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8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显然比华北种谷类的产量少。
淮河北部的条件虽然不适于用水田种稻，但这决不是说从来没有在那里
种过稻。考古调查表明，种稻是龙山文化遗址的特点，而且 《诗经》的确提
②
到过一次稻。汉代华北在灌溉的田地上种稻这一事已从《氾胜之书》和《四
民月令》两书中得到证实。
这两部书中的有关项目，表明了淮河南北种稻方法的不同。《氾胜之书》
的意见是：③
《氾胜之书》曰：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冬至后一
百一十日可种稻，稻地美用种亩四升。始种稻欲湿，湿者缺其畻，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
令水道错。
这里没有提到除草，但可以设想，这是把种子直接播在田里，而不是插秧。
①
在《四民月令》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种稻方法。
崔寔曰：三月可种稉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种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
为了“别种”，只能进行插秧，由此看来，插秧法首先在快到后汉末期
③ 见《周礼·地官·稻人》注，《周礼》第四册，第34 页。
①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1 卷，第110 页以下。
② 张光直：《古代中国的考古学》，第169、181 页。
③ 石声汉：《氾胜之书》，第21 页以下。
① i。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1 卷，第118 页 （11、16、1）引《四民月令》文。ii。石声汉：《四民月
令校注》，第43 页。
… Page 375…
的华北实行，后来才为那时还远为落后的华中所采用。
除去这些简单的描写之外，没有其它关于华北稻田种稻的记载，直到6
②
世纪的《齐民要术》才谈到。它在叙述了淮河南部的水稻收成后，接着说：
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限曲而田者，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
既散液，持木斫平之，内种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灌溉收刈，一如前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播种的方法虽然和淮河南部的完全相同，但水田种稻只
在沿河弯曲处实行，而且等苗长到七、八寸 （16—18。5厘米）高时才移苗。
最后一点显然是华北稻田农业的特色，它表明了这个地区在使用移植法上是
更为进步的。
稻秧移植的真正理由是：能够更精心地培育苗圃中的幼苗；通过分蘖而
使苗增多；主要的田地得以保持肥沃，并在育苗期间可用于种植其他的冬季
作物。但是这些优点在 《齐民要术》中都没有谈到，这暗示移植的目的与上
述的不同，而只是为了便于除草。
此外，北方的播种方法实际上与南方的相同，而南方还没有实行插秧法，
这暗示没有为种稻而专设的苗圃，播种田与插秧田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北
方在6世纪前实行了插秧法，仅仅这个事实不一定表示它事实上优于淮河南
部用的方法；插秧法的应用实际上是北方自然条件限制的结果。
从 《四民月令》的指导中可以看出，华北的插秧法在这时远不及后来的
方法精细。因此在发展稻田耕作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华中而不是种稻的规模很
小的华北。虽然事实上华中实行的“火耕水耨”法一般地被认为落后于华北
的旱田农业，但总的说来，汉代华中的农业生产一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支持
其日益增长的人口。把公元2年的人口调查和公元140年的人口调查作一个
①
比较，就可看出后一时期华中户口的数字多于华北。虽然对这些数字可能有
不同的解释，但看来应该是，户口的增多需要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进展，更
要考虑这个进展是怎么来的。
应劭和郑玄在后汉末所说的“火耕水耨”方法不一定和前汉时代的完全
相同，但是由于其原始性质，两个时期不会大不相同。更引人注意的是，应
劭所说的方法和作于6世纪的《齐民要术》所说的几乎相同，这似乎表示在
前汉和南北朝之间淮河南部的水田种稻技术没有什么进步。只在唐代中叶，
即公元8至9世纪采用的插秧法，才使华中能一年种两次谷物，从而大大增
加了这个地区的农业产量。但是鉴于以下这种情况，很难相信在这个时期以
前农业生产没有任何进步：正是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才使后汉时的长江流
②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1 卷，第111 页 （11、6、1）。
① 在比较这两个人口数字时应记住这一点：公元140 年的人口调查可能是在非正常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是
外族不久前经常入侵蹂躏华北的结果。这些入侵深入内地，以致在公元139 年命令在京畿或在其附近设立
300 防守点（见《后汉书》卷六，第269 页）。关于汉代人口调查数字的解释，见劳榦：《两汉户籍与地
理之关系》，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2 （1935），第179—214 页。该文的英文节本《两汉的人
口和地理》，收于孙任以都和约翰·戴弗朗西思合编的《中国社会史》（华盛顿，1956），第83—101 页。
又见毕汉斯：《公元2—742 时期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 （1947），第125—163
页。还有《汉代的中兴》第3 卷，载 《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 （1967），第11、第140 页以下。毕
汉斯认为西北人口的减少是由于匈奴和羌的入侵。又见本书第3 章《边境和邻邦》。
… Page 376…
域能够开发，才使江南的三国和南北朝的政府能够存在。
“火耕水耨”方法对水的需求，必须依靠水利来供给。在华北发展起来
和为旱田着想的灌溉工程一般要求在河的上流筑水坝，并从那里开一条渠。
更往南的习惯是在小溪谷末端筑一道水坝，在它后边形成一个陂，水从陂里
通过一个水闸流出。人们知道，从春秋时代以来淮河流域就有这样的设施，
从前汉末起它的使用越来越多。
这两种水利系统不只在方法上大有不同，而且主持建设的人也不同。开
渠需要大规模地挖凿，只能通过国家事业来进行；而筑陂则不需要这么大的
资源，因此常由地方上的势族来担任。华中地区的开发就是由势族用这种方
法倡导的，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南阳地区用这样的陂灌
溉了他的大片土地。在后汉，很多与此相同的设施是由地方官员建立的，但
总有势族参加。
但是淮河南部农业生产的进步，不是由于什么种稻技术上的大规模革新
（种植继续用“火耕水耨”的老方法），而是从汉代起增加水利工程的建设
而引起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的结果。这样，这个区域的水稻农业逐渐扩展到
这么大的面积，以致到南北朝时，它在农业的重要性方面终于能和北方抗衡
了。
… Page 377…
城市、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城市和商人
战国时代以前的中国城市的典型形式（它确实可以溯源到商代）只是一
个政权的中心，居民都是贵族成员；它一般不具有大量商业活动的特色。但
随着战国时代商业、手工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在战略要地和贸易要道
上出现了新的城市，它除去作为国家首都或地方行政中心之外，还是重要的
商业中心。汉代的大城市就是从战国时代发展而来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地
方：在现在陕西的首都长安；在现在河北的涿、蓟、邯郸；河南的荥阳、宛、
洛阳；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今广州城附近的番禺等。主要的城市都在
华北，这个事实表明了那时的商业大部分限于这个地区，而还没有延伸到长
江中、下游区域。
《汉书》的数字不都是完整的和准确的，它选列了310个县的户口数字。
①
按其大小次序排列，户是从40196到80000，口是从109000到246000。可
能上述地点只是选出内有非常繁华和人口众多之城市的县作为例子。而不是
代表全国的所有城镇，城镇的总数肯定有1500个或更多（至少每个县有一个
镇）。可以推测，某些城市的户口数字比这里举出的要多。例如，洛阳为后
汉首都时的人口总数据估计有50万左右。②
③
本卷的其它地方已对这个城市作了简短的描述。至于前汉，只有一个城
市留下相当多的资料，那就是长安，它建于原来秦的都城咸阳附近，现在西
安市西约10公里处。它始建于高帝七年 （公元前200年），在公元前194
年开始建造城墙，经过大规模扩建，完成于惠帝时期 （公元前195—前 188
年）。公元前192年，征集居住在此城250公里（150英里）范围内的146000
个居民据说用30天的时间加固城墙，又用2万个罪犯不断的劳动来加大这个
工程。公元前190年，145000个居民又被征用30天时间修城，到同年9月
完工。①
完成后的城，据说是长宽各32里18步（13300米），形成一个大约44。5
平方公里（1100英亩）的区域。近年的发掘表明，东面是5940米，南面是
6250米，西面是4550米，北面是5950米，周围总长度实际上达25100米。
它的形状不像后来唐代的城市那么齐整，仅东面是直的，那时城市规划的思
想还不普及，对形状不整齐的解释是，事实上是先筑的宫殿和街道，后筑周
②
围的城墙。城内的准确户数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至少有 8万户，最多达
① 有一些人口数字是根据户数计算出来的，《汉书》中没有。见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112 页以下。
②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城》，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 （1976），第19—20 页。
③ 见上面第3 章《京都》。
① 见《汉书》卷一下，第6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18 页）；《汉书》卷二，第88—90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79—183 页）。
② 这些数字和论断，大部分来自王仲殊在1957—1958 年的研究。对长安城规划的最近研究，见古贺登：《汉
代长安城的建设计划：以与阡陌、县乡制度的关系为中心》，载《东洋史研究》，31：2 （1972），第28—60
页，《汉长安城和阡陌、县乡、亨里制度》（东京，1980）；斯蒂芬·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
报》，64：1 — 3 （1978），第1—46 页。后者是对王仲殊的论断的批评和改正，说明那时世界上最大的有
… Page 378…
16万户。
长安城内分为160个居民区——里，每个里有它自己的墙和门。每个里
由一个低级官吏——里正管理，社会秩序可能是由里内一批有影响的人物—
—父老来维持。除了各个独立的皇宫和行政区，还有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市场
区，即所谓九市。九市之中最重要的是东市和西市，以前认为这两个市场在
长安城内，而其他七个在城外，但近来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两个
③
主要市场包括了其他七个市场。这种城市内的一切贸易都在官方指定的市场
内进行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唐末。
典型的市场是一块方形地，每一边大约367米，分成若干条长巷，商店
沿巷林立。商人被组织在同一个地点进行同一种货物的交易；到唐代为止，
这种情况形成了商业的联合体——行，但不清楚汉代的市场是否如此。每个
市场有一个两层楼的建筑，顶上设有一旗一鼓，这是管理市场的官方机构。
前汉时期长安市场的监督制度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官员包括一名市长和
①
一名副手；但后汉时期管理洛阳市场 的市长的工作人员由36名不同名称的
官员组成，他们的职务是维持秩序和征收商业税。他们还根据每月的物价调
查制定每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和批准买卖双方的契约。
政府生产的多余货物如昆明池的鱼，也由这些官员出售，并且必须在武
②
帝的平准制度下出售，因此引起与民争利的责难。这些官员的最重要职责是
征收商业税，税收进入少府而不入国库，用于朝廷的支出。长安征收的商业
税总额不得而知，但前汉时期临淄的商业税年达黄金千斤或铜钱百万。③
汉代的所有市场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营业，这种控制大大缩小了城市的
经济作用。政府的控制也延伸到商人身上，这一时期的商人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在城市市场商店里的坐贾，一是流动于城市之间和到外国的行商。前者
只拥有少量的资本，而且必须向官方登记和交纳商业税；后者一般更富有，
不一定都登记为商人。这些大规模的经营者靠投机和囤积发了大财，并常与
势族和官员合作。《史记》和《汉书》的《货殖传》中的大多数人物就属于
这一类型。④
那些登记作商人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并经常受到各种处罚。例如，
在公元前97年武帝时期，在征集从军远征的所谓“七科谪”的人时，最后四
类人是：登记的商人、过去曾登记为商人的人、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人和祖
①
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人。这种对商人地位的限制自战国时代以来就存在，其
理由已如上述。在汉初的高祖时期 （公元前206—前195年），发布过一道
禁止商人穿丝绸衣服和骑马的法令；他们必须交纳重税，他们的子孙不许作
墙城市长安，是按方格的体系布局的，每一格500 步（690 米）。城区估计为33。5 平方公里（8200 英亩），
长安是由160 个里和4 个大小不同的宫殿禁区组成的。见上面第2 章，地图4。
③ 见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制概况》，收于西嵨定生编：《奈良、平安的都城和长安》（东京，1983）。
① 关于洛阳的城市，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58—59 页。
② 详见下文。
③ 见《汉书》卷三八，第2000 页。这些可疑的完整数字是用以作为专门抗辩的一部分，所以只能看作是一
种浮夸的说明，而不表示精确的价值。应该记住的是，对关于临淄居民有10 万户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