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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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建立在班勇安排的基础之上的。①
在上面征引的范晔所作的总结中，人们注意到了在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
间关系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首先，礼物和贡品是安排交换的重要考虑。
每一次汉朝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带着皇帝的礼物——通常包括黄金与丝绸—
—给诸国。在其他时候，这些礼物也可由都护或戊己校尉分配。反过来，诸
国应派遣使节前往汉朝宫廷呈献“土产”作为贡品。例如于阗的玉，费尔干
②
纳的马和葡萄酒，都是在当时贡纳名目之列的。
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
不是它的实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
托辞。例如，罽宾政权从来没有和汉朝的贡纳体系发生关系，但它经常派遣
使节带着“贡品”前往中国。正如成帝统治时（公元前33—前17年）一个
官员指出的那样，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罽宾人既非官员，也不是贵族，而
② 《后汉书》卷二，第120 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0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4 页；《后汉书》
卷八九，第2949 页。
③ 《后汉书》卷三，第135 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3 页。
① 《后汉书》卷六，第257—258 页；《后汉书》卷四七，第1571 页以下；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
页。
② 关于中国人发现葡萄以及葡萄园种植中的最初试验，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985 页 （何四维：《中国
在中亚》，第136 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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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国家粟特（康居）也坚持参加汉
朝的贡纳体制。根据都护的报告，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
这样遥远的国家 （说是距长安12300里，超过5000公里或3225英里）寻求
参与该体制，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②
人质是贡纳体制的一个标准的特点，它成为汉与西域之间的一个重要政
治环节。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220年该王朝结束为止大批人质王子从贡纳
诸国送到汉朝。象他们的匈奴的人质一样，来自西域的人质也被安置在首都。
在汉代，外国人质和他们自己的随从加在一起的数量必然是很大的，朝廷不
得不建造专门的住所接纳他们。例如，公元94年，在洛阳提供了专门的“蛮
③
夷邸”，那里居住着来自西域的人，推测起来应是质子。他们通常服从中国
的法律和刑罚。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接受中国的教育，叶尔羌的一个国
王在元帝统治时（公元前49—前33年）曾作为人质王子在长安度过他的幼
年。他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引进了若干汉朝的制度
④
到自己的国家。因为所有的人质王子都可能是王位的继承者，很可能汉朝有
意识地作出努力，以加强他们中间亲汉的情绪。在整个这个时期，汉朝始终
坚定不移地寻求机会，支持它的质子们在其本土得到政权。
汉朝为了操纵纳贡国首领们而喜爱玩弄的另一个策略是赠与官方的称
号。一般说来，每个纳贡国的首领被封为“侯”，他的主要辅佐者称为“相”、
①
“将”，或“都尉”。此外，诸如“且渠”和“当户”，这些地区性的称号
也得到汉朝的官方承认。一旦授与一个称号，不管它是汉朝的或当地的，领
受者将得到官印和绶带。
前汉末期，授予西方纳贡国首领们的这类称号多达376个。后汉继续这
样做而且加以扩大。应该提到的是，几枚汉朝官印新近在新疆发现，诸如一
枚可能是“当户”的铜印，和一枚盖有中文“鄯善都尉”的印的木牍（佉卢
文）。尽管大多数属国官员是本地人，但有证据表明，汉朝朝廷偶而也指定
中国人充当此类职务。例如，在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年），我们发
现一位名叫秦牧的中国人充当拘弥王的主簿，另一位刘平国在龟兹国据有左
将军之职。②
汉的称号决不仅仅是荣誉的职位；每一种称号意味着某种职能。因为无
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上，所有由汉朝任命的纳贡国的官员们都是在西域都
护监督之下的，后者的责任是监督前者正确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例如，在都
③
护韩宣 （前48—46年）的请求下，一些乌孙官员作为他们的国王大昆弥 的
特殊辅佐者而被授予印章和敕书。然而，在数十年以后，当他们未能阻止暗
① 见杜钦提出的意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8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08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3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27 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 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 页。
① 关于这些匈奴称号，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 页；何四维：
《中国在中亚》，第84 页注81、第197 页注712。
② 孟池： 《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文物》，1975。7，图版8 （4 ），
第28 页。见伊漱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第75—80 页。
③ 昆弥是昆莫的一种替代形式，见以上注441 页①。这时乌孙已被大小昆弥所分，两者都是汉的附庸 （何
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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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大昆弥继任者时，他们又被收回了全部印章和绶带（前11年）。 ④
后汉时期继续推行相同的办法。公元153年以后的某个时候，当土鲁番
地区的一位汉朝支持的国王证明没有能力维持秩序时，戊校尉阎详夺取了他
①
的官印和绶带并把他们授予另一位地方首领。由于汉朝官员的称号赋予它的
持有者以某种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在汉朝衰亡以后纳贡国仍长期重视它。
晚至383年，当吕光平定了龟兹时，许多西域国家归附了他，上交了他们保
存很好的汉朝节传以表示对中国的忠诚。吕光因此向苻坚朝廷建议，向他们
颁发新的节传。②
移民的增长
正如范晔所指出，屯田对于支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来说起了关键的
③
作用。汉朝很早就开始发展这种移民。据 《后汉书》说：
自贰师将军伐大苑之后，……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
外国者。
自从张骞在公元前115年左右前往乌孙以来，汉朝经常派遣大型外交使
团前往西域，一年常有5至10次或者更多；即使最小的使团也集中有一百人，
④
大的商队则由数百人组成。食物供应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定居
在孤立的绿洲地区各小国经常抱怨汉朝加在他们头上的因要求它们为使节提
供食物和其他服务而造成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批屯
田安排在轮台和渠犁（二地都在龟兹以东，沿天山南麓）。
当汉朝随后在西方的扩张要求中国军队长期存在于该地区时，食物供应
的需要大大增加了。如果要供养军队，汉朝就必须扩大它的移民体制。昭帝
统治时期 （公元前87—前74年），朝廷采纳了桑弘羊以前提出的应扩大轮
台屯田的建议。杅弥（于阗东北）的人质王子被指定为移民官并被派去实施
①
该计划。宣帝时（公元前74—前49年），在郑吉管辖下的渠犁屯田士兵即
增至1500人。那里生产的粮食用来支持进攻此时在匈奴控制之下的土鲁番的
远征。有趣的是，汉朝兵力至少两次被迫推迟到秋收以后才发起他们的进攻。
郑吉立即在该国肥沃土地上建立移民地。由于强烈地感觉到土鲁番作为一种
经济基础对汉朝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匈奴反复试图重新获得该地区，而且
明确地警告汉朝必须撤消它在该处的移民。②
车尔成是汉朝移民得到很好发展的另一个地区。前77年，车尔成王为了
这一目的提供了在他控制之下的一块名叫伊循 （Mirm，米兰）的肥沃土地给
④ 《汉书》卷九六下，第3908 页以下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58—16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31 页。
② 《晋书》卷一二二，第3055 页；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第28
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6 页）。
④ 《史记》卷一二三，第3170 页 （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275 页）。
①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3916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6—174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22 页以下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84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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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虽然建立之初规模不大，仅包括40名屯田士兵，但很快得到扩展并置
于一名都尉管理之下。③
据《水经注》记载，一个名叫索劢的敦煌人，被派遣带着1000士兵前往
伊循发展移民地。在这方面他得到来自车尔成、哈刺沙尔和库车的3000左右
地方士兵的协助。由于有充足的人力归他安排，他开始建造堤防和渠道，使
该地区一条主要河流的流向改道，流入他创立的精心设计的新灌溉网。记载
④
说，正好在三年中，他贮存了多达20000千升的粮食。这一灌溉网的遗迹新
近在米兰 （现在新疆婼羌县境内）发现。在遗址中有水闸和渠道，一条渠道
长2公里。
其他汉代移民遗址在轮台县和沙雅县发现。在轮台有农耕田地的水沟和
道路的遗址；在沙雅有一条灌溉水渠，宽8米，深3米，长度超过100公里，
水渠两边有清晰的古代农田遗迹。这些遗址毫无疑问就是汉代的移民地。此
外，在罗布泊北岸汉代的车尔成遗址中，发现了大约70枚汉代竹简，时间在
公元前49至前8年之间。这些木质文书揭示了很多关于汉代组织以及屯驻在
那里的士兵和他们家庭的生活的情况。①
在后汉王朝时期，屯田仍在西域若干地方保存下来。由于变化了的政治
形势，这些屯田一般来说规模小得多，没有以前年代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
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在哈密。在汉朝击败北匈奴并占有哈密的肥沃土地（公
元73年）以后，在新设的宜禾都尉府的管理下，一个新的移民点立刻建立起
来。公元77年，它的经营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同盟者联合袭击所打断。班超于
公元91年重新征服西域之后，它又再次建立起来。在哈密的最大的发展工程
始于公元119年。当时索班率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在那里耕种土地，但其活
动不幸突然被另一次北匈奴侵略所中止。汉帝国在公元131年为恢复哈密移
民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哈密设立伊吾司马管理其工作，此职很可能存在
了20年以上。但是在公元153年以后，由于汉朝力量的衰落，叛乱一再爆发，
哈密移民地被逐步放弃了。②
在整个后汉时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很不愿意维持与西域诸国的昂贵
的贡纳关系。公元74年和91年两次收复西域的重大努力都是由于北匈奴袭
击西北边境而迫使汉朝政府采取的。从光武帝（公元25—27年）初年起，到
安帝统治（公元106—125年）末，一当西域出现麻烦时，就有人建议“闭玉
①
门”；他们的论点一律以财政困难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为基础。 公元73年重
开西域以后，汉朝于77—90年和107—122年两度从该地区撤退并废除了都
护之职。在107年以后，该职从未重新设置。当班勇终于说服朝廷在公元123
年重新开始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时，该职由长史取代，这是一个“千石”等级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8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91 页以下）。
④ 《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二，第6 叶。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北京，1978），第11—12 页；黄文弼：《罗布诺尔考古
记》（北平，1948）；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7 — 8、130 页注29。关于考古证据的概要，
见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②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2912 页。关于在新疆尼雅汉代遗址发现的一枚刻有“司禾府印”的印，见
《文物》，1957。7，图版8 （之1）。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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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职。这清楚地表明，汉朝的政策是降低它在西域管理机构的等级，大概
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
除了行政管理的费用之外，移民地成为汉朝财政的另一重大负担。在郑
吉任都护（公元前59—前49年）之初，朝廷由于财政的原因已经否决了扩
③
大移民地的建议。按照班勇在公元119年上书中透露，后汉在公元107—122
④
年期间放弃西域是由于对移民地投资的惊人支出而必须实行的。况且，维持
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使汉朝陷入另一种经济负担——对贡纳国的财政援助
——之中。毛轸在119年的建议中简明扼要地提出：⑤
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
这种两难的局面源自汉与西域的关系史。自从公元73年再次开始与西域
的贡纳关系以来，对于汉朝来说，每年的贡纳国正式支出总数为7480万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