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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

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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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克什米尔作见习僧,同时在那里研习小乘教经 
  典。在他返回库车的路上,他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下来并开始研究大乘教,特 
  别是其中由龙树 (Nāgārjuna)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中观学派(Mādhyamika) 
  的学说;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历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这个学派曾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āpāramitā…sūtra)中的教 
  义做了极精详的系统化工作;它宣扬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中道 (madhymā 
  pratipad);它的出发点是对两“边”(anta)和任何二元性实行归谬法的 
  辩证法;它依靠悖论来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对立、常(■ 
  ā■vata)与断(uccheda)之间的对立、菩提(bodhi)与烦恼(kle■a)之 
  间的对立、死(nirvāna)与生(sam…sāra)之间的对立,都可归结为空(■ 
  ūnyatā)。① 
       公元384年,库车被前秦的一位将军所攻克,鸠摩罗什也被俘获;这位 

② 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以及《中国学研究选篇(1921—1970 年)》(莱顿,1973), 

第148 页以下、153 页以下。 
①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49—50 页。 
② 见G。E。萨金特:《朱熹与佛教》(巴黎,1955)。 
③ 鸠摩罗什,或简称罗什,约公元350—409 年。关于他的传记,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第2 卷,第54 页注2。 
① ■ūnytā,在数学上就是零。 

… Page 567…

  宗教大师是他们急需的人材。这位将军回到中国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 
  治国家——后梁(公元386—403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肃的武威)。 
  鸠摩罗什在那里呆了约20年,他在这期间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识,因为如 
  若不然,就很难说明他会翻译得那么优秀了。后来他再次被后秦的姚兴 (后 
  秦的高祖,公元394—406年在位)所组织的一支军事远征队所俘获。姚兴是 
  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长安给鸠摩罗什加了许许多多荣衔;罗什 
  于402年被带到长安,并被委托带领一支已由道安训练出来的第一流的翻译 
  队伍。这支翻译队伍不仅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他们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员 
                                                                     ① 
  的素质很高,它不仅包括深晓经文“意义”的一些和尚,而且也包括当地最 
  有学识的一些世俗人士。 
        鸠摩罗什的译文经过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饰和润色,中文的行文非常优 
  美流畅,它们超出了前辈(因为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文在他以前已有别人译 
  过),也使后来的译文为之逊色。它们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例如,他所译的 《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维摩诘所说 
  经》(Vimalak■rti…nirde■a)、《净土经》(Sukhāvat■…vyūha)即是如 
  此。但是,他译的中观学派的论文才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运 
                                   ② 
  动。这里主要有“三论”。除此之外,恐怕应该加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③ 
  的注释(计25000偈),它据说为龙树所著,但恐怕是4世纪初在印度西北 
  部写成的。这样就构成了大乘教哲学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可视为小乘教 
                                                                                 ④ 
    《阿毗达磨》的一种补充,这在《十诵律》的经文中体现了出来。 
        鸠摩罗什对大、小乘教都很精深;这两种教义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在他 
  的本土西域彼此竞争。这种巨帙注释本技术性很强,又不少于百万汉字,在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元404—406年)译成,在当时确实是创世界纪录的译 
  作;只有玄奘在公元7世纪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这更好一些。让我们想象一下, 
  在这个大都市郊区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园中的阁子里有一位库车大师,环绕着 
  数以百计的汉族合作者——由这位异域主持者亲自指挥的长安的文化菁英人 
  物;让我们判断一下,中国人当认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学点什么东西而又不 
  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论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 
  啊! 
                                                                                   ① 
        鸠摩罗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弟子,例如竺道生,特别是 
  僧肇(公元374—414年),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可以比之于王弼(他有 
  时被人称为“王弼第二”)。僧肇出身于长安的寒素之家,幼年被迫给人做 
  抄写工作维生。这使得他有机会读到中国的经籍和史书,然后读 《道德经》 
  和《庄子》,最后才皈依佛门。这是符合通常的学习进程的,但是他没有象 
  道安和慧远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大约在公元398年,他前往姑臧 
  进入了当时在长安有口皆碑的鸠摩罗什的学校;4年以后,鸠摩罗什和他一 
  起返回了学校。 

① 此即义学僧,这些人专攻教义,而不以主修寺院课程、默省和其他课业见长。 
②  “三论”包括如下经典: 《中论》,是对据说为龙树所著的《中观论》的注疏;《十二部论》(Dvād■… 

nikāy… ■āstr),据说也为龙树所著;《百论》(■tk… ■āstr),据说为提婆(■rydev )所著。 
③ 即《大智度论》(Mhāprjnāp ārāmit…upde ■);关于它的译文,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④ 见前文。 
① 见前文。 

… Page 568…

                                                         ② 
        僧肇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著,它们是用强烈的道家精神和语 
  气来阐发中观学派的伟大论旨,可是显示出他比南方的任何“玄学”门人或 
  庐山慧远派的门人弟子们更熟谙印度的哲学。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竺道生 
                                           ③ 
  曾把僧肇的一篇文章给慧远看过。僧肇在他的文章中又讨论了王弼和郭象所 
  曾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体”与“用”等。僧肇把这和佛教中诸如“慧” 
    (praj■ā)与“方便”(upāya),或“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联系 
          ④ 
  起来。在他的著作中,新的“理”还带有大大不同于印度哲学的宇宙秩序的 
  意味,因此有时使人怀疑他究竟是一位佛教徒还是一位道教徒。他似乎没有 
  学过梵文,但他吸收了中观学派的分别推求法,这是向逻辑学的挑战,同时 
  利用了印度形式的三段论,即“四难推理”:有;无;有和无;非有非无。 
  他的著作确实是中国人在理解印度思想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给中国佛教留 
  下了持久的痕迹。甚至迟至唐代,禅宗还从僧肇吸取灵感。 
        公元417年,长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刘裕所占领;他不久又返回浙江, 
  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建立了南朝时代的宋王朝(公元420—479年)。后秦王朝 
  灭亡了;长安又被一个匈奴领袖所重新占据,鸠摩罗什的社团不得不向南或 
                                                            ① 
  向东北流落到北魏地区(公元386—534年)。北魏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 
  帝国,在公元5世纪中叶统治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它的第一个首都是在 
  山西(平城,今大同附近),但在495年迁到了旧都洛阳,此地现在已变成 
  了北方的佛教中心。北魏王朝从一开始就左袒佛教,但对它的实际活动则控 
  制得更严厉。它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这时面临着南方早已爆发的国家和佛教 
                                                    ② 
  教会之间的冲突。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东晋王朝,慧远如何为僧徒赢得 
  了“不敬王者”的特权。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③ 
  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 
  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但在中国,反对佛 
  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 
  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它 
  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 
  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 
  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所有这些 
  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 
  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 
  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① 

② 塚本善隆译注的《肇论研究》(京都,1955);以及沃尔特·利本塔尔译:《肇论:僧肇的论文》(香 

港,1968)。又见鲁滨逊:《印度和中国的早期的中观学派》,第123—155、210—232 页。 
③ 见前文。 
④ 见前文。 
① 可能是源出突厥…蒙古族的一个集团所建,为拓跋氏 (To…P,或Tbgch)。 
② 见上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③ 关于这种冲突,见塚本善隆等人:《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京都,1960),第69 页以下,热尔纳: 

 《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赫尔维茨: 《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陈观胜:《中 
国佛教的历史研究》,第74 页以下;以及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261 页以下。 
① 关于它的译文,见伯希和译《牟子理惑论》,载《通报》,19  (1920),第255—433 页。关于北魏时代 

… Page 569…

        北魏王朝所最关心的是帝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受干扰。为了终止政教之间 
  的这种斗争,政府企图设立一种国教,把僧侣置于一个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 
  它的负责人是一名僧侣,同时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各外州府也有其下属来负 
  责管理地方佛教团体。除了或许在阿育王时代以外,印度从来没有这种设置, 
  而即使在那时,公元前3世纪的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监督权也不象北 
  魏王朝管理僧众的人具有的职责那样广泛和重要。② 
        这样把佛教教会置于国家之下的办法马上给佛教徒带来了麻烦。公元 5 
  世纪中叶,两种敌对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运动:一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 
  北魏的政府机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为道教,因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 
  众欢迎。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谋臣崔浩(公 
  元381—450年)的影响;后者被教养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汉化这种 
  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则为法式在北魏帝国建立它的行政制度。他赢 
                            ③ 
  得了道教天师寇谦之 对他的事业的支持。 
        公元455年当皇帝扑灭了长安的一起叛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佛教寺 
  庙里藏有武器。在那个时候,许多叛乱都是佛教徒煽动起来的。皇帝下令将 
  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处死,以后又下令杀尽全帝国的和尚,并且尽毁一切佛 
                              ① 
  教寺院、佛像和佛典。这道命令看来似未严格执行;可是,它是被中国佛教 
  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法难”。几年以后这道命令被取消了,佛教随着和尚昙 
                                                                     ② 
  曜(可能是汉人)在460年当上了沙门统而重新得宠。正是此人开始了云冈 
  石窟的开凿;此地距北魏在山西的都城不远。这些佛窟的装饰受到印度、西 
  域风格的影响,甚至也受到希腊化时期风格的影响。里面的佛像都再现了魏 
                        ③ 
  王朝诸帝的形象,因为他们已被神化为佛祖了(这就在神权政治上解决了和 
  尚该不该敬奉世俗君主的问题)。 
        到了公元4世纪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统法果(约在公元348—420 
  年)就已经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据说: 

              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 
        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半个世纪以后,昙曜也精明地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处加上了安全垫。为 
  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虫,他也建议让他们做工作。大约在公元469年,建 
                              ④ 
  立了“僧祗户”制度。这种户包括应向教会当局交纳“僧祗粟”的世俗佛教 
  徒。这种交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和寺院。 

的佛教,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京都,1942);《魏书释老志研究》(京都,1961); 
以及《魏收的释老志》,赫尔维茨译,载《公元5 世纪北中国的云冈石窟》,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编 (京 
都,1956),第16 卷 (增刊),第23—103 页。 
② 朱尔·布洛克:《阿育王的铭文》(巴黎,1950),第33 页以下。 
③ 见下文。 
① 关于崔浩,见《魏书》卷三五,第807 页以下。关于北魏斥佛,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 

篇》,第241 页以下;以及陈观胜:《论对北朝斥佛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② 塚本善隆:《魏收的释老志》,第69 页以下。 
③ 戴密微:《中国考古学札记》,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25    (1926),第452 页注6。 
④  “僧祗户”中之“户”,是国库的财政单位。 

… Page 570…

       昙曜还建立“浮图户”,招募刑徒和官奴来寺院服役,使之垦田、开荒 
                 ① 
  和运输粮谷。这意味着佛教教会必须在公共福利上做些事情。那些生产僧祗 
  粟的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很大 
  的嫉妒,又使得大批为非作歹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涌入僧祗户,甚至也涌入 
  了正式的僧侣队伍。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 
  僧尼共67258人。公元512至515年之间,寺院又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 
  朝的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侣总数200万人。南朝在此时期的统计数 
  字则要少得多;寺院的数字约在1768到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 
  至82700人之间。 
       在北方,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和尚们中 
  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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