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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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
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
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179年曾经让一位朝
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
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188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
②
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
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
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
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
者。
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
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193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
③
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
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
①
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不管
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
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停止呼吸时，
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80英里处。
叛乱与战争
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
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
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
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
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3、338—340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5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
第141 页；以及本书第8 章《文官的征募》中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七五，第2431 页；《后汉书》卷八二下，第2734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57 页；《后汉书》卷九，第368 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 页以下。关于第
一次这样的任命，见《后汉书》卷七二，第232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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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幽州，杀略吏民。“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这特别是
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
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177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
③
他们。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
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
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
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
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公元50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
④
在长城里面。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
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
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177年帮忙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
人。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
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
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
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虽然
①
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羌人
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
汉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
公元185年和187年）。
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请皇帝放弃整个战乱
地区，但在公元189年3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
②
强赢得了一次胜利。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
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30年后才把他赶走。
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
“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178至181年，战争
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
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③
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
年、186年和187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
①
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
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
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
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
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
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
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
② 《后汉纪》卷二三，第5 叶（第271 页）。此一说法不见于《后汉书》内。
③ 《后汉书》卷八，第339 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64 页。
④ 见本书第3 章《边境和邻邦》；以及第6 章《匈奴》的有关部分。
① 见下面第6 章《羌族》。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0、352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8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40、345 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2、352、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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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汉朝会掌权吗？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
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
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凯觎
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
③
所及。”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
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
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
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
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着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
着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
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
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尽。相反地，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建立以后，
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
教叛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宗教叛乱”是我们对“妖贼”一词的译法，此字初见于中国史书是在
①
公元132年。它的直译应为“有法术的叛乱者”，但从我们仅有的一点资料
看，它实际上是意味着“利用象征和奇迹来支持其事业的叛乱者”。那些象
征和奇迹究竟所指何事，历史学家从来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乱者究以何种
名义起事，我们却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妖贼”所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皇
帝：其人绝非汉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改朝
换代。这一点在公元144年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那时洛阳的王位继承
问题是被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年）公开地操纵的。梁冀毒死了一个汉
帝，又另立了一个汉帝，即桓帝。或许是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在公元 145
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乱皇帝，而且在公元147、148、150、154、165、166、172、
187和188年又有九人称帝，通常他们都有很多支持者。②
我们还知道有几件心怀反侧的大阴谋——它们分别发生在公元147年、
161年、178年和188年。从这些叛乱皇帝的头衔看，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时
代的创建者，或看做是一个宇宙…宗教过程的完成者。我们看到有两个黄帝：
一个是在公元145年，一个是在148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自称黄帝
的叛乱者认为，以红色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为过去，而一个新的世纪，即尚
③
黄色的土德之治已经到来。公元145年我们见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许是要建
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们发现在公元154年有一位“太初皇帝”；
165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年有一位“太上皇”：172年有一位“阳明
皇帝” （其意似为“太阳之光的皇帝”）。
② 关于这些理论及其意义，见上面第3 章《王莽的崛起》中有关的部分。关于孔子的这个引喻，见《后汉
书》卷三十下，第1067 页；以及张朝孙（音）：《白虎通》（莱顿，1949，1952）卷1，第113、115—117
页。
③ 《后汉书》卷74 上，第2375 页 （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60 页）。
① 《后汉书》卷六，第260 页。
② 关于桓帝即位的问题，见本书上面第3 章《光武帝死后的朋党》。关于那些自己称帝的人，见《后汉书》
卷七，第277、279、291、293、296、300、316 页；《后汉书》卷八，第334、354，356 页。
③ 见本章《王朝与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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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后一位皇帝的叛乱是灵帝时期的第一起“妖贼”之乱。我们不知
道这些叛乱者有何理论；我们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时间来镇压这次暴发户式
的对手。可是，宗教很难用武器根除，而正在这个时期当这次叛乱爆发于中
国南方的时候（公元172—175年），一个医生之家却在华北以奇迹治病给当
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告诉人们，疾病是罪恶之果，因而人们如果
忏悔了罪过，就会恢复健康。这个治病教派的领袖人物名叫张角 （死于公元
184年）；在他活动的某些时间中他主张应由他及身取代汉室。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把追随者组成一个一个单位，鼓动他们相信
可以期望一个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将到来。他预言：“岁在甲子，天下大
吉”，因此他在公元184年起事，按照传统的算法，那一年就是这个甲子开
①
始之年。这种阴谋并无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年，大司徒已经给皇帝
上书，明言有某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驱散张角的徒众，
因为不然的话，他们是会闹事的。可是，这封奏疏写后不久就遇上皇宫后宫
失火，司徒免职以消弭上天愤怒之象，此事就被搁置了起来。②
张角能够实行他的计划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年4月3日——于这
日在各地同时首事。刚在起义的前一天，张角的一名追随者因为怕事而向皇
帝泄漏了机密及其细节。当皇帝下令作进一步调查时，张角认为他已不能等
到约定之日再起事了。①
当朝廷的调查牵涉到了成百计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张角教义的宫廷卫士
在内）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惊动；但当传来的消息说叛乱已同时在不下于
16个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东和东北一带的时候，这才真正使人们大吃
一惊。这就是黄巾叛乱。各郡的政府军纷纷败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汉宗室
诸王被绑架，许多帝国官员则自逃生路去了。
颇为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叛乱究竟是在何时爆发的。我们只知道它
必定爆发于公元184年3月的某日，因为朝廷的第一次反应是记在184年4
月1日。皇后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年）名副其实地被封为大将军。
②
皇宫的卫队和常备军都暂归何进节制，“以镇京师”在畿辅地方，第一道防
线设在京师之南，置八关都尉官以防守战略要地。最后，朝廷选派三名官员
下乡讨伐，其一往北，余二人往南。
对于这几个战役，我们知之甚详。可是，这里只要说明黄巾是在公元185
年2月被击败就够了。但是，朝廷并未长期得到这次胜利的好处。在两个月
时间内，黄巾运动像下蛋那样又接二连三地复制了新叛乱，虽然这些叛乱不
一定就是以黄巾教义为基础。有些叛乱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
③
波”等），有些叛乱径称自己为黄巾。最后，对于朝廷来说，叛乱的浪潮一
浪接着一浪而使自己疲于奔命，黑山叛军被任命当了地方官，准许他们可以
推荐人员担任官吏。当弄清楚了仅仅这还不够时，朝廷便派了一个军阀统带
① 《后汉书》卷七一，第2299 页。这一段话讲的是“大吉”，即指新的一轮甲子。《资治通鉴》卷五八，
第1864 页则用了“太平”二字；这也见于《三国志·魏书》卷八），第264 页注1。关于“大平”的概念
及其意义，见安娜·K·塞德尔：《初期道教救世主义至善统治者的形象》，载《宗教史》，9 ∶2 — 3（1969—1970），
第217 页以下；以及下面第16 章《汉末的民间道教》的有关部分。
① 《后汉书》卷七一，第23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