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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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21年宣布建立秦帝国至公元220年最后一个汉帝逊位的四个
半世纪中，中国历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进化性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
期的开始，尚不能肯定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会被认为是统治人民的理想的典
范；到了汉末，保存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自然的和公认
的目标，受过教育的官员可以指望为它效忠和效劳。帝国最初在现实主义的
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帝国的都城，不论是咸阳还是长安，都是因
为它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而中选；也许在长达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中，帝
国行政的主要目标与秦代基本相同，即不断地巩固、充实和加强这个国家。
但是自从后汉立国起，迁都洛阳之事意味着发生了一种象征性的变化。这时
帝国政府宣称，它的行政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选择新都是出于意识
形态的而不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早就把洛阳与周王室视为一
① 藤田至善：《后汉书语汇集成》，3 卷 （京都，1960—1962）。
① 西嵨定生：《秦汉帝国》，第2 卷 《中国历史》（东京，1974）；大庭脩：《秦汉帝国的威容》，第2
卷 《图说中国历史》（东京，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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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后汉，周代诸王作为行为的楷模而被人仿效，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视为
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采用。
大约在后汉开始之前50年，帝国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变化。从那时起，
这些宗教信仰至今尊奉的某些不同的神，而且奉行的是新的祭祀方式。在公
元2世纪以前尚找不到佛教的信徒；道教团体的徒众和有组织的礼拜仪式快
到那个世纪之末才出现。在此期间，那些积极寻求长生之道的善男信女已经
发展了新的观念，或者充实了古代神话的内容，并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取
得这种极乐结果的新手段上。一种新的宇宙观已被接受；更精确的计算和更
先进的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天文知识的水平，使制订精确程度更高的颛顼历成
为可能。
政府对教育和学术的赞助使人们对文字记载有更加明显的尊重和对宣传
孔子及其弟子倡导的伦理理想有更强烈的愿望。已经出现了钦定标准著作的
观念，但各有各的正统解释。这些后来称之为经籍的书与孔子的学说有密切
的关系；它们都由于是神圣的典籍和用作行使世俗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权威的
源泉而受到尊重。同时，孔子的格言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力量。
在秦和前汉早期的时代，奉命装饰坟墓并为它们提供有象征意义的陈设的艺
术家们从远在孔子和帝国时期之前的丰富神话学中取得灵感。到了汉代末
期，这类艺术创作的重点已经转到表现儒家伦理价值的方面；它也反映了一
个成熟的、有等级意识的社会——它的各种等级建立在儒家学说所定的几种
区分之上——对于思想文化的要求。
这种社会区分和意识在秦帝国建立之前还不存在。它部分地来自儒家的
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设计，即共同体的成员必须结合在一起为其统治者效劳，
每个人则各按自己的能力和名分行事。由于帝国政府迫切需要充实日益扩大
的文官队伍和使担任文官的人引以为荣，社会的区分又日益加深。这样，再
加上政府机构的发展，又出现了在级别和官俸上大有区别的职业官僚阶级。
同时，汉末基于财富和地产的社会区分尖锐化的结果达到了秦始皇开国时不
能预见的程度。始终没有以巨大热情和决心去进行的限制占有土地面积的初
步尝试未能阻止大家族的成长，它们的力量来自其不动产、随从和经济资源。
到公元2世纪，这些家族日益增强的独立性以预示汉朝崩溃的那种方式，影
响着政治的团结和帝王权威的继续存在。
汉代政府采用了旨在协调帝国生产活动和控制其资源消耗的一系列经济
措施；这类措施包括政府垄断铸币和盐铁的开采，以及稳定物价和组织分配
大宗物品的尝试。约在公元前90年引进的新农业技术可能已与铁质工具的扩
大使用结合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量。人口逐步向南方的迁移
特别在东汉时期开始取得势头，并且改变了帝国的经济面貌。黄河改道产生
了进一步的长期经济影响；这次改道在公元11年破坏了中国东部，并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和死亡。
在秦汉时期，中国与邻近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在基本上与建立秦、汉帝国的同时，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的崛起加剧了利害
关系的冲突，和睦的关系不能长期地维持下去。随着以中国第一座长城形式
出现的秦朝的防御措施之后，几乎经过了一个世纪汉帝国才采取了主动的军
事行动，以期消除来自草原的对安全的威胁。在其余的时期中，中国与其北
方邻居的关系，时而爆发战争，时而试图迁就和妥协；然而汉帝国的版图大
为扩大，在西北和东北建立了新的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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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向西北的深入扩张，汉朝与横亘于西部绿洲的形形色色的小国建立
了关系；这些小国能够向开始往返于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商队供应或拒绝提
供所需要的水和住地。此外，汉朝的势力范围也正在西南和东南扩大，那里
的土著人口由地方部落组成，他们不象匈奴那样对汉朝的利益构成潜在的威
胁。到汉末，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虽然更多地来自东北而不是西北或西部，但
是后者对中国官员、移民或军队的敌意依然存在。的确，最后将是西北人长
驱直入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并把晋朝赶到南方另立新都 （公元317年）。
在此期间，随着公众生活中宗教、知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以及对
外关系的这些发展，帝国政府不断地加强它对其人民施加更大的控制和影响
的能力。官员人数的增加，使得更有效地征税和征用法定的劳役成为可能；
在新设立的边陲各郡建立汉朝的行政管理，对边区各民族产生了更大的影
响。这种行政建立在一套复杂的成文法典基础上。从秦帝国的最早时期起，
而且确实在统一前的秦国起，法典化的法律已经详细规定了应该怎样处理某
几类行为和应该怎样惩处各种罪行，而且这些法律似乎是被严格执行的。几
乎没有理由认为，汉朝的司法当局不象其前朝那样急于在其国土上实施法
律，也不能认为那些法律不象秦朝的法律那样全面，或者明显地没有那样严
酷。
除了出现高度有效和组织完善的文官政府外，至迟到公元前100年帝国
的军队已经发展了自己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在其余的时期也保持了这种水
平，虽然程度也许有所不同。
但是，还不可能确定帝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稳定和安全，或者这些情
况是如何因时因地而异。关于党派斗争、盗匪活动和起义的发生的次数，正
史的材料是无容置疑的。在边疆地区，居民的生活特别容易受到在帝国权力
范围外出没无常的那些人的破坏和攻击。然而城市定居和安全的生活条件使
得文学、知识和艺术的发展以及科技新事物的应用成为可能。瘟疫、饥荒或
旱涝灾害不时困扰着黎民百姓。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能够对此采取适当的救
济措施，我们从史籍中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杰出的成就，但不知道进行这
类大规模救济工作的有效程度如何。我们尚不清楚，秦汉两个帝国在多大程
度上能比它们以前或以后的地方割据的王国维持更舒适的生活条件或者对人
民施加更沉重的负担。汉朝扩大的和成熟的文官政府是否给中国人民提供更
安全和繁荣的生活，或者作为一种压迫工具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问题现在
也无任何答案。我们也不知道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
巨大的帝国的成员并为之自豪，或者对帝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牺牲或负担感
到不满。
在秦汉统治的4个半世纪中，帝国政策的主要内容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
化。巩固让位于扩张，随之而来的又是收缩。随着后汉的中兴，帝国力量的
重振同样导致了在中亚的又一次武力炫耀；但在汉朝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央
政府在迅速地丧失它所控制的官员的效忠；随着自信心的丧失和地方分裂形
势的发展，王朝力量和凝聚力正在迅速衰退。
从一开始，政府制度已经包括了旨在阻止任何个人或政治家无限制地行
使权力的手段。因此，各种职责常常分给两名旗鼓相当的高级文官；中央政
府内设两个财政机构；有时几个将领共同拥有军事远征的指挥权——这样有
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这类预防措施不能成功地确保王朝的稳定，或者排除威胁刘氏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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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存在的严重危机时刻的来临。没有出现颠覆危险的年代是很少有的，只
有很少几个秦皇汉帝能够完成他们的统治而没有面临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的某
种重大阴谋或争吵。但是，在这些动乱和不稳定的时代中出现了中国政治思
想中具有长远意义的关于君主概念的重大变化。秦王政通过在战场上击败其
对手，崛起而成为第一个皇帝；他行使的权力是以武力为基础。当汉朝的末
代皇帝让位于魏王时，人们普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权威上苍的委
托。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完全在实践上，中国皇帝的君权的基础从此表现为
神明的委托而不是物质的成就。
这些宗教仪式、知识面貌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重大发展是不断积累的过
程的结果。但是使它们取得力量的关键性的成形的决定是在公元前30年至公
元20年这半个世纪作出的。正是在王朝虚弱和发生内战的那些年中，汉朝传
给以后王朝的永久性的遗产形成了。那种遗产常常被假定为以儒家的理想为
特点，而那些理想则已被视为防止暴动、叛逆或行使非法权力的中流砥柱。
在这方面，人们也可以看出，汉代的结构——的确还有许多后世的政府——
追根溯源应深深地感谢被指责为残暴和专制的秦代的模式和实践；从后汉
起，许多朝代追求或主张的理想却最早被王莽所采用，而他一直被痛斥为篡
位者。对传统加给秦朝政府和王莽的这种非难，应根据它 （他）对后世历史
的影响进行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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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序言
帝号
一般地说，皇帝以他们的谥号相称。这些惯用的名号之被选用，是使已
故的君主具有理想化的形象。有一个例子，更始帝的名号用来指他采用的年
号。
官衔的译名
本书编者极力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翻译官衔。大部分的英文汉代史著作
使用的译名是从德效骞关于 《汉书》的开创性的译作演变而成，其后又经德
①
克雷斯皮尼博士编成便览。但是，这些译名决不是理想的。它们既没有前后
一致地表示汉代文官制度内部的等级，也没有说明某个官职的主要职责。有
些译名是从欧洲社会借用的，其含意与中国的制度不同 （例如grandee或
internumcio等名词）；其他的译名则是试图把中国的官衔按字面直译而成，
对西方读者来说，它们或是显得拙劣，或是会引起误解，偶尔还会流于陈腐。
毕汉斯教授近期关于汉代文官制的专著第一次充分地论述了汉代的官僚
②
政治，他以这个命名学作为基础，并在原来的表中系统地增补了大量译名。
他的有充分文献根据的专著试图详细地论述各官署的历史、它们的相互关系
以及供职官员的职责，对专家来说是一部有帮助的必备工具书。
但是，本卷是为一般读者而不是为中国学家写的，打算自成一套。最重
要的要求是使读者得到关于秦、汉帝国运行情况的一个合乎实际的印象。据
此编者认为，以往出版的著作所使用的许多用词不适用于这个目的，于是另
外采用了一套代用词。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深知正在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
做到的任务，这就是要调和许多各不相同的、有时是互相冲突的目标。可是
他们感到必须尽力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对西方读者来说，象御史大夫和州牧
等名词，译成imperial counsellor和regional missioner将比grandee
secretary和shepherd更为贴切。他们力求尽可能保持译名的精确性，而且
使用的英文译名要具有直接的意义，而不会使人感到古怪，或者引起读者不
适当的联想。
在试图达到全书前后一致时，编者所面临的是一种两难的处境。中国的
官衔没有系统性，所以不可能总是用同一个英文译名来表示同一个中国的名
词而同时又指出级别或关系的实质。此外，由于前汉和后汉官署的职能有了
变化而又没有改变它们的名称，有时对前汉和后汉所用的同一个中国名称宁
可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少数官衔的名称变了，但它在官僚
等级制中的职能或地位未变。在这种情况下，就使用同一个英译名 （例如，
奉常和太常都译成superintendent of ceremonial；大农林和大司农都译成
superintendent of agriculture）。
技术名词
① 雷夫·德克雷斯皮尼：《西汉的官衔》（堪培拉，1967）。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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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书的有些作者在表达时的习惯用法，我们编者在某些名词的使用
方面并不硬求完全统一。因此，有的作者把“五行”译成Five Elements，
有的作者则译成Five Phases。我们认为应该不予更动，这样每位作者可以
使用他或她认为能更确切地表达原来概念的思想的一个名词。
日期
①
以常用的方式按照仿佛已经传入的西方历法中相应的日期来换算日期。
在有些情况下，精确地提供这些日期是可能和可取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前汉，主要的史料只记录到月份。由于秦、汉使用的历法是颛顼历，
中国年份中的月与西方阳历的月不能完全一致。中国的年份与西方的年份也
不能完全相符。由于中国年以何时为岁首所引起的变化，这种情况就进一步
复杂化了。例如，在公元前105年之前，阴历十月被视为一年之始；从此以
后（除了公元9至23年），把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结果，读者应
该意识到，乍一看在前汉的第一个世纪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反常现象；例如
某一年1至9月的事件实际上在所记载的10至12月的事件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