱中公开露面了。按照六十花甲子的计年法，这一年恰好是
①
新的一轮甲子的开始。这些叛乱受道家乌托邦的鼓舞，并且是周期地向儒家
政府的窳政挑战的所有农民叛乱和秘密会社的前驱。这种由自己称帝并自任
宗教领袖的人领导的叛乱，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就有记载；至于鼓舞他们的
宗教信仰，历史学家却并没有告知我们。公元184年，仅几个月内就爆发了
两起各不相涉的运动：一为黄巾运动，一为五斗米运动。前者之名源于他们
头戴黄头巾（黄色代表黄帝，他们把他和老子一起当做他们的庇护人）；后
者这样取名是因为他们每人须向共同的组织，特别是义舍交纳一定数量的粮
食；义舍要为游方或静修的信徒提供食宿。
黄巾军集中在国家的东部，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因为这里的宗教情绪向
来很高；五斗米道则起于西部，在四川及陕西的几处边境。这两个运动的领
袖都姓张，但两个张家似乎并无关系。在东部的三个领袖称为三张：即张角
和他的两个兄弟张梁和张宝：他们的活动在十年之间越闹越大，但在公元184
年末由于曹操的帮助而被打败，并被杀害。在西部也是三张 （看来他们与东
部的三张并无血缘关系）：即张陵 （后名张道陵），他的历史情况不详，但
道教教会的祭酒后来都承认是他的后裔；他的儿子张衡，也未必有更多历史
可考；张陵的孙子为张鲁。此外，还有一个张修，他可能是这个运动的真正
创始人，但据认为是被张鲁杀害的。看来张鲁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帝国的权力
制度，而是要改良它。他设法当了这个庞大的政治和宗教会社的头目，直到
公元215年他与曹操合流才使运动草草收场，他被曹操加官进爵，并且与曹
氏联了姻。而到了184年底黄巾军领袖全部被杀，此后的运动只有零星的余
波而已。道教传统的奠定应该是来自西部的三张，而非东部的三张。
这两个运动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致使某些学者把它们看做是十分不同的
①
两个运动，其中的一个在“道教”的真正气味上更浓于另一个运动。但是在
实际上，尽管史料往往有我们弄不清楚的细节上的差别，它们却有很明显的
②
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因此能允许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考虑。 人们有时说，
黄巾军遵循太平道，西部的叛乱者则是遵循天师道；但是“天师”之名见于
中国东部，而“太平”的乌托邦思想则是这两个运动共具的目标。在中国西
部，叛乱者们口中念念有词的是老子的“五千言”，据说重复地念它可以产
生神奇的力量。可是，敦煌所发现的《想尔注》通常被归之于张鲁名下，它
③
对《老子》所加的注则以道德为主。在东部，他们宁可以《太平经》为指针。
或许主要的区别是，西部的叛乱者混杂有当地的非汉族土著，他们对五斗米
① 关于这种甲子周期，见上面第12 章《空间、时间和诸天》。
① 见保罗·米肖：《黄巾军》，载《华裔学志》，17 （1958），第79—86 页。
② 见罗尔夫·斯坦因：《论公元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 50 （1963），第5 页。
③ 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1956）；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
1969），第75—80 页；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东京，1970），第50—53 页。关于“想尔”（似
乎是用于冥观静思，因而变成了一个长生久视的人物的名字），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续论》，载《福
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丛》 （东京，1969）。又见威廉· G·博尔茨：《从马王堆帛书看〈老子〉“想
尔注”的宗教和哲学意义》，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4511 （1982），第95—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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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信徒的思想和实践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在这两个运动中，它们的思想和实际活动都受一种神道设教的弥赛亚思
想的启示，其根源可追溯到前汉末年，那时有个山东人进呈过一本《包元太
平经》给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据说此乃天帝所授，以使汉王朝
①
更新天命。在公元前5年，他的继承人汉哀帝（公元前7—前1年在位）因
被病魔所侵扰，故自号太平皇帝。后来黄巾军所采用的关于太平的乌托邦思
想因此据称是渊源于古代。它后来也被佛教徒叛乱者所采用，到了19世纪又
再次被自称为基督教的太平军叛乱者所采用。②
至于作为黄巾军权威圣典的《太平经》的文本，据认为它是公元2世纪
中叶以前琅邪（山东，黄巾军的又一发源地）人于吉（又名于吉）所传布；
此书的一部170卷抄本曾经呈献汉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可是，这
部卷帙浩繁的汉代版本只剩下了几句引文。敦煌手稿中曾发现一部残卷和目
③
录，但是，它的版本不会早于公元6世纪之末。不管怎样，这个文本不可能
与原来的版本相同，因为它的暗示和借喻都出自佛教。或许这部包含在明代
①
《道藏》中的47卷《太平经》也是出自六朝的版本。对我们来说不大可能
从它的文字中获得什么东西，这表明它和所谓的 《老子》一样，这部特别的
著作强调的是这个教义的道德方面。它劝人们讲孝道，要顺从和表示忠诚；
但是它也包含用魔法治病的劝告；劝告人们实行“养生”术和“尸解”之术，
②
以便死后得升天堂；也劝告人们内观自省以“守一”。这后一词是佛教徒为
翻译梵文sa…mādhi（等持；即mental concentration，智力集中）而采用的。
后汉的道教会社是按照军事、行政和宗教结构组织起来的。东部的这种
会社被分为36“方”（“方”字也用于指那些知道魔术处方的人），他们据
认为有治病的能力。在西部者，则划分为24“部”或“治”，主其事者有“祭
酒”——这是一个旧名词，指民间社会的当家尊长，由他主持当地筵宴并首
③
先酹酒祭神。它后来变成了汉代行政术语中的一个官衔。它的刑法带有宗教
性质，如果生病，便象在乌托邦中叙述的那样，被认为是对罪恶的惩罚，补
救的办法是当众忏悔、行善和退入“静舍”以省察过错。信徒们分为道父、
道母、道男和道女。
西部的张姓三领袖自称为“天师”；他们把自己看做是老子——已被神
化为天子的顾问和教师——在地上的代表。在东部，张角被尊为黄天，这表
明他渴望帝王的尊荣；他或者用“天公将军”的名号，他的两个兄弟则分别
称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以符合古代宇宙三位一体的那一套词令。
① 《汉书》卷七五，第3192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