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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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的祖先没有得到学术或文学成就的名声使他不能获得这种成就。王充
在回答中辩论道，真正的卓越人物是靠个人，而不是以出身名门的身份出现
①
的。但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依靠在洛阳书肆上
阅读书本的办法，解决了他家里没有书本的问题）。②
③
王充的《论衡》有三篇论述儒生和文吏的相对价值的问题。在桓谭的体
系中，确定荣誉的是道德品质和知识才能；官阶只是相应的伴随物。可是根
据王充的说法，大多数人只尊重官员的地位；他们称赞有能力、但读书不多
《后汉书》卷五三，第1746—1750 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294—1295 页；《风俗通义》卷三，第8
页；卷五，第10、11 页；卷四，第11 页。
① 《后汉书》卷二七，第930—931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1477 页。
① 《论衡》三十（《自纪篇》），第1196 页以下。 （福克：《论衡》第1 卷，第80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九，第1629 页。
③ 《论衡》十二（《程材篇》、《量知篇》和《谢短篇》），第535—577 页（福克：《论衡》第2 卷，第
56—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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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吏，瞧不起没有做官的儒生，认为他们没有经验和不中用。王充关于典
型官吏的描绘显然是讽刺性的：④
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
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
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
在王充看来，受过圣教薰陶的人应该比这样的官员受到更多的尊重。
四、五十年后，王符同样愤愤不平。虽然这些道德家经常称赞贫穷而正
直的学者，但是王符认为缺乏钱财妨碍地位的提高。他指出了对于贫困的普
遍偏见和人们把他们一切行为误解为损人利己的方式：如果他们不来访问，
便认为他们傲慢；如果他们来了好几次，人们便以为他们是来讨一顿饭吃的。
他也抨击了当时所有人渴望公职而需要与有钱有势的人物建立良好关系的现
象；他抱怨说，这种情形的结果是，正直的学者过退隐生活，狡猾之徒则由
①
于他们的关系网而赢得了对他们成就的巨大褒奖。 王符在另一篇短论中写
道：“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在他看来，这是不能容忍
的：②
论若必以族，是丹宜禅而舜宜诛。……人之善恶，不必世族。
表17 《后汉书》中臣民列传的家庭背景
因政治活动而闻名的人物 因文学成就或笃行
而闻名的人物官员的儿子或孙子 88（35％） 13（11％）
名门望族 48（19％） 18（15％）
社会地位低下或贫困者 9（4％） 12（10％）
无纪录可查者 107（42％） 77（64％）
社会变动性
从 《后汉书》中可以看出，王充和王符关于希望上升到取得全国权力与
功名的人物面临种种困难的怨言有许多可信之处。正史使人感觉到大多数获
得功名的人出身于在地方上已定居数代之久的名门望族，许多家庭已经有人
为官。如表17所表明，在252位正式立传（或者因政治成就闻名而集体立传）
的人物中，1/3以上是官员的儿子或孙子。除此以外，总人数中几乎有1/5
出身于这样或那样地被描写为显赫的名门，通常所用的词汇如：“郡县大姓”，
或“世代为官”的名门。
在大多数其他传记中，没有记载人物背景；只在少数场合，个别人物似
乎出身于社会地位显然低下的家庭，或者出身于非常贫苦的家庭，以致必须
干活才能求学。甚至在120篇因学识、品德、文学才华或独到的思想而被称
④ 《论衡》十二（《程材篇》），第547 页 （福克：《论衡》第2 卷，第65 卷）。
① 《潜夫论》八（《交际篇》），第335、337 页以下。
② 《潜夫论》一（《论荣篇》），第34—35 页。关于丹，见高本汉：《书经》，载《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22 （1950），第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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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的人物的简短笃行传中，只有5篇似乎是上升到社会上层的真实范例。 ①
在这批人中和在政治上活跃的集团中，其他一些人物被描写为穷人，特别是
贫穷的孤儿，但这种贫穷常常只意味着他们必须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必须
替别人干活，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证实了他的非凡的决心。
《后汉书》描写了异常长期地处于显赫地位或社会地位异常迅速上升的
少数实例。吴汉（死于公元44年）出身于贫苦家庭，在县里的下级职位上开
始其政治生涯，但是在王莽统治末期，他受到了重视，升任掌管军事的高级
职务和享有显贵称号。第五伦（盛年期40—85年），后汉一位非常受尊敬的
富有资历的政治家，出身于前汉非常显赫的家庭，这个家庭在汉朝初年被迫
迁往长安，作为削弱其权力的一种方法。他最亲近的亲属似乎并不显眼，他
因组织抵抗一次暴乱而开始受到官方重视，此后，他当了一名县吏。当他觉
得一事无成时，他弃官经商。后来他在长安当官，从此发迹。②
尽管有这些例外情况，但是不能指望出身比较低微的人在其一生中能够
爬上高级职位。公元1世纪末，虞经（他在故乡郡县任狱吏达60年）希望他
的子孙升任重要高位，这被认为是离奇的奢望。据报导，虞经说于定国的父
亲是县里一名书佐，他却擢升为丞相，因此虞经自己的子孙可以升任大臣高
位。这个故事可能载入 《后汉书》，因为虞经的孙子虞诩确实擢升到掌管尚
书之职。③
长期显赫的实例在历史上多得很。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应劭（约死于公元
204年）出生于已经有六代人为尊贵官员的名门。羊续 （公元142—189年）
的七代祖先中有太守、大臣或都尉。贡禹（盛年期165年）家族在七代人中
①
产生了53位大臣和太守、7位侯爵。 此外，在后汉时期，门第似乎被公认
为担任某些职务的法律根据。从公元86至196年这110年中，在三公中起码
有一位是羊家或袁家成员的时期有46年。在较低的水平上，在整个后汉期
间，一个因有法律专家而闻名的家族（颍川郭家）产生了七名廷尉和其他许
多法官。②
《后汉书》也揭示出，如王符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想要在社会上和政
治上崛起的强烈愿望是那些已经可能侧身于最高社会和政治集团的人们的共
同现象。保存了关于一些人的轶话，他们经过了漫长的路程才获得了孝顺或
谨守陈规的名声，为的是要取得“孝廉”的美名和侧身于正规的文职机关。
那种熟谙大人物的生活，但对于功名仍然感到淡漠的罕见的人物，被人们敬
畏地几乎视之为超人。
地方精英
后汉王朝的上层阶级被限定包括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绅
士，他们至少受过起码的教育，他们熟悉行为规矩。在社会学上，这个上层
阶级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他们活动的地域为根据。某些家族世世代代产生郡
① 原书缺注。——译者
② 《后汉书》卷十八，第675 页以下；《后汉书》卷四一，第1395—1403 页。
③ 《后汉书》卷五八，第1865 页。于定国生活于公元前1 世纪中叶；《后汉书》卷七一，第3041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1614 页；《后汉书》卷三一，第1109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23 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六，第1543—15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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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下级官吏；某些家族世世代代产生省级官吏；另外一些家族世世代代活
跃于京城和在中央政府任职。但是，这些活动等级之间的区分并不严格，那
些有才华或有野心的人物很容易越过这些界限。
但是给地方精英——仅仅活跃于郡县等级的上层阶级中的那一部分人—
—作出适当的描述是困难的，因为使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地方
权力结构与地方精英非常之少。所以，大量后汉史料对于这类人只提供了非
常不完全的看法。地方实力派人物引起了那些面向中央的人们的注意，通常
是因为他们滥用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干扰太守或县令收税或维护秩序的工
作。尽管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地方精英是唯一重要的行使权力的人物，但
是关于这些人物在他们村社中所起的作用则说得很少。
幸而保存下来的后汉数百件石刻铭文，提供了关于地方社会的比较详细
的看法。这些铭文是为地方而书写的，为的是把对于特殊团体、村社或家族
①
的有意义的事件或功绩记录下来。其中有许多是县绅为了纪念调任别处的卓
越的县令或者是为了纪念寺庙或桥梁的建筑而书写的。这些县级碑铭中有11
件刻着发起人名单。例如，为纪念酸枣县令刘熊 （公元2世纪）而立的石碑
刻有一长串捐献者名单，按照这个次序排列：4名退隐的正规官员，32名退
隐的州郡级官员，25名县级官员（这位县令以前的下级官员），15名荣誉县
级官员，55名赋闲绅士和43名门生。②
如同别的名单一样，这个名单上的县里工程的捐献者大多数是在职或退
隐的下级职员和“赋闲绅士”。虽然几乎没有一人因身为地方绅士或下级官
吏的功绩而有资格在 《后汉书》立传，但是某些著名人物有喜欢这种生活的
亲属。马援（后汉第一代著名将领）的从弟喜欢这种绅士的简朴生活；他“但
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
公元2世纪后期，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和两位元老的侄儿宁愿超脱于京城政界
之外，分别选择了隐居的乡绅、学者和郡治下级官员的生活。③
从铭文看出，许多人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当地方绅士或下级官员而感到自
豪，渴望关于他们成就和功绩的纪录能够保存下来。不过，他们也遵守内部
等级制度。在大多数碑铭中，下级官员不仅使自己与他们上面的正式官员以
及他们下面的赋闲绅士区别开来，而且把他们自己分成两个等级，在太守或
刺吏下面供职的那些人为一级，在县令下面供职的那些人为一级。这种区别
看来很重要。郡里的下级官员处于直通中央政府的阶梯的最低一级上；县里
的下级官员没有这种地位。
在《后汉书》中立传的许多人以及其墓志铭保存下来的大部分人都是作
为郡里的下级官员开始发迹的。铭文往往列举了依次担任的所有职务。例如，
武荣 （约死于公元168年）在完成学业以后，在省里当书佐；然后他在郡里
任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和担任功曹的守从事，最后在36岁时被举荐为
①
“孝廉”。此外，在同一家族中，某些人可能顶多不过高升到郡里或州里的
下级官员，而其他人则可能成为正式官员。
下级县吏常常从下层社会选拔。碑铭没有提供那些在县里的下级职位上
① 埃伯里：《后汉石刻碑文》。
② 《隶释》卷五，第15—23 页。
③ 《后汉书》卷二四，第838 页；《后汉书》卷四五，第1525—1527 页。
① 《隶释》卷十二，第7 —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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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 （或公认任职）的人们然后擢升到较高职位的例子；也没有在郡里当下
级官吏或正式官吏的人们承认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是下级县吏的例子。 《后汉
书》在叙述这样一些实例时，通常也包括一些不常见的情况。下级县吏擢升
的最平常的原因是在他管辖的地区遭到进攻时他显示出军事才能。大多数这
样的例子发生在这个王朝的初年或末年，当时战事频繁，非常需要有能力的
官员。
如果军事才能不是一种因素，个人的抱负则起显著的作用。一个适当的
例子是著名学者郑玄（127—200年），他年轻时曾任下级县吏。在他父亲眼
里，这个职务是非常合适的，而认为郑玄对于学业的爱好是不足取的。但是
他父亲的反对未能阻止郑玄在学术上的抱负，他终于放弃这个职务，到京城
②
继续求学。因此，如果从地方精英（而不是像王符和王充那样的文人）的角
度来观察社会地位的变动，决定性的步骤是到县外去发迹。对于想一生留在
家乡的人来说，县里的职位是令人满意的；对于想侧身较高集团的人来说，
最好是到郡里觅求一个下级职务，或者甚至到京城去完成学业和碰上重要人
物。
我们的全部史料显示出亲属关系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如上所述，
《后汉书》提到了郡县大姓或名门。以慷慨行为和受人尊敬而闻名的人物反
复被描述为给他们本地亲属赠送财物。但是，通常从《后汉书》看不出是不
是地方上的整个亲属集团都属于地方精英，或者他们只有少数人是精英，其
他人则是普通平民。石刻显示出，在许多场合大批同姓或同宗人积极参加县
里事务。在关于钟姓亲属修缮神话中的贤明尧帝及其母亲庙宇的工作的两份
记录中发现了最明显的例证。①
城阳钟家无人在 《后汉书》立传，但是在公元2世纪中叶，钟家有一位
退隐大臣，他组织钟家的“贫富”亲属参加这些事业。进行捐献的有4名正
规官员、6名州级和郡级下级官员、19名下级县吏和一名青年。因此，钟家
可能有许多贫穷亲属，他们只能捐献劳动力，但是至少有29名成年男人拥有
某种官员身份；不过其中2/3是县级官员，他们在县里可能是靠勤勉获得职
位。
民用铭文很少详细说明人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但是，往往有那么多同姓
人，以致能够合理地推断出某种亲属关系。例如，在作为对一位被调职县令
表示敬意于公元186年建立的碑刻发起人而列举的41人中，
